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具有浓厚寓言色彩的心灵史诗
───读张炜的长篇小说《刺猬歌》
在当代作家中，张炜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不为潮流左右，执著于自己的文学信仰，不断穿越自我开创的文学之路。从《声音》《秋天的愤怒》《古船》《九月寓言》《家族》《外省书》到《丑行或浪漫》，几乎每一部作品的面世都会引起评论界的重大反响。这不仅仅源于作家个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的当代知识分子情怀，也不仅仅源于他那种不惧世俗勇于探索人类心灵奥秘的精神，而是源于他那种对文学、人生的独特理解的文学世界的文学性努力。隋抱朴在静默苦思中寻求人类苦难根源的一生，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一种独特救赎方式；混沌蒙昧、生机勃勃的原野在机器的轰鸣中走向毁灭的结局，乃是一曲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的大地寓言；行走在茫茫野地上的农村姑娘刘蜜腊，保持着对苍白无力的现代文明的审视……《刺猬歌》，无疑是一部具有浓厚寓言色彩的心灵史诗。张炜继续致力于大地自然诗性与文化内涵的深层挖掘，关注当下知识分子的心灵嬗变，焦灼于整个人类的命运与前途，沉迷于民间叙事艺术的建构。
一、对人类精神家园丧失的追问
张炜的小说中有一种对原野的挚情挚爱，对善良、真诚的呼唤。他对大地的神秘与美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神往与激情，对肆无忌惮地毁坏原野的邪恶又有着一种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我心痛我们的林子，我们蓝蓝的大海和洁白的沙滩。”[1][P6]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情感依托，他在多年的文学探索中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哲学根基和坚定的价值走向。在《九月寓言》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四处洋溢着勃勃生机的原野村落；在《我的田园》中，作家着意刻画了一个幽静而美丽的葡萄园；在《丑行或浪漫》中，一个激情四射的民间世界让我们品味到了野地的魅力与永恒。但是，时下商业化时代急剧膨胀的欲望肆无忌惮地吞噬着这一片片古老而富于诗意的土地，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心灵正在忍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他们的家园千疮百孔，他们的躯体无以安身，他们的心灵无处皈依。土地的灾难在张炜看来也就是人类自身的灾难，“人和土地的复杂关系决定了生存于土地之上的人的苦难，同时人的生存又破坏了土地的自为自在的状态，造成了土地的灾难。”[2][P145]《刺猬歌》就是当下时代一个极具寓言色彩的独特世界，它以寓言的的方式给了我们一幅人类家园丧失的历史图景。##end##
小说中的小镇在人类文明初期曾经是一个充满神话和幻化的世界。这里有着无边无际令人神往的大片林子和各种野物，“结交野物是棘窝村的传统”，几乎每个人都曾有过与野物交往的秘史，就连霍公的二舅也是一头野驴。在此，小说带我们回到了一个混沌蒙昧的史前时代，但是，人们的生活却充满了祥和与快乐。天人合一的文化给人们一种心灵的安宁，一种依托感。所以，霍公本人并未因其财大气粗而欺负穷人，四处结交各种野物成为他惟一的嗜好。霍公死后，整个村庄、林子丧失了旧有的秩序，私欲的迅捷膨胀和秩序的彻底崩溃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这一史前王国的文本建构，可以说是作家对处于人类文明原生态时代的追忆，是离开大地怀抱的现代人对大地的怀念。