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小说的集体主义认知视角嬗变

    在中国，集体主义有过十分辉煌的历史。从儒家群体主义思想数千年的迁延，发展到20世纪对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理念的自觉选择，正说明这一价值理念的强大功效以及在整个人类社会尤其在中国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文化与心理的基础。作为一种核心价值，它浓缩了中国人的人生百义；而作为一种传统精神尺度，它标识了中华民族的人文传统和道德禀赋，尽管其负面效应也是那么显而易见，即：它总是把集体与个人对立起来之后将集体的价值准则放大到极至，而要求个人对这个统一的集体价值理念无条件地服从。
> 一般来说，在一个相对专制封闭的社会形态里，集体主义经常容易成为人们乐于接受的价值观念，因为人们只要泯灭自己融入集体就能在那里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每个人只要忠实于自己在社会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为回报，在受到秩序约束的同时他也就获得了一种归属感，成为秩序（集体）的确定部分，于是，秩序也便会以自己的力量强化着个人的力量使其显得底气十足，继而从中获得优越的快感而不必遭受孤独感与无助感的煎熬。
> 如若把此种模式放之于动物世界之中，集体主义给于其成员的巨大益处则变得愈发清晰。在动物世界里，以一个或多个个体诱发的某种行为模式最终成为众多同类为了相同目标共同行动的群体特征，这对于动物来说，实在是一个太过于复杂的行为模式。但是，人们却惊异地发现：在自然界，集体主义的牛、集体主义的羊、集体主义的鱼的确是一种普遍的存在，这种现象曾令生物学家们大惑不解。实际上答案极为简单，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里，掠食者面对群体的猎物时常常无法聚焦于一个猎物而显得犹豫不决，即使是极为凶猛的狮子也只能耐心地等待某只因体弱而不能以同样的速度朝着同样的方向奔跑的羚羊从集体中脱离。因而，集体主义对于一个弱者来说不失为一种特殊的保护策略，这才使我们人类有幸看到了一些弱势群体在异常凶猛的敌人面前英勇的穿梭与奔跑的壮观场面。奥地利的生物学家康罗·洛伦兹的研究结果给予人类的启迪决不仅仅如此，更深邃之处则在于这个集体愈庞大，对于个体的吸引力也就愈大，个体离群的行为也就愈少愈艰难，那么，由此而派生的群体的盲从性也就愈大。由这幅鲜活生动的自然图景中抽离出的结论不得不令人警醒，集体主义理念是一把双刃剑，它所引发的集体主义的行为既可聚合起个体的力量而使其变得孔武有力，所向无敌，成为特定时期凝聚民心民力的必胜法宝，又可使个体萌生出极其强烈的盲从冲动，为专制统治提供生长的温床。
>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集体主义还是民族危亡时刻或是一个国家重建时代和泛政治化社会里的必然产物。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就正是处于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集体主义遂得以继续大行其道。因为在一个政党从弱小走向强大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新国家的过程中，集体主义因可以聚合起一种可摧枯拉朽的力量而倍受人们由衷的崇拜，人们以为凭借着这种力量便能所向披靡无往不胜。而新中国正是靠着这种激情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从个体走向全民的经济体制大转换，个人被强大的国家意志所遮蔽，进入到一个固定的程序，个人的情感行为观念甚至就连话语也都已被预设好了。这种高度一致化的集体理念在文化大革命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相信人定胜天，相信“集体”的意志和力量，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抵达光辉的彼岸。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典型的泛政治化时代的确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它像一个放大器一样把那个时代的一切弊端都推向了极至以显现其荒谬性，“集体”所标榜的价值与理想具有异乎寻常的力量成为每一个个体的唯一准则，无限压缩私人的欲望空间。如果有人想要稍稍逸出这一准则的轨道，其他人就会群起而攻之，大加挞伐逼人就范，却不必承担什么责任，更不必承受良心的自责。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主义在很多时候会遮蔽个人内心的残忍，为人性恶劣的合法性提供了绝佳的诠释与保护。然而就在人们为一种统一的、外部的价值判断而忠诚献祭的时候，铆足了劲在同一价值理念的规范下去讴歌批判赞成反对的时候，他们却已经背离自己越来越远，背离人性越来越远。所以，对于文化大革命真正的反思不在于权威意志的独断专行破坏了党内原本就很稀缺的民主氛围，而在于是谁为其为所欲为提供了人性的温床。但遗憾的是，这本质意义上的反思一直是我们所听到的最为微弱的声音。
