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神的女祭司——从尼采美学看海达·高布乐

易卜生的戏剧作品《海达·高布乐》中的女主人公海达，自问世至今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该剧首演之时，是19世纪和20世纪更迭之际，女权主义的呼声还只是空气中的一丝颤动，人们惯于接受的仍是舞台上逆来顺受、随时准备为家庭牺牲自我的女性形象。娜拉掼门而去的余音的还在人们心中作梗，海达的出现更让人大惊失色：她是魔鬼！

当时几乎所有对海达的评论都是负面的、否定的。早期的评论家说海达是“没有人性的女人，一个野人——残暴而令人无法容忍。”更多的评论则是围绕着海达的行为是否有充分的动机展开的。有人说海达缺乏动机，是易卜生戏剧写作中的一个败笔，海达是“没有足够的理由就堕落为杀人犯的恶人”；其他人认为这是易卜生刻意留下的空白，如爱德华·道顿说海达“来自虚空，走向虚空”，安德里阿斯-萨勒梅则认为海达“完全没有动机，只暴露出贫瘠的灵魂和无生命的冰冷”。[1] 虽理由各不相同，但大家都认为海达唆使乐务博格自杀随后又自杀的动机是不够充分的。我认为，海达的行为大都可以用尼采美学理论中的酒神精神加以解释。其实，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海达存在于每个女性、甚至每个人的生命中，是人本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感性，任性，随性，放纵情绪，对资产阶级伦理道德准则嗤之以鼻，对传统社会的行为方式置之不理，可以说是尼采美学中酒神精神的代言人。

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美学理论的基石，它们分别象征着制造幻觉的强迫性冲动和情绪的放纵。而这两者中又以酒神精神为重，因为制造幻觉的冲动始终停留在表面，有悖形而上学探本溯源的本意。对尼采来说，在这个“上帝死了”的世界里，日神和酒神是作为新的救世主出现的，他们的使命是用艺术来拯救人生。为了生存，我们需要用艺术的“谎言”去掩盖某些可怕的真理，这正是艺术的“形而上的美化目的”。 [2] 因此，尼采主张将本体世界艺术化，用审美的眼光来看本无意义的世界永恒生成变化过程。世界不断创造又毁掉个体生命，乃是“意志在其永远洋溢的快乐中借以自娱的一种审美游戏”，我们不妨把世界看作“酒神的宇宙艺术家”或“世界原始艺术家”。[3] 这样，现实的苦难就化作了审美的快乐。尼采认为，如此达到的对人的肯定才是最高的肯定，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和毁灭。个体虽毁灭，却借此获得了与世界本体融为一体的最高欢乐。从人生的悲剧性中获得审美快感，这也正是酒神精神的要义。换言之，在尼采为人类重构的世界里，理性和上帝已成为往日云烟，纯粹审美价值才是评价人生的唯一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海达可以说是个内心执著于“审美人生”的人物形象。正是因为海达评判人生的价值标准是审美价值，而不是道德价值或其它价值标准，人们才对她的行为动机大惑不解。##end##

尼采指出，人生的审美评价是与人生的宗教、道德评价及科学评价根本对立的。在《悲剧的诞生》中，他宣告“我们今日称作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终有一天要带到公正的法官酒神面前。”[4] 因此，审美的人生态度是非道德、非伦理的。生命本身是非道德的，万物都属于永恒生成着的自然之“全”，本无善恶可言。基督教视生命本能为罪恶，结果造成人的罪恶感和自我压抑。审美的人生要摆脱这种罪恶感，跳出善恶之外，享受心灵的自由和生命的欢乐。在《海达·高布乐》中，海达的人生态度明显是有别于其他人物的，她不愿受资产阶级道德观的约束，而是实践着她自己的审美标准。故事开篇，在海达尚未出场之前，朱黎阿姑姑、女佣柏特和泰斯曼之间的对话就显示出“他们在一起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们的思想方式相同，有着相同的生活态度。对海达来说，他们代表了一种外在的、对立的力量，完全不同于她的本质的自我”。[5] 而海达与这种力量的对抗是超越常规的对错善恶评判标准的。丈夫泰斯曼迂腐庸俗，拘泥于成规，老处女朱黎阿姑姑完全没有自我，“除了给你（泰斯曼）出力帮忙，在这世界上我还有什么别的乐趣？”[6] 海达不认同这个家庭，为了表示自己的反感，她故意把朱黎阿姑姑的帽子错认作是女佣的，使她感到尴尬而离开海达的家。泰斯曼万分激动地将他的旧拖鞋拿给海达看时，海达冷淡而直率地表示这同自己并无关系。甚至长期卧床的吕纳姑姑去世时，海达没有虚伪地前去表示哀悼，而是坦言相告：“不，不，别叫我去。我不愿意看见病人和死人。我厌恶一切丑恶的东西。”（175）朱黎阿姑姑坚持亲自把亲人死去的消息当面告诉海达，表面上是重视海达在家庭中的地位，实则表现出她所代表的伦理道德标准和海达的审美人生标准之间的冲突。