随着现代工业文明、都市化时代到来，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在满足人类物质欲求却带来了心灵上的迷茫。在这样的时代里，脱离自然母体怀抱的人类日益感受到了无家可归的孤独，泥土的芳香和田园的诗意只能成为一种内心的向往。于是，童年时代的记忆成为许多作家笔下极富诗意的“乐园”。但是，人类已经不可能重返过去的时光，勇于穿越现实的无奈和困境才是惟一的出路。现代人应当认可人类合理的欲望诉求，因为这是人类走向自由的标志之一，但是历史又告诉我们，任私欲的洪流无限地膨胀，一旦跨过了理智的堤岸那将会酿成一个个接踵而至的灾难。因此，平静的乡野小镇在历史的沿革中不断遭到各种响马的蹂躏，笼罩在血腥的杀戮和不断逃亡的惨雾之中，诗意的家园支离破碎。
人类的历史在苦难中前行，每一个时代那些具有责任感的艺术家自然都要面对自己不同时代的问题。写作《刺猬歌》的张炜，对苦难的追问和野地的思索已经比《古船》《九月寓言》的时代走得更远。如果说人类面对农业文明的贫富不均、战乱频仍，人们还可以远走他乡或者归隐山林，去建造一个个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世界的话，那么生活在当下全球化时代市场消费文化中的每一个现代人，将会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物质与精神冲突的漩涡中不能自拔。小说中的唐老驼借助意识形态的名义私设刑堂，对反抗者轻则肉体残害，重则性命剥夺，制造了一人间的地狱；他疯狂地砍伐树木，“镇上人与林中野物唇齿相依、你来我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日子，从此将一去不再复返。”这种邪恶的欲望无限膨胀直接后果是粮灾的降临。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隐喻性叙事，“仇视知识分子”、“砍伐树木”、“食土”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表征符号，而唐老驼则让我们看到了赵丙、赵多多、老獾等灾难制造者身上的邪恶的延续。从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民族文化中的惰性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引进后的嬗变和膨胀。
唐童子承父业后，肆无忌惮地扩展他的个人欲望，变本加厉地掠夺纳入视野中的一切。与“穿制服”的人合谋掠夺公共财富，将宁静的平原折腾得翻了天；无知而欣喜地接纳西方国家污染工业的转移，建造“紫烟大垒”、“蓝烟大垒”，“山地和平原的人进入了真正的沮丧期，一种弥漫在大地的、无休止的、羞于启齿”的气味主宰了这块古老的大地，人们饮用污染的水得上各种疾病；将神话般的三叉岛据为己有，几乎断送了整个岛屿的命运；用武力掠夺别人的土地，摧残敢于抗争者；制造文化堕落、欲望泛滥的罪恶，让棘窝镇变成了“鸡窝镇”。因此，廖麦和妻子家园被吞噬就成为一种必然。当下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古代文明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已经走向碎片化，现代文明尚未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形成，因此，当下各种价值观的碰撞必然造成社会的无序状态。自然环境的破坏、生态灾难的发生、道德伦理的颠覆……它们困扰着当下人们的生活。因此，张炜在小说中关注着时代的风云，“一个作家心灵的指针要永远指向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他要密切关注时代风云，反映人民的疾苦和呼唤。”[3][P131]大地是诗，内蕴着生命、朴质、激情……人类自从离开了大地之后就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九月寓言》中沦陷的野地，《我的田园》中即将失去的葡萄园，《外省书》中被侵蚀的海滩，张炜让我们看到的是现代人无奈的呼唤和留恋。种种灾难和不幸折磨着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的呼吁与抗争能够唤醒沉醉其中的人类吗？谁来拯救大地？