> 值得庆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所发生的一切终于在七十年代末让人们早已习惯的所谓正确立场出现了裂缝，使人们对它的正确性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曾经占据一元性中心地位的集体主义在文学尤其是小说里不可避免地遭到狙击和解构，人的自我开始从“集体”的约束中苏醒。##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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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解构集体主义的力量来自于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的人们对以往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的批判与反思，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充当了急先锋，反思把集体主义价值体系推向至高无上的位置给人们带来的精神肉体的创伤，寻根文学则想以回到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来达到疏离集体理念的目的。
> 卢新华的《伤痕》、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就很真切地表现了主人公竭力想要迎合集体的准则，把自己融入革命的图景里，甚至不惜与“叛徒妈妈”、“地主奶奶”划清界线之后所体味到的痛悔之情。在泛政治化的文革时代，革命的准则全面入侵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就连极具个人色彩的恋爱婚姻亦被纳入到国家社会革命的公共性格之中。《天云山传奇》里的宋薇就是在泯灭了自己的爱之后，听从领导（集体）的安排抛弃了被打成右派的恋人罗群而嫁给了“原则性强，有能力，生活作风严谨”的吴遥的，这桩政治婚姻虽然给她带来了远离流放改造的舒适生活且官运亨通，但轻信盲从却毁了她一生的爱情幸福，只留下无爱的苦涩在内心独自咀嚼。这种控诉在张贤亮的作品里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他笔下的许灵均（《灵与肉》）因为是右派就完全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丧失了自由恋爱的权利，失掉了组建美满家庭的可能。他与李秀芝的结合既不是现代文明的自由恋爱，亦不是听从父母之命的封建包办，而是有如弱小动物在逆境中想要互相慰籍的本能需要。如果说张贤亮此时的控诉还局限于精神的层面去表现他们内心难以言表的苦涩与无奈，那么，在《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则将这一控诉进一步延伸到了生命欲求的生理层面。右派分子章永璘先下大狱又被赶到农场，适逢三年困难时期，因而使他在物质与精神生活方面遭受到了双重“饥饿”的威胁。生活在底层的女人，她们都毫无例外地远离政治（集体）的准则并淡化着这一准则对她们的影响，在此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用米饭、馒头、还有她们的温柔帮助他摆脱了物质匮乏的窘境的同时，还使他找回了做人更确切的说是做男人的感觉。
> 由于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所设立的终极目标的形而下，使得它们总是在始终如一地表现人置身于坏政治下的痛苦与挣扎，渴望注重人的权利与人性的好政治的愿望昭然若揭。历史性巨变使王蒙深深忧虑于革命者因群众运动而导致其本质发生“异化”的现象，《蝴蝶》借用“庄生梦蝶”不知蝴蝶是我抑或我是蝴蝶的典故，建构了一个关于主人公的身份、地位及其与集体关系的政治隐喻。作者极力想传递出一种个人的人生体验和情感诉求，尽管其政治性视角也显而易见。
> 知青题材小说不管是暴露伤痕、反思文革教训、凭吊流逝青春岁月，还是感叹崇尚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那一代青年所表现出积极奋进的精神和理想追求，都比较注意过滤了苦难作多向度的回顾反思，凸现个体意识，探寻个人价值。其中尤以张承志在《北方的河》等小说里所塑造的富有历史感和文化感、从土地和人民中汲取精神养分的知青个体形象，给人以精神鼓舞。虽然表达思想的方式技巧了很多，也很煽情地抒发着人们稔熟的情感，但就其所张扬的精神来说并没有形成重大的突破。人依然是控诉坏政治的有力工具，“我”始终没有走出集体的范畴而成为独立的主体，缺乏一种大胆的质疑精神以喂养起一个强健的自我，而这正是知青小说的致命缺陷。无论他们怎样的激愤、怎样的犀利、怎样的热望，都不能提升其质疑泛政治化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力度与强度，进而达到一种哲学的高度。然而，知青小说整体的局限却并不能遮蔽一个个体超越的非凡意义。