审美人生是非道德的，但与生命欲望是分不开的。自康德以来，美被认为是“无为而为的静观”，是“形象的直觉”，美感的态度应该是不涉及利害关系的。[7] 尼采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美是强烈欲求之所系，主张“美在哪里？在我须全意志意欲的地方；在我愿意爱和死，使意象不只保持为意象的地方。爱和死：永远在一起。求爱的意志：这也就是甘愿赴死。”[8] 海达对生命和爱的态度，并不是“无生命的冰冷”， 而是象第二幕中海达和乐务博格首次重逢时的对话表现出来的，他们的情意是“真有点美，真有点迷人，真有点大胆”，海达是一个“想偷看一个新世界”的“年轻女孩子”。（159）可见，海达对于生命的真谛和自由是有着炙热的欲望和追求的，只是她的生命力和爱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适合的爱人和家庭来承载、实践它们。易卜生在不止一段的舞台指导中，展现了海达在现实中的焦灼与厌倦，如第一幕泰斯曼送朱黎阿姑姑时，“海达在屋里走来走去，······，象是到了穷途末路的样子。”（119）这时候的海达刚刚结束蜜月旅行回家，一方面知道自己已有身孕，另一方面却看透了自己这桩权益婚姻带来的生活是死水一潭，内心正处于极大的矛盾和失落情绪中。对于这一点，勃拉克推事可谓一语中地：“你心里其实并不真快活——这是根本原因。”（146）但当海达得知旧情人乐务博格返回城里，以及才貌平平的爱尔务斯泰太太与乐务博格之间的特殊关系时，她似乎又扬起了生活的风帆——热情地投身于一场与爱尔务斯泰太太的竞争当中，即看谁对乐务博格更有控制力。这并不单单是出于情欲，也不完全是为了报复，而是在海达潜意识里，过去那个放荡不羁，富于反叛精神的乐务博格才是自由、独立的，是海达审美人生的志同道合者，是对海达的生命欲望和爱的呼应。而在爱尔务斯泰太太所谓的“鼓舞”下，“浪子回头”、循规蹈矩的乐务博格只是灵魂遭扼杀、人云亦云的行尸走肉。如乐务博格自己承认，他发表的引起轰动的书里“没什么值得看的东西”，“本来就是打算要人家称赞，所以书里除了人人可以同意的话，别的一句也没说。”（152）至于那本“关于将来的书”，是否不同凡响本就是个值得怀疑的问题。[9]

海达决心要重塑乐务博格肆情纵意，狂歌酣舞的生命状态。她先是成功地破坏了乐务博格和爱尔务斯泰太太之间的信任，又煽动乐务博格去参加勃拉克推事的酒会，继而想象着乐务博格恢复本真时俨然一幅酒神重获新生的样子：

    海达：晚上十点钟——他会回来。他现在已经在我眼前出现了——头发里插着葡萄叶子——兴高采烈——毫无顾忌——

    爱尔务斯泰太太：喔，但愿他能这样。

    海达：到时候你瞧吧——到那时候他又能管住自己了。到那时候他就永久是个自由人了。（166）

海达所谓的“自由人”当然和爱尔务斯泰太太所理解的不同。海达理想中的人生是，“作一个完全自主的人，能自我控制但没有任何自我压抑”，[10] 她雄心勃勃地要通过乐务博格来实现自己的审美人生，但事与愿违，等来的是令人沮丧的消息：乐务博格不仅丢了书稿，而且重新加入了妓女黛爱娜姑娘的交际圈。“头上插着葡萄叶”的理想虽落空，但当乐务博格表示要“找个结束——越快越好”（185）时，海达再次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在他决定去死的时候，海达看到唯一一条通过这位失落的英雄来挽救他的理想的途径。他必须得为她而死，而不是泰遏（爱尔务斯泰太太），······，她希望她还能激励他漂亮地去死，从而那种自由——即使不能通过他的生命而是他的死来获得的——会让她得到战胜周围环境的胜利”。[11] 而焚烧书稿则是为了“保证完全的胜利”。[12] 但事实证明海达的理想再次落空，枪不是打在乐务博格太阳穴或胸口，而是打在肚子上，而且是否是自杀也值得怀疑。海达在这场竞赛中还是输给了爱尔务斯泰太太。细想来输赢早已成定势，乐务博格就说过：“现在我对于那种生活也不觉得有滋味了。我不想再从头做起。她把我的胆量和勇气都毁灭了。”（184）

