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的复杂与复杂后的贫乏
——评方方小说新作《万箭穿心》
中篇小说《万箭穿心》发表于《北京文学》2007年5第期上。它最大的成功在于塑造出了一个性格鲜明复杂的人物形象：李宝莉。方方竭力避免平面化、简单化地看待人物，力求揭示人物的复杂、人性的复杂，挖掘出作为一个人的全部的丰富性。
文章一共19节。前7节的李宝莉泼辣能干、孝顺父母，在小家庭中要求绝对的权威。面对丈夫马学武因经济、地位的改变带来的些微言语上的反抗，“居家过日子一直打胜仗”的李宝莉毫不留情地给予秋风扫落叶般的打击，直至丈夫被逼自杀。粗糙强悍、不会抚摸他人细致心灵的李宝莉只让人感觉到：恨。从第8章起到文末，李宝莉的性格有了极大反差。她一改前文中的强悍霸道，开始“忍”字当头，过起了挑扁担卖血养儿奉老的舍己人生。方方对李宝莉在生活重压面前充满韧性的隐忍进行了浓墨重彩的精雕细刻。人物的可怜让读者为之动情落泪。
从家庭的暴君到家庭的奴隶，李宝莉的前后反差为什么这么大？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合乎人物的性格逻辑吗？难道是赎罪感让她如此吗？不错，人物的内疚负罪感在文本中时有流露。但这仅是其中的部分原因，并非全部。对丈夫的死，李宝莉并不完全内疚，虽有时也有一丝恐惧。李宝莉的一句内心独白更见玄机：“马学武，我害了你，你也害了我。我们扯平了。……让你晓得，你背叛我，你不该，你跳江，你不值。我李宝莉要响当当地做给你看。不管是这辈子还是下辈子，看你再到哪里去找像我这样的人。”在李宝莉眼中，马学武死得不值死得活该，二人之间的彼此伤害是一种“扯平”的关系。李宝莉对生活的辛苦担当也是以赌气的方式，展开同死人的较量——拒绝内疚。其实，人物的前“进”后“退”可以从人物的深层次性格得着合理化的解释。李宝莉的性格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刚硬。这刚硬的性格带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李宝莉的脑海里从始至终都有“顶梁柱”意识。前文中，她对丈夫的怀疑源于丈夫经济的提高，自己作用的下降，是对自己“无用”的质疑。丈夫死后，老弱幼雏，李宝莉感到责任感使命感，觉得别人都得依靠她，离了她似乎就不能活。所以李宝莉在辛苦中能面对亲人的仇视冷漠一忍再忍，并陶醉于“响当当地做”——“我能”的成功地证明自我的感觉。这种想当然的英雄情结极具个人本位主义，有一种“自大”意识在内。它让李宝莉成为一个颇具男人气质的女人。李宝莉以自我为中心，把家庭看成了施展自己能力的领地。这种性格是一种存活性格，在艰苦的环境中，无论往哪一扔都会活下来，有担当一切给人依靠的能力（马学武早期对李宝莉追求的潜意识中不乏这样的因子）。但在平和的日子里，这种性格因失去了用武之地反而具有了负面杀伤效应。于是李宝莉在自己性格制造的苦难中成为无情无义的精神孤独者。这个孤独者为自己也不了解的自身性格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她依然执着，大步地向前迈，不后悔，不犹豫，铁骨铮铮，让人别样伤感。“万箭穿心”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李宝莉为满足自己性格中的潜欲望，不惜践踏了别人的尊严，而这又直接导致了自己尊严的丧失。##end##
方方成功地塑造了李宝莉“恁是无情也动人”的人物形象，成功的激起读者复杂的情感评价。这正是方方所要的。为此，方方煞费苦心，斧凿之迹时露。
首先，文章的篇幅被刻意拉大。行文前7节故事发育已然完整，有头有尾，戛然而止未尝不可。但读者对李宝莉的评价是单一的，只有厌恶感。为了纠正读者对李宝莉印象的偏颇，凸显人性的复杂，方方从第8节始用了12个小节刻意详述其挣钱养家的辛苦，做扁担的苦乐伤痛，甚至还插上她仗义执言打抱不平的故事。这些让人不仅看到李宝莉可恨的一面，也让人看到可爱的一面。但12个小节实在太长了，读来又不胜厌倦之感，失于琐碎。（这种琐碎在方方此前的文本《出门寻死》中又更明显的表现。这是新写实小说整体的局限之一，也是方方在后期作品中的一大失着。）