> 囿于自身的局限使得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知青小说都无法像寻根文学那样把批判的指向由外部的政治批判转向内部的文化批判，超越政治反思去追溯我们民族性格孱弱的文化根源，寻求着民族文化续接现代精神意志，重塑民族性格，重新建立自我的可能性。在今天看来，导致寻根文学兴起的原因的确很多，或许是为了《百年孤独》的异军突起般的成功，或许是为了民族文化断裂的续接，或许是为了寻求重塑民族性格的因子，但在其背后隐藏着的更为激扬的冲动却是他们对现存的依然强大的政治价值体系的全面否定，欲要剑出偏锋，以“根”之力来冲决对人们禁锢得太久的束缚。这一文学现象的意义就意味着中国文学由政治盲从而导致的政治天真状态的终结。于是，在他们所建构的新的文学时空里，在他们对生活在过去、生活在边缘的荒原大漠、穷乡僻壤、边陲小镇人们自然自在自由的活法的经典描摹中，以往几十年里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价值观念在一点点崩溃、坍塌。疏离群体话语的意愿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目光越过庸俗社会学所界定的人的好坏美丑而进入到人的自然本质层面，如郑义《老井》中的人们与严酷的自然环境的矛盾已达极致，当打井找水成为他们生存的第一要义的时候也就疏离了政治的樊篱的束缚。还有阿城的“三王”、《便遍地风流》，韩少功的《爸爸爸》，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等就是以大踏步的战略性撤离使中国文学成功地突出了政治理念的重围，为以后文学的发展建立了新的价值理念。整个一部《棋王》说的就是一个异人读异书做异事的故事。那个“何以解忧，唯有下棋”的棋呆子王一生，竟然能够游离于具有巨大向心力的政治旋涡之外，一味地痴迷象棋，在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时候跟一位拣垃圾的“世外高人”学棋艺，插队时又经常请假漫游民间遍访高手，历练棋风。在这世上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下棋。就如同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人们思想一样。在泛政治化的文革时代，王一生始终以个体的执着保持着自己精神的自由与独立。而汪增祺在《大淖纪事》中表现过去时代的那些靠肩膀吃饭的女人与男人们相好的标准既不是父母之命，亦不是媒妁之言，而是“情愿”与否，所以，街里人说这里“风气不好”，作者却说“到底哪里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莫言也以颇为赞赏的笔调描述着“我爷爷”与“我奶奶”的“野合”，情欲饱满不再是坏人的专利标识，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里的金旺，柳青笔下的姚士杰（《创业史》），《芙蓉镇》里的王秋赦、李国香，而成为丰盈人性的自然流泻。原本性就是人性的部分，却被传统的道德文化和革命原则割裂出来成为文学的禁区，由此时所确立的对于性的坦然态度，毫不隐讳地真实表现人性的侧面无疑是对整个社会（集体）的虚伪的大胆否定。
> 最终寻根文学虽因过分地沉迷于古旧的传统而式微，但其从政治文化的重重围困之中成功的“突围”之举却意义非凡，它使政治（集体）化的思想禁锢与规范从此趋于礼崩乐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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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解构集体主义的力量来源于集体主义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念的消解，即由集体主义所界定的生活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以往文学艺术作品中通过塑造某种形象来教育读者如何生活的魅力已经消散，脆弱的审美链条就此断裂，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林道静们朱老忠们的行为模式还有可供人欣赏效法的价值，那么在三十年后人们已无法再把自己想象成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值得模仿的魅力已经贬值，因为他们简单而明晰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再也不能引导并塑造人们的生活，不能解决人们在生活中所面临的更为复杂的困境。因为在这里所呈现的生活是按照一定的价值准则，即主流价值准则而被重新安排的生活，它是远离了真理远离了真实的“一种替代物”，它是国家意志的“替代物”，具有异乎寻常的力量。