二、徘徊于抗争与宿命之间的生存悖论
关注当代知识分子的职责与命运始终是张炜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无论是早期小说中的老得、李芒、隋抱朴，还是后来的宁伽、史珂，他们身上寄托了作家对当代知识分子理想的探索与建构。显然，《刺猬歌》中的廖麦承接了他们的血脉，揭示了当下人文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新处境，“他是一个煎熬的人，一个不存奢望的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也是一个仇恨者。”[4][P15]小说第一章《你泪水横流》开篇直接切入命题，一向深爱着妻子的廖麦却在愤怒地殴打她，自己也处在混沌的焦灼之中。那么，他究竟为什么这样对待她和自己呢？是廖麦那颗焦灼的心灵在无奈的抗争中被撕裂的绝望让他失去了理智。首先，家园的即将丧失与自我的无力拯救让他陷入了难以排解的困境中。廖麦从小生活在海边的丛林附近，刺猬、蛹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伴随他度过了快乐的童年；他与美蒂也是在这里亲手建起了美丽的家园，实现了自己“晴耕雨读”的梦想，并且结束了多年的流浪生涯。可是，仇人唐童却要借扩张“紫烟大垒”之名吞食他们多年以来用血汗建立的家，并施之以几十辆推土机对园子轮番围攻；唐童千方百计占有心爱的妻子和可爱的小蓓蓓，用威逼利诱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两代血仇加上公共仇恨，折磨着廖麦这个富有道义和责任的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回击是那么的柔弱无力。他能以恶抗恶，奋起回击唐童的侵害吗？不能！一方面这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是相抵触的，另一方面，深受俄罗斯知识分子影响的作家自身也是不赞成的。“‘暴力’也是一种‘恶’，而使用了‘恶’最终还是不能消除‘恶’的。‘暴力’是强暴之力，它不能等同于善对恶的反击和惩罚。”[5][P39]因而，在以前的小说中我们看到老得在葡萄园中的“钢枪”宣言、李芒那愤怒的控诉、隋抱朴在老磨屋中无尽的沉思……
其次，爱的坚贞与破灭造成了他心灵世界的塌陷。少年的廖麦与美蒂一见钟情，后经各种磨难终成正果。美蒂是一个集芦青河世界所有女性优点于一身的大地女神形象，美丽，勤劳，朴实，坚贞。她不畏唐氏父子的高压与阻隔，勇于冲破种种阻挠与自己的心上人结合，后来又一个人用双手辛勤劳作变荒原为绿野，一个人养育女儿期待情人的归来。廖麦同样为爱进行了韧性抗争。为了见到心爱的恋人，他几次冒着被唐家父子抓到的风险潜回小镇；回归家园后，他与恋人日夜相守，辛勤地劳作。美好的爱情，和谐的家庭，共同的家园，成为廖麦这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支撑。但是让廖麦始料未及的是，自己获得期待已久的爱情、幸福竟然是以梦想的破灭为代价的。刀把湖里丑陋无比的“淫鱼”放肆无比，即使黄磷大膳也无法与其强大的繁殖力相抗衡；心爱的女儿在天童集团，并被唐童用阴险的方法收买。邪恶与贪欲几乎无处不在，它让人丧失了自我，让我们对纯净生活的寻找变成了一种奢望。“人最重要的是心灵的生活，是心灵的依托。……人的底线是不能忍受人格侮辱，人的最高境界是捍卫心灵的存在。”[6][P156]这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讲应当有自己的认识，但是廖麦的刻意追求却在无形中伤害了他，更伤害了自己的妻子。
