加缪是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哲学随笔 《西西弗的神话》和小说《局外人》中,《局外人》酝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反映了加缪对二战时期的人们的生存状况的深刻思考 。全书可以分为三大情节：为母亲送葬、海边杀人、审判。在这三个情节之中嵌入其他事件，作为完整事件的补充。从小说的整体来看，这三个事件相互确证，为母亲送葬时的冷漠表现使默尔索在他人看来具有一颗冷漠的心，因为一颗冷漠的心所以在海边进行有预谋的杀人也不足为奇，而正是由于默尔索这样一个冷漠的存在以及他杀人的行为，所以要对他判处死刑。这样的推理逻辑清晰明显，但却与真实相差甚远，默尔索并非一个冷漠无情之人，也并非先要害人，因此这种情节设置反而构成了一种讽刺和荒谬的效果。

一、情节设置
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中，在母亲去世和海边杀人之间穿插几个事件，这几个事件构成了默尔索的“罪证”。首先是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天，便和玛丽上床，去看滑稽电影。因为雷蒙的请求，所以为他写下了报复的信件。去海边参加聚会成为默尔索生活的转折点，默尔索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将阿拉伯人杀死的举动将他自己送入监狱之中。海边杀人之前的情节出现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当中，将默尔索在进监狱之前发生的事情以一种不涉及任何因果关系的纯粹的时间顺序进行叙述，为法官将这些没有任何关联的事件进行毫无逻辑的串联埋下伏笔。在第二部分中，在审判这一情节之前，又加入了预审法官用十字架让默尔索进行忏悔反被默尔索拒绝的情节。在审判之后，神甫出场。神甫和默尔索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更加激烈地表现了默尔索享受世俗生活的理念，这两个情节显示了默尔索对来世生活完全没有任何的期待，而只是享受当下的世俗生活，这也从侧面揭示了默尔索淡然性格形成的原因。
同时，这些情节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默尔索的观念进行揭示。为母亲送葬展现了默尔索对家庭伦理的道德的淡然。因为没有为母亲的逝去流泪，甚至没有感到难过，被周围的人攻击为一个在精神上弑母的人。和玛丽的交往体现了默尔索在男女两性交往时的无所谓的态度，和玛丽交往时，无论是玛丽问他是否爱她还是结婚的问题，默尔索的回答都是直接而真实的，我不爱你，结不结婚都可以。海边杀人是对默尔索社会道德的质问。而与宗教相关联的两次对话，则是默尔索反对信仰上帝、享受世俗生活观念的反映。这些事件的设置，将默尔索放到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关系的圈子当中，通过描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默尔索在各个事件当中的反应，来展现荒谬的产生。

二、反因果连接
情节的组织原则指序列组合为情节的规律，包括承续原则和理念原则，其中承续原则包括时间连接、因果连接和空间连接，反因果连接是因果连接的一种变体，它主要表现为因果关系的淡化和歪曲。《局外人》中，对于默尔索杀人的原因，在小说中并没有体现，即使默尔索自己的解释“因为太阳”也不足以支撑。歪曲默尔索杀人的因果联系，从而使整个事件的起因变得并不明晰，增强事件发生的偶然性。
最初预审法官与默尔索的单独交谈时，试图让默尔索在上帝面前忏悔以此来解释默尔索这种反常的行为，结果被默尔索坚决地拒绝。预审法官的做法是试图越过日常的推理而直接用宗教来解释默尔索的行为。在审判的过程，将作为罪犯的默尔索从法庭中隔离，审判的原因不是因为默尔索直接杀了人，而是从他对母亲去世的冷漠的表现开始，串联起一系列不相干的事件，从而将他的杀人描绘成一系列有预谋的行为，以此作为他有罪的理由。这个判刑理由的推理过程也是违背因果联系的。因为无法解释默尔索的开枪行为，于是就从先前的事件中，捏造出一个起因，作为判刑的理由。这种在情节安排上的反因果的连接，对默尔索杀人原因的隐藏，从而引出一系列对杀人原因探究的情节，使更多的矛盾冲突显现在小说之中，通过说明人的行动的荒谬，从而也揭示了荒谬的主题。

三、被动模式
《局外人》中的多个事件的发生与默尔索的主观意识并没有关系，最后在法官口中却成为默尔索的“有意为之”，这些事件的发生与默尔索的情感或行动发生对立和隔膜。在以伪道德为制高点的法庭和社会与真实而又无力反抗的默尔索之间构成了一种反讽效果。
“某一方面，摩尔索特卷入这些事情的方式，却显示一种典型的被动模式。在每一个情形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偶然发生的而不是预先策划的，而且摩尔索特使用一种对他来说无需反抗的方式来回应这一切的。” [2]在小说的开端，默尔索去为母亲守夜时，母亲的逝世仪式被院长安排为母亲生前从未提到过的宗教仪式举行，默尔索被迫与一群养老院的老人一起为母亲守夜，在默尔索眼中，老人的形象已经发生变形，他看到所有的年老的女人都有令人惊奇的肚子，而男人几乎都很瘦，他们的眼睛里带着浑浊的光，在他们眼里，眼前的这个死者与他们而言好像并没有什么意义。他们来为默尔索太太守夜是服从养老院的习惯，而不是出于他们本人的意愿，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被某种已有的道德习惯所捆绑，为了维持自己的表面道德，不得已参加。默尔索对母亲的冷漠引起了老人的注意，而这种冷漠成为默尔索的罪证。
在为母亲送葬之后，偶然遇到玛丽，玛丽提议去看费尔南德的电影，而这个由玛丽提出来的看滑稽电影的建议又成为默尔索的另外一个罪证。这种被迫参与在替雷蒙写信和去海边这两件事情中体现的更加明显。雷蒙想给情妇写信羞辱她，所以请默尔索代笔，默尔索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情拒绝他，所以就答应了，这件偶然的事情又成为默尔索有预谋的罪证。两次去海边都不是出于默尔索自主的意愿，第一次去海边是因为马松想去海边，结果碰到了前来报复的阿拉伯人。第二次是因为默尔索纯粹不想和两位妇女周旋，所以独自一人去了海边，连他自己都解释不清为什么之后要向阿拉伯人连开四枪，而法官将其强行解释为思考很久之后的决定。即使一切都是偶然所发生的事情，法官也绝不相信，因为对法官来说“在这个事件中，偶然性对人类良知的毁坏已经很多了。” [1] “与其说这显示了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奈和渺小，不如说我们看到了世界的虚无和生存的荒诞。个体不论采取何种立场，似乎都无法避免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陷阱，都难以摆脱生存的种种不确定性”[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