就是这样的“替代物”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成为文学艺术作品所能够提供给人们的唯一生活，并以取消个人为代价而确立了唯一性的地位，因而，它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和诱导性，让人们认为以往文学所提供的“替代物”就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始终是社会的主体，农民的不断反抗起义就曾构成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重要部分，尤其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建立新国家过程中，中国的农民更是充当了革命主力军的角色，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就以不容质疑的口吻说过：“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因而农民从40年代以后的文学作品中就已经形成了固有的崇高地位，由“五四”时期“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象一跃变成了勤劳善良坚韧忠诚献身，还有对土地的深情眷恋，对革命的向往坚定。如果说从小二黑李有才（赵树理）高干大（欧阳山）郭全海赵玉林（周立波）身上所表现出的新农民的精神特质尚有对文学题材与形象的拓展之功，那麽，到了梁生宝（柳青）萧长春高大泉（浩然）就已变成了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而建构的农民形象的经典范型，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逐渐被浪漫化提纯趋同于一个固定模式的清晰轨迹。但是在张炜的《古船》里，我们却看到了迥异于以往土改积极分子模式的赵柄与四爷爷，从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恶劣的情欲与权势欲的膨胀、酷厉决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自私保守与狭隘所能涵盖的，那是农民在获得政治经济翻身解放的同时人性恶的一次大释放。张炜于一片讨伐声中勇敢地跨越了被集体界定的人物形象的疆界，令人们看到了被革命浪漫主义所遮蔽的另一类生活的真实。
> 80年代中期崛起的先锋小说与新写实小说对集体主义理念有意识的疏离是昭然可见的，那么，军旅文学呢？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者，强烈的使命感经常使军旅文学充满着庄严与神圣的光环。如果说李存葆的热情歌颂尚不能突破集体主义的准则，沿着以往战争文学的模式做惯性运动，在政治时局发生变化之后，难免陷入尴尬的境地。继而在阎连科、徐贵祥、陈怀国的笔下则出现了带着多重的个人欲望与憧憬而走进现代军营的军人形象，于是原本极为单纯的从军的每一个关节处都充满了明争暗斗。务农的焦苦使他们心里知道从军不再是保家卫国，而是应该紧紧抓住的一次对土地成功逃离的机会，借此以求改写自己农民的身份与命运。李文斌就为了一个参军的指标而不惜当“孝子”去给支书的爹哭坟。（《军营里的股民》）而《毛雪》中的“我”则可说是肩负着过于沉重的期望，即全家人的重托：混出个前途来，踏上从军的征程的。徐贵祥很想让他的主人公石平阳（《弹道无痕》）无欲无想地把自己完全交给兵营，按照当兵的规矩当了十三年兵，起早摸黑，舞枪弄炮，夺个旗子，领个奖章，把喜报寄回家就以为自己活得沉甸甸的。但现实却是无论什么理想都无法消灭欲望——他对于自己前途与后路的思虑，石平阳做梦都想着四个兜的军装。当他摸了十三年的火炮要被淘汰时，他这个老炮兵上士也就到了“弹道无痕”地离开军营的时候了。崇高奉献的光环无论再怎样眩目也不能遮蔽石平阳内心的失落的伤痛。
> 如今，人们不再相信只要拥有了集体主义这种单纯而神圣的价值准则，就可包打天下，就可抹去一切内心深处人性的矛盾与挣扎变得无欲无想，心灵宁静而充实。于是，人们开始质疑此种生活的正确性，开始寻找失落的真实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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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我们的社会与文学正是在经历了个人失落的伤痛之后，真实的个人才开始不断成长日渐茁壮，个人的意志、个人的欲望、个人的言说地位日隆，而这才真正是解构集体主义的主导力量。从《万家诉讼》中的何碧秋，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不再臣服于村长的权威，执着地“要个说法”的言说里，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不可遏制的自我的悄然生长。《废都》、《白鹿原》里奔放情欲的描写无疑是个人欲望大解放之后的必然产物。在个人眼光的逼视下，集体主义的理念由中心退居边缘。先锋小说左冲右突，极力以纯粹形式的实验探索强化写个体的复杂心理经验，做个体的发言，而不再是以“人民”的名义抒情，不再把小说攀附在比小说更为强大的造物上藉此获得力量来证明自身。刘索拉《你别无选择》表现音乐学院师生传统价值观的怀疑。而徐星《无主题变奏》“我”离开大学拒绝获取学历，则显示了对公众生活方式的颠覆，肯定个人独立自主的生活态度。寒雪笔下的人物个体体验更纯粹化、西方化，作家将个人的审美理想构建于同周围环境与群体的拒绝之上，而非建立在与群体的联系之上，摒弃了一切矫饰而回到个体的真实。