再者，生存的悖论与知识分子的困境让他陷入无奈的困境。人类生活的环境中，往往存在着一个个难以冲出的困境。廖麦时时刻刻记着父子两代的仇恨，期待着与唐童有一个“了断”；但是作为流浪汉的他的斗争实力与唐童差距越来越大，仇恨的种子只能积聚在心中四处萌动；美蒂为了让流浪的丈夫回到家中，对唐童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却潜在地对廖麦造成了致命打击；廖麦挚爱着自己心爱的妻子，不容她有哪怕一点的残缺，宣称要为这位“绝色美人”书写一部“丛林秘史”，但是他却无法抵御修的诱惑，心灵的苦闷让他做出了越轨之举，得知修怀了自己的孩子后，自己更是陷入无所适从的焦灼中。这一个个的悖论在张炜的其他小说中同样存在。《古船》中隋抱朴的沉默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他徘徊在行动与沉默的两难中不知可否。这也许就是生的艰难之于知识分子的考验，当我们的人生观还不能走出二元哲学的框架时，知识分子的困境一直就是难以排解的死结。
在张炜的文学世界里，与世俗进行不妥胁的抗争已经成为其当代知识分子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不妥协恰恰构成了他们生存的悖论。一方面，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法抗拒现代性带来的各种便利和满足，另一方面，面对突如其来的消费文化我们又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这也就是张炜所说的两难困境。当各种固有的规范被解构而新的规范尚未建构之际，当下社会文化中人们的迷惘就成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作为负有社会文化建构使命的知识分子尤为如此。回归家园的廖麦，习惯了流浪的廖麦，已经根本无法适应平静的生活。宁静的生活只会给他带来更多的苦衷，“农场，书籍，舒适的、有浴室和卫生间的居所，现代耕作”就是“一种蛊——我们走进了默默中蛊的时代。” “对他们而言，人生失去安宁是可悲的，有时真像自戕、自绝和流放。”当代知识分子的求索永远不可能寻求到真正的答案，但是这种命定的追寻具有西西福斯式的终极意义。同样，廖麦也不会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当廖麦看到自己住着好房子而雇工们却过着清贫的日子时，“这到底为了什么，他说不清楚”；当面对着与老婆婆共同生活过的那片土地时，“三十年了，老妈妈啊，银月今天要告诉你的是，他似乎如愿以偿了；可是他的心从来也没有这样乱过，您能告诉这是为什么”；当面对归隐大山中的戚金时，“我在问：为什么在最严酷的时刻，我能拒斥一切回避一切，而今倒迈出了这一步。我想不明白”。
远离文化、现实、责任、承担，往往使自己的心灵空洞沉闷，靠近现实却又找不到任何出路，这不就是那个关于刺猬的故事的隐喻吗？文化的孱弱是造成当下知识分子面对现实不知所措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它已经不能对当下社会和文化走向作出一种合理的言说，当下文学中缺乏具有创见性的声音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炜的这部心灵史在文学上是具有开拓性和启发性的，它为我们开启了探索当下人类精神世界的一扇窗子。
三、探求建构独特艺术世界的美学法则
张炜是一个不断进行艺术实现的文体学家。在他的整个创作历程，他一直在尝试建构一种属于自己的小说美学法则。《古船》中多叙述时态交错呈现的史诗品格，《柏慧》中主人公自我倾诉型的书信体，《九月寓言》中叙事单元拼合的散文体……几乎每一部小说都力图打破既有小说文体模式，力求创造出一个个具有审美独特性的艺术世界。但是，这种创新绝非为了追新求异，而是依据创作肌理的需求做出的一种原创性建构。可以说，从《九月寓言》开始，张炜的小说创作走向了艺术的成熟期。如果说《丑行或浪漫》是其民间美学追求的延续，那么《刺猬歌》则是这一探索进程中所期待的超越。小说以独特的艺术结构、方言语词与修辞意象建构了一个民间色彩、寓言色彩浓厚的艺术世界。