海达通过乐务博格来实践审美人生的理想一次次遭到玷污，勃拉克又以乐务博格的死要挟她作自己的情妇，海达近乎走投无路。但海达的悲剧不在于此，每个人在生命中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幻灭的痛苦。海达的悲剧在于缺乏勇气。一方面，她缺乏勇气将理想中的审美标准彻底付诸实践，先抛弃离经叛道的乐务博格嫁给因循守旧的泰斯曼，又怕引起丑闻只得面对勃拉克的要挟。易卜生在他的笔记中写道：“但她（海达）没有勇气。她的想法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仅仅是没有实际效果的梦想。”[13] 另一方面，海达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放弃理想。她也曾想妥协，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如在第四幕中，海达想把怀孕的事告诉泰斯曼。“索性告诉你吧······(不耐烦起来，把话咽住）不说了，不说了。你去问朱黎阿姑姑吧。她不久就会告诉你。”（191）但很快又意识到自己无法违背天性，“这简直要我的命······ 这些事情！”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海达毁掉的书稿使泰斯曼和爱尔务斯泰太太成了志同道合的“伴侣”，自己已成局外人。“求爱的意志，就是甘愿赴死”。手枪是这时的海达的完美写照，激情在胸膛中喷薄激荡，箭在弦上，势在必发。实现理想人生的强烈欲望让海达把自己奉献了在酒神的祭坛之上，以“漂亮”的死亡向世人表白了审美人生的意愿。

海达的死亡使她成为了一位真正的悲剧英雄，因为她的死亡带来的不是悲伤，而是心灵的净化。尼采的“强力意志”强调世界不是一个万物求生存的消极过程，而是万物求生命力扩展的积极过程，是审美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的力度结合。而海达的死亡正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是一种解放，就像她评价乐务博格的死是“有胆量照自己的意志过日子······有魄力撇下生命的宴席”（198）。海达放弃了物质的生命，获得了灵魂的自由。剧本结尾处讽刺的意味很明显，海达打中自己的太阳穴，死在沙发上，众人除了纷乱哭喊，对此毫不理解。勃拉克在椅子里几乎不能动弹，说：“嗳，天呀！想不到她真会干这种事！”（204）这句话在英文剧本中的字面意思是“人们不做这样的事”，也就是说海达不是资产阶级社会“人们”中的一员，这位怀有身孕的年轻女子通过自杀表明她否定成规，“要照自己的意志生活”的坚决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海达的死就是新生，她摆脱了僵死的道德和社会行为规范的桎梏，生命的激情在天地间恣意飞扬，这种激情正是她所有行为背后的动机。“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纵使有恐惧和怜悯之情，我们仍是幸运的生者，不是作为个体，而是和众生一体。”[14]

在易卜生的作品中，《海达·高布乐》通常被归类为象征主义作品，剧中令人费解的神秘力量取代了现实主义剧作中常见的说理成份。这是因为作者意识到现实主义手法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无能为力，而转移目光去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层面。关于海达这个人物所代表的象征意义，评论家们的解释千差万别，但海达所面临问题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易卜生和尼采之间未必有明显的相互影响，他们为之忧心忡忡的人类生存困境却因时代相同而相似。如上文所述，海达超越道德和社会成规，执著于内心本真的渴求和欲望，坚持审美的人生态度，可视为酒神精神的象征。作为文学人物，海达可以选择摆脱社会的局限，通过结束生命来掌控命运，但身处现实生活中的人却不能如此。格尔茨说：“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15]，无论何种文化都有其压抑部分人性的特点，个人的意志有时必须服从集体的利益，否则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发展。海达所代表的酒神精神和她审美人生的理想既是人类本性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又必须以理性和道德为其平衡力量，并以文学艺术活动为其疏导和发泄的途径。毕竟，真、善、美缺了任何一个，真理都将因为不完整而滑向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