> 遗憾的是，个人的声音仍然微弱，实际上人们只要稍微仔细审视自我生存的环境之后就会沮丧地发现，个体不过是一个庞大网络中的一个点，卑微而不足为道。加之文学在挣脱坚守多年的“革命认同”，摒弃国家、阶级、人民、组织这些外在于个人的集体主义的经典表达之后就不能不是微弱的。有时不得不借助于新的集体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作家的“私人写作”，虽极力想要展示一个不再是男性话语主导下的女性世界、打破了男权中心的文学格局，构建起一个女性与男性对抗的模式。但在传统的群体话语被消解后，又衍生出了新的群体话语，女性作家在对抗男性世界时，所借助的依然是女性群体的力量，所转述的依然是女性群体的诉求。同时，个人的声音又是强有力的，因为它已经有力到不必为了寻求强悍的庇护而去趋附于某种普遍原则。它可能还会继续承受缺乏习惯意义上的群体话语、崇高意蕴的责难与冷遇，但它终究是在张扬着一种来自个体心灵创造和确立的价值与原则。
> 面对质疑的目光和个人的成长，再喋喋不休“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的自由”的说教，简单地要求人们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已显得不合适宜，苍白无力。如《光荣之旅》里的“集体”就更多地显现出对个人欲望与创造力的制约的巨大惰性，他们看不惯贺援朝的勤于思考独立自尊不平庸不唯众是从，就拿贺援朝的离婚说事儿，在关于副局长的民意测验时不投他的票，尽管大家都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九十年代出现的一批反腐败小说可谓是典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仅是这一“反腐败小说”的命名就已逸出政治（集体）所界定的审美规范很远了。《抉择》之所以引起哄动的原因亦在于它对“集体腐败”罪恶陈述的骇人听闻触目惊心，以期引起人们对早已司空见惯的“集体”的警惕。郭中姚们正是明白了在“集体决策、集体管理、集体运作的借口下，干出任何事情来，都可以不承担责任”的道理，才明目张胆地侵吞国有资产，直至把中阳纺织，一个国家大型骨干企业蛀蚀得只剩一个空壳，还不仅仅是一个空壳，而是亏损近六个亿。吴爱珍在说服丈夫李高成时把这一 “道理” 阐释得更为简短而有力，“越是个人的责任就越有责任，越是集体的责任就越没有责任。”集体的权力不仅毫无节制地膨胀了他们的贪欲，而且使他们有恃无恐。虽然在《抉择》中依然有英雄形象、崇高理想，小说依然不断追问“当国家利益、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同时摆在面前的时候，特别是选则国家利益与党的利益会极大地损害到你的个人利益时，你将做出怎样的选择？”但作品真正的感人之处却不是李高成最后的抉择，因为作为一部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最后的抉择是既定的，你别无选择，而是他在作出这一选择时个人的踌躇、矛盾和人性挣扎心路的裸呈。于是，我们有幸在《抉择》里看到集体主义这一主流价值观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与重挫之后，对自己的价值中枢的调试，不再强求英雄无欲无想，而是以适当的逸出重新获得人们对集体主义的认同。对于理想的陈述，张平则没有超越他浓重的“清官情结”，作品中虽然借人物之口指出了集体腐败的终极根源，“像咱们这个国家，尤其是像现在咱们这样的体制，关键的关键就在于领导身上，没有别的，就因为在这些单位里并没有人能够管了他们。”然而小说最终却依然把终止腐败的希望寄于为官者的个人素质的优良和自我道德的完善上，限制了作品应有的理性高度。比它更早一些的《凤凰琴》则是表现得是几个小人物对偏僻山乡教育的坚守，正是由于他们的坚守，甚至是至死不悔的坚守，才使得偏远山乡的孩子们受到了最起码的教育。但支撑他们固守教育的显然不完全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之光——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渴望转正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虽然愿望卑微却是他们更为坚定而实际的人生目标。小说对他们为获得这一目标时并不太光明磊落的行为的描述是真实的，也是宽容的，给予了最大限度的肯定，个人的欲望与利益不再仅仅是集体利益的牺牲。
> 集体主义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禁忌，借助于日渐强大的个人话语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被逐渐突破。但是集体主义理念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的建构与人格魅力的体现却是不能放弃的。因而，八九十年代的小说正在试图建构起一种新的可能性，即集体的理念不再完全摒弃个人的欲念，而是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寻求一种新的价值均衡——在张扬集体主义价值理念同时，更给个体发展的自由空间；在充分肯定个人的情感诉求、意志张力和正当利益的基础之上，去追求真正有效的个人与集体的统一和谐。双赢，成为实现新集体主义的最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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