（一）、任何艺术世界的诞生都有它独特的文化母体，都包含了艺术家的独特追求。著名画家吴冠中在谈他的创作生涯时曾经引用过梵高当年给弟弟提奥的信：“……如果要生长，必须埋到土地里去。我告诉你，将你种到德朗特的土地里去，你将于此发芽，别在人行道上枯萎了。你将会对我说，有在城市中生长的草木，但是你是麦子，你的位置在麦田里……”[7][P163]马尔克斯如果不是生长在拉美那样土壤中，他就不可能创作出奇特瑰丽的魔幻世界；普鲁斯特如果不是从小生长在自己那个孤独的世界中，也不可能建构起那座时间的金子塔。那么，张炜的创作风格同样也是与他所处的文化语境和创作追求密不可分。
首先，这一艺术风格的形成源于作家那个从小生活其中的充满神话色彩的海边世界。山东半岛三面环水，仿佛一个插入大海的花鹿犄角，那里“无论是山峦还是平原，到处都是树木。西面南面都是高山，是丘陵，起起伏伏伸入大海，渐渐化为一片平原。”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宁静的树林、奔跑的野兽、辽阔的原野伴随张炜度过了充满幻想的童年。因此，张炜对大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反映在小说中，无论是小说中的人物还是叙事情节中往往流淌着一种浓厚的诗意，这就是对农业文明有着一种化不开的情结。
其次，这一风格源于作家成长经历中独特思想资源的体验。“回忆写作的这些年，我舍弃了很多，藏在登州海角，默默地做一件事。”[8][P375] “我相信，并且永远相信，人类即便在未来移居到另一个星球上，也仍然需要拥有自己的童话－它仍然要由恶魔和英雄、由大灰狼和小白兔构成。”[9][P58]“人类生活是充满了不少苦难的，没有童话的世界是非常难熬的。”[10][ P65]今天，当人类远离了童年，抛弃了各种幻想，自己的生活是否在不自觉间过于现实化了呢？齐鲁大地上弥漫的儒家文化与来自海洋的浪漫文化，共同凝结为他那种不可遏制的对大自然的无限向往和对民间社会的诗意憧憬。《刺猬歌》由许多短章构成，小说将现实与历史交叉叙述、写实与童话巧妙融合，在一种诗意的流淌中将小镇时空的变奏展示出来。廖麦的流浪生活虽然充满了辛酸，但是岁月却给了他难以忘记的温馨时光：他在林子里碰见了刺猬，听到了刺猬的歌声，“那歌声如同风吹柳叶，沙哑而温情，让人一听就要陶醉倒地，仰卧于热乎乎的沙地上再也不想起来”；刺猬带领他找到了美味无比的野蜜，“他将一生不忘那种源于茫茫海滩的甘味，那种一切甜汁都不能取代的东西，是能够解掉十八辈馋虫的美味！”；还有那林间向导小红蛹，给他孤独的童年带来无限快乐；他遇到了身穿金光闪闪蓑衣的美蒂，经历了千难万险最终美梦成真，他们的新房是旷野，他们的爱情是童话，一群群刺猬在为这个伟大的庆典而歌唱，“俺刺猬，心欢喜；手扯手，采野蜜……”童话般的故事，童话般的语言，让整部作品充溢着无以伦比的民间美感。
当然，童话世界并非只有“白雪公主”，还有阴险残忍的“狼外婆”。唐家父子、珊婆、民兵打手，他们给人间制造了种种苦难和不幸。尤其是珊婆，当自己的恋爱受挫后，将自己的邪恶的欲望无限制地抛向这块土地，妄图毁灭一切美好的事物：与唐童合谋杀死了海把头，为唐童出谋划策制造人间的一出出悲剧。珊婆的七个干儿子，他们杀人成性，邪恶无比，恶欲的膨胀在他们的身上一一呈现。小说的独特风格是这个独特的艺术世界的外在表征，它让我们时时感受到一种艺术的独特魅力。
（二）、张炜是一个不断尝试艺术创新的文体学家，他的小说创作一直在尝试建构一种新的小说美学范式。《古船》中多种叙述时态交错呈现的史诗品格，《柏慧》中的主人公自我倾诉式的书信体，《九月寓言》的叙事单元拼合的散文体，可以说每一部小说都在力图打破既有的小说叙事模式，力图创造出一个个具有审美特性的艺术世界。如果说《丑行或浪漫》是继《九月寓言》后走向民间美学建构的延续，那么《刺猬歌》则是这一探索所期待的美学超越，小说以鲜活的方言话语与富含隐喻色彩的现代意象建构了一个颇具寓言色彩的民间世界。
在《丑行或浪漫》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莱州方言的艺术魅力，这一成功的艺术实践在《刺猬歌》中同样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以廖麦与美蒂之间的爱情话语为例。美蒂对廖麦的称呼是“棒小伙儿”，夫妻间亲热用“逮着汉子”。“棒” 是一个极具有地域色彩的词语，我们对它的表现效果是不能忽视的。首先，“棒”是美蒂对丈夫的一种昵称。其次，“棒”也是妻子对丈夫的一种礼赞、一种馈赠。廖麦为了爱情不俱邪恶，舍生忘死，对妻子百般爱护，不就是很“棒”吗？再者，“棒”是指身体健壮，做事勤快。这一词语将夫妻间的深情表露无疑。还有，文中那些四处流浪的乞讨者被称为“大痴士”、老驼对人的迫害是不断地“踢啊踢，踢啊踢，踢啊踢”……这样的例子如同一颗颗美丽的露珠散落在小说花丛中每一个角落，点缀着这个精彩无比的世界。