其次，为了写出李宝莉性格（包括主导性格与非主导性格）魅力的一面，作者特意安排了万小景和建建两个人物。万小景与李宝莉从小玩到大，二人性格极不相合。万小景看不上李宝莉的“苕”，却又为她的“苕”所吸引，所以二人成了棒打不散的朋友。万小景的存在正是李宝莉性格魅力的体现。建建本是万小景介绍给李宝莉的男友，也是万小景的干哥哥。后来进了监狱，与李宝莉无缘错过。马学武死后，李宝莉为生计虑，去汉正街做了扁担。这时，建建出场了，不仅戏剧般地向李宝莉告白了自己的无罪，且显示了替人顶罪得50万以救母亲肠癌手术之急的孝子品质。出狱后富起来形象逐步高大起来的建建以痴情王子的姿态来搭救落难的昔日公主。李宝莉很倔强，没答应建建，为家庭牺牲了自己的情感渴望。作者通过李宝莉对一个一直不想错过她追求她的“富”“好”男人的拒绝，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或许她的舍己只是一厢情愿，别人领受却并不领情，但她奉献的决绝让人动容！
再次，为了衬出李宝莉“无情也动人”的形象，作者挖掘了“善良人的残忍”与之相对。小宝的奶奶爷爷，在文中是作为长辈出场的。文本对小宝奶奶爷爷的脾气秉性并未做过多刻画。作者巧妙地利用了“长辈”这个概念的含混性和伦理性，似乎做了“长辈”的人都是善良的，“长辈”无论如何行事都应当给予尊重。（李宝莉也是这样认为的，从李宝莉离去时遗留的书信中对公婆的不计前嫌即可看出。）正是这样的“好人”也有他的“可恶”之处。方方挖掘了“好人”中“坏人”的一面。当这对老人在儿子家闯了祸，被儿媳骂，孤独无助地跑到车站呆到半宿时，我们会把满腔同情交付这对老人。当儿子死了时，老人所有的怨恨化成了仇恨，从经济上盘剥儿媳，从精神上离间小宝跟母亲的关系，对李宝莉进行毁灭性的打击。文章后半部分彻底地颠覆了前半部分由李宝莉的跋扈带给读者的单纯的否定性批判，让人鞠一把辛酸泪，成功地激起了否定性评判中的复杂性。
方方动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打造了李宝莉复杂鲜明的形象。但文章的成功之处也是文章的失败之处。李宝莉的成功刻画是以牺牲小宝、小宝的奶奶爷爷等人物的人格的复杂性，全部的丰富性为代价的。在这儿仅仅评析小宝一人便可看出。小宝是李宝莉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是李宝莉一把血一把汗供他读书成人的。即便李宝莉真是无可饶恕的，但他已足够第报复了母亲：榨干了母亲的血汗，褫夺了母亲的青春，践踏了母亲浓浓的爱，在她老去之后，拿走了她的房子，让她带着一根扁担孤独流浪。他没有一丝内疚？他没有一毫亲情？那毕竟是不可割断的血缘啊！方方笔下的小宝没有丝毫温情的流露。这种不近情理的冷酷，由有悖于人性的复杂。方方没有让这个人物复杂起来，或许只是为了李宝莉形象塑造的需要而刻意忽略了这些，所以只写了单纯的仇恨和善良人可怖的欺压。或许方方想在文本最终把小宝在李宝莉遗书中的位置与李宝莉在马学武遗书中的位置形成形成一种无意识惩罚的置换，显示某种悲剧轮回的深刻性。但小宝这个人物毕竟处理得苍白了。一样的失误同样发生在小宝奶奶爷爷的形象塑造中。
所以我们不无遗憾地说，李宝莉这个人物的塑造有刻意打造的生硬。为塑造出她的复杂性，作者或铺陈或烘托或对比，甚至不惜以文笔的拖沓，牺牲其他人物心灵刻画的复杂性为代价。文章的繁琐铺陈和对其他人物的简化处理，目的直指李宝莉的人物塑造。当作者把人物形象的复杂塑造作为文本的最终目的时，文本除了人物不能再给读者提供什么，成了另一种模式的深度削平。文本失去了厚重感，其价值也就到此为止了。作者无法通过文本提供给读者更深刻的人生见解。我们在“人性复杂”这个平面化了的“深度”中，见到的只是一个人物，找不到作者对这个人物及其所生存的世界的独特的个人理解。
