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一定影响，因此，导致各国国内困境不断。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维护民族工业利益，降低失业率，进而摆脱国内困境，贸易保护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抬头，使得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巨大的国际贸易雪上加霜。进而导致了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多边贸易政策协调机制的地位受到挑战。固然，国际贸易摩擦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发展是不可分离的。但是，后危机时代的贸易摩擦又有更为深刻的原因，世界各经济体由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物质创造进而得到利益转变为以关注利益分配为主的对外贸易战略，也就是说，全球经济主要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中的关注点由利益创造向利益分配转移是全球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同样，作为世界贸易重要组成部分的中美贸易，其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也是基于此。[2]但是，中美作为两个在经济范围内举足轻重的大国，其贸易摩擦有其特殊的原因。
（一）中美贸易不平衡及美国对我国贸易逆差的持续增大
贸易的不平衡的加剧是中美两国贸易摩擦频繁的最主要原因。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着中美贸易总额持续的增长，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由1990年的110亿美元[数据来源：王 威《中美贸易不平衡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3年01期，26-30页。]左右增加到2017年的2834.6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左右。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的数据，2017年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高达到3752.3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别数据网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index.asp。]这远远高于美国对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存在持续的顺差，但是，由于一些贸易限制导致中美两国服务贸易规模较小，未能扭转贸易总体不平衡的态势。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也会使得贸易不平衡更加显著。经济结构的变化会导致贸易结构的变化。根据约翰·希克斯、多恩布什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一个贸易伙伴生产率的无偏向增长将使两国受益,当增长集中在出口产业时,同样对两国都有利,但是当一国的贸易伙伴的进步集中在进口产业时,该国的境况就会恶化。[3]而中国由于持续奉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战略，致使出口行业规模越来越大，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也越来越强，并且由于经济持续发展，进口行业也有了显著长进，这些都使得我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越来越大。由于中美贸易在美国进口总额中所占的较大份额，两国贸易不平衡及美国对我国逆差的持续扩大，会导致美国贸易收支状况的持续恶化，进而影响美国在世界贸易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所以，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致使中美贸易摩擦频繁。
（二）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重新启动
2000年前后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以及2007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引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并最终导致了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国内事业剧增，经济困难重重。吸取虚拟经济不稳定性的教训以及为了扭转国内现状，美国当局于2009年重新推出“再工业化”战略，提出将“重振制造业”作为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战略，并采取税收优惠、出口促进及发展先进制造业等一系列措施来支持战略的转移。经过几年的发展，美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稳步上升，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也改变了其持续下跌的趋势。这就使得美国在更广泛的制造业领域参与与我国的竞争，而在高端装备制造、高端电子产品和新能源技术产品等高科技含量产品的市场竞争上，美国拥有传统的技术优势来保证其贸易优势，并且还可以通过采用技术贸易壁垒来保护其产业竞争实力；而在汽车、机电、皮革制品、鞋帽服饰、家电产品等耐用品产品的竞争上，中国有一定的优势，这也致使美国可能采取贸易保护手段来保护国内相关产业发展。[4]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频率。
（三）我国“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人口红利的释放和资源成本的优势，使得我国制造业发展迅速，在国际市场中有着强大的竞争力，因此，我国有着“世界工厂”的称号。但是，我国的制造业一直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中低端，结构不合理，更多的是“代加工”，并且三十多年来没有改变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核心技术、高端制造、著名品牌占比较少的问题。另外，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弊端开始显现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智能装备的应用，使得我国的人口红利和资源优势逐渐降低，加上土地成本的升高、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我国的制造业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制造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此背景下，我国在2015年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提出要进一步打造中国的制造业强国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前列。强调制造业转型升级，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依靠科技创新推动我国的制造业向着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中高端转变。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技术装备有了明显的转变，如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潜器、超级计算、北斗导航、大飞机、“悟空”、“墨子号”、高铁、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核电、量子通信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制造业正向着中高端转变。然而，这些计划却无意挑战了美国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上的高端地位，这就势必引起美国的一些反制措施，以遏制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保持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地位。这些反制措施就以贸易摩擦的方式表现出来。
（四）美国国际贸易政治化思维的影响
九十年代初期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美国等国家仍然保持冷战思维，并且把过去主要靠军事力量压制对抗转变为更为隐蔽的以经济贸易制裁为主要手段的对抗。近年来，美国通过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并且认为没有单纯的经济贸易往来，强调意识形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从而把贸易政策政治化。例如通过拥有并保持国际贸易规则及其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定权来强加给中国等国家以不公平的贸易方式参与国际贸易、通过挥舞知识产权的大棒来压制其他国家中能对美国国内高端产业产生冲击的产业、[5]通过国内政治游说来促使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还通过国内经济法规域外适用来干预对手国国内经济发展等等。这些也是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