张炜的小说美学建构注意向中国古代美学借鉴，他在小说叙事中对审美意象建构就是非常突出的体现。《古船》《九月寓言》中的古船、古堡、地瓜、鏊子……它们对于小说美学建构究竟意味着什么？《刺猬歌》中的意象有两类意象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园子与三叉岛，紫烟大垒与淫鱼。唐童登上主宰小镇命运的宝座，变成了一个无恶不作、为所欲为的暴君。当西方强势文明登陆之后，脆弱的小镇一旦处于这样一个“暴君”统治之下，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使用半中半洋的“日本话”与西洋人洽谈业务，动用现代化装备铲除绿色的庄稼地，用早已经被西方淘汰的污染工业建立的自己的王国。有了“紫烟大垒”，还要建“蓝烟大垒”，因为这些给他带来几百亿的财富，因为这里所有的土地都姓唐。就连“园子”与三叉岛两个“世外桃源”也在劫难逃，在唐童的扩张中遭到了灭顶之灾。显然，这类意象是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更是恶魔般的欲望的象征，它毁灭了自然、温馨、和谐、快乐，甚至是人类农业文明时代的一切。它是作家极力批判的对象隐喻。园子则是廖麦和美蒂用汗水建构起来的家园。经过几十年辛苦的劳作，荒凉无比的沙滩变得绿树丛荫，亮闪闪的刀把湖滋润着园子的每一个角落；三叉岛远离大陆，那里人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这两个意象代表了一种自然、创造、生命，但是无节制的欲望却要将它们毁于一旦。海水的进逼逐渐淹没了小岛中心那块土地，园子遭到了几十台推土机的围攻，家园已经不再宁静。
进入新世纪，处于创作高峰的许多作家处于丰收的时节，但是在我们欣喜之余，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作家的创作步入了徘徊不前的困境。贾平凹的力作《秦腔》所传达的乡村凋敝，明显具有《废都》的痕迹；莫言也已经背离了《红高粱》时代的精致与深邃；阎连科的《受活》《丁庄梦》缺乏穿越现实的力度。尽管张炜几乎每部小说都引起批评界的赞誉，但是，他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了自我重复与穿越的无奈。
廖麦抗争恶势力、执着追求爱情、热爱劳作，与李芒、隋抱朴、拐子四哥有着惊人的相似；美蒂身上则有着小织的坚贞，响玲的朴实，含章的屈辱，刘蜜蜡的激情；从唐家父子身上，我们看到了肖万昌、王三江的霸道，看到了赵丙、赵多多之流的恶行和残忍，看到了老獾的恶毒。当然，这其中有着文学创作的承接与创新，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如果不力图加以突破，自然就会面临着重复写作的危险。意象的运用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廖麦坚守的“园子”与《我的田园》《柏慧》中的“葡萄圆”同样面临着外界势力的侵害；从《古船》到《九月寓言》再到《刺猬歌》，小说中的“毒鱼”意象一用再用，审美陌生化效果不复存在。在《刺猬歌》的后半部，作者为了抒发内心的激情，毅然打破了原有的叙述布局，而穿插上书信表达廖麦的心迹；一篇《纵欲等于爱国》的长篇谬论，一篇黄毛之父呈送唐童的谴责书。不协调的三个章节集中凸现在小说后半部，致使小说的艺术美感被打破。“小说在根本上就不适合用直接抒发的形式对人物心灵作静态的表现，小说的特征是把人物放在动态过程中。”[6][P439] 这些是否构成了《刺猬歌》的局限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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