从1999年《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一文发表后，方方的作品呈现出新的特点：她突破以往对“生态群落”、“生态群体”的“面的展览”（横式画卷），将目光收回，集中开掘“点的深刻”（纵式画卷）——对个体人生及深层心理层面深刻的关注；她的文字放弃了作为一个知识精英在前期作品中的诉求，更加世俗化。《万箭穿心》中方方“镜子式”地展现了李宝莉（作为个体的“点”出现）十几年的人生历程和心理路程。人物行动与心理刻画密切结合，一个个生活的繁琐细节芝麻粒样充斥全文。新写实小说本身对“零度写作”的追求就悬置了创作主体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判断，现在文本对世俗的愈发亲近，更让作者与生活同步，作家的描摹与人物生命形式同构，与人物性格的勾勒同构。平视视角的采用让作者沉浸其中，却不能穿越自己所描摹的人物，出乎其外。艺术审视距离的缺乏造成文章审美韵味的丧失。叙述视角的无距离，使文章成了展开的画卷，画卷本身成了目的，失去了画卷背后昭示的内容。
关于这种写作视角的采用，方方曾说：“我就觉得我比较能够替人物设身处地，我在写这个人物时，我的心在下面，是和他在一起的。我觉得你写一个人物，你要是居高临下地写，很可笑的。”①的确，对生活采取居高临下的俯视，会架空生活架空作品；但如果过分投入作品，混淆文学与生活的界限，对世俗现实采用“认同”姿态从事创作，更多地承认既有生活，致力于提供原汁原味的生活，共时历地的看取人生，不再寻找理想，就会把读者的理解力逼到死角。写人物是应“贴近人物来写”，但并不意味着作者与人物站在同一思想水平高度上。否则那是对读者智慧的嘲弄。而且文学不等于生活本身，它要达到比生活更新的艺术境界才能成为好小说。这点上方方早期的作品要好得多。相较于《桃花灿烂》、《风景》等作品，《万箭穿心》的文本世界狭小了，文本所能打开的世界的深度、广度、丰富度减小了。
《桃花灿烂》蕴含着作者对爱情的独特理解。当爱情难以指向婚姻时，爱情常会剥离与婚姻的粘连，以超越常规的性交合，展示情爱的神圣与无敌，同时解构了婚姻的意义。但解构之后呢？在经历了短暂的欣喜之后，爱情又会像星子的反应一样陷入迷茫与困惑：这究竟是些什么呢？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实对爱情又进行了反解构。爱情的超越性与现实的约束性形成悖论，表达着爱情两难的尴尬境地。《风景》中，方方将黑色人生放在被作者置于幕后的大的社会背景中展示，对造成人性异化的、有缺陷的生活环境，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批判的背后暗含着作者对真正生活的理解。正因为对社会的批判指向，方方对人物更倾向于同情。《万箭穿心》中，在李宝莉身上，方方延续了这种同情，却丧失了批判性。《万箭穿心》中只有展示，对世俗生活生动的，细腻的，无可奈何的展示，看不到作者对笔下人物、世界的批判性理解。方方以中篇小说的篇幅阐释的“人性复杂”不过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概念，更缺乏对这一问题的类似《桃花灿烂》中自我的独特理解。方方正是因为缺少了对生活、人物自己的评判见解，体现了“个体化理解”（吴炫语）的贫困。
总之，《万箭穿心》少了《桃花灿烂》里优雅浪漫的理想气息，少了《风景》中的批判精神和哲理蕴藏。《万箭穿心》失去了艺术的轻盈，灵魂的升腾改为世俗的降落。其实这与方方选材的世俗化无关，只与个人对世俗的处理方式有关，与个人对这个人物及其背后的世界有无独特的理解有关。一个作家要在文本中建立自己的世界，摆脱“个体化理解”的贫困，既应尊重世俗，又要不满足于世俗，应以自己对世界的基本理解，改造评价世俗现实。在亲近世俗的同时，形成对世俗的穿越。如果没有形成对这个世俗世界与众不同的理解，写作就变成依附性写作，而非独创性写作。②《万箭穿心》就是依附性写作。文本中除了对人性复杂的逻辑认同，无他。展现多于批判，认同多于穿越。《万箭穿心》的出现意味着新写实小说的进一步式微。
注释：
① 王尧:《在汉语中出生入死——关于汉语写作的高端访谈》,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页.
② 吴炫:《中国当代作家批判》,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