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那儿》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叙事立场

一、“情感伤害”与“社会伤害”

在我们这个政治头脑发达、经济智商低下的国度里，《那儿》的影响比“郎咸平风波”来得强烈和震撼，这或许是因为小说不只传递了一个经济学上的MBO（管理层收购）问题，而且更多地包容了社会的、政治的和情感的信息。诸如下岗工人的苦难、国有资产的流失等社会正义与公平问题，就引起了读者们对于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关注，以及新左派批评者们的广泛认同；文学写作直面当下现实的苦难，让人们产生有重回八十年代文学“轰动效应”之感、称作品是“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是对“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等等。

当然，撇开所有的符号化阐释，读者最主要的感动应该是来自作品里面巨大的情感效应，来自于一个关于“情感伤害”的三角故事关系。小说“开头很简单”，一个下岗女工白天去卖珍珠奶茶，夜晚就改装成“霓虹灯下的哨兵”；一天半夜回家，在拐弯处被一条狗惊吓得瘫痪在地，引来了一些人的同情。就这么一桩小事是怎么牵扯出了一个关于“情感伤害”的三角关系，以至于撞击了我们的感动之门呢？

显然，感动不是来自于下岗女工的苦难，这我们这个社会，社会结构转型早把工人阶级“转”到了社会边缘，现在是所谓“中产阶级”的天下，所以工人阶级成了“霓虹灯下的哨兵”也就不足为奇了。感动源自于小说引出的其他两个角色：小狗罗蒂和“我”的小舅朱卫国。小舅是杜月梅原来车间里的师傅，甚至可以说是早先的情人，而小狗正是小舅家里的。由于发生了开头这件事，小舅为了平息心里面的一些愧疚，揣了点钱去看杜月梅时，不想被她破口大骂一顿，更让小舅伤心的是，杜月梅竟然误解了他的情意，把他给的钱阄成一团又扔了出来，并恶意地对他“说我就是跟狗睡我也不能叫你污辱我！……”这深深地伤害了小舅的感情，使他深受刺激。于是他就让人把自家的小狗拉到两百里外的芜城放了生；并下定决心为濒临被收购的工厂和工人的命运担负重任，向上告状。当小舅费尽心血、近乎疯狂地要保住工厂，与领导层的资产收购斗争时，他越来越成了一个孤独的“英雄”，没有人能理解他，他狠不得想杀人；而此时，那只忠诚的小狗罗蒂竟历尽难以想像的痛苦与煎熬找回了家门，却又继续面临被主人小舅抛弃的狠心，当它识破再次受背弃的命运之后，小狗罗蒂毅然爬上龙门吊跳下自杀，对“遭到冷酷的人类抛弃”的不公命运以死抗争，完成了一个催人泪下的义举；而小舅在工厂的收购风波中无力承担工厂和工人的命运，最终也在现实的背叛与抛弃面前选择躺在空气锤下自杀了。小说与两个带有精神同构性的角色的死亡来讲述了一个“背叛与承担”的故事，足以给读者以情感上的震撼。##end##

然而，这种感动是来自于故事本身还是当下现实呢？是作家对情感故事的虚构力量还是对当下现实苦难的揭露力量让我们感动呢？

继续追问让我们首先发现了小说叙事结构中三个角色之间的连环伤害：小狗罗蒂惊吓了苦难中的杜月梅；杜月梅刺激和伤害了真诚老实的小舅的情感；小舅逼死了忠义而倔强的小狗罗蒂。好像在这个“情感伤害”的三角关系中我们找不到理由该谁来为这个“伤害”负责，三个同是善良的角色，在现实面前表现出同样的无助和软弱，本该相互安慰、相互团结，但最终却又相互仇恨、相互残害。这一切是不经意的偶然事故吗？如果只是一个过失我们相信也有足够的情意来弥补，他们三者之间必竟有着很好的情感关系呀，如师徒之情、主仆之情。我们需要来质疑这个“情感伤害”的故事的真实性吗？

是的，我们在情感上得到一种痛苦的满足之后，必须回过头来理性地评判一下这个“情感伤害”的三角债务，并逐步认定他们之间发生的是一个关于“社会伤害”的事故。下岗女工杜月梅被社会逼入了生活的死角，成了“霓虹灯下的哨兵”，所以才不得不半夜二点的时候出现在马路的拐弯处，女儿小改生病无钱就治，本来就心里惶惑，被小狗罗蒂无意中惊吓在所难免；小舅朱卫国作为厂里的工会主席召集工人集资买岗位，结果集资款全让那帮贪污犯拿去投资打了水漂，使得一贯坚守承诺的小舅在工人中失去了信任，内心本已有屈难伸，被杜月梅辱骂更加重了他想要发泄的怒火；而小狗罗蒂同样经受了找回家门路途中的几经磨难和身心催残，内心的冤屈积压太深无处倾诉，才在主人的威逼之下心生绝念。

然而，在同样相似的社会命运中，这只可怜的小狗罗蒂却成了一只“替罪狗”，成了这个非正义的、背叛了工人阶级这个昔日国家主人的社会的替罪身。难道小狗罗蒂是这个“社会伤害”的真凶吗？作者为什么要让一只没有生存自主权的小狗来替代社会的真凶呢？为什么作者要如此浓墨重彩地写一只小狗？如果作家的创作资源里有大量的现实苦难来结构杜月梅和朱卫国等工人阶级的生存故事，显示小说扎实的现实生活底蕴，则这只小狗罗蒂显然不在其中。没有任何社会材料显示家庭宠物在当下现实生活中遭受诸多的不幸与苦难，情况恰好相反，家庭宠物已是中产阶级优裕的象征，是这个背叛旧主人的新型社会的受益者。

这样，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即“义狗”罗蒂是虚构出来的，它的离奇的经历以及死亡的表演性是作家的艺术处理。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小狗的“不现实”性是作家特意安排的一个替代之位，是作家给了它一个“替罪狗”的身分。可是，为什么作家要刻意让小狗罗蒂加入到一个关于“情感伤害”的叙事环节中呢？小狗罗蒂的存在到底是加重了小说的情感叙事力量还是现实批判力度？我们不得不先从追查作家面对当下现实选择的叙事立场入手，考察作家与当下现实保持的一种或坚定或游移的关系。

杜月梅        　小舅　　　　　　      　   ？　　杜月梅　　小舅  　　？

罗蒂(替罪狗)

A　情感伤害　　　　　　　　　　　　　B　社会伤害

二、写作者游移的叙事立场

似乎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出对当下现实苦难的关注，造成一种间离的效果，作家一开始选择了一个“后精英”的世俗立场，用一个年轻的报社记者加亲人的身分作为“我”的叙述者。年轻的报社记者对社会苦难司空见惯，对新型社会的认同感使得“我”对现实感到麻木、抽象、甚至调侃，而作为小舅的外甥，“我”又必须涉及到这个本可不管不顾的“社会伤害”中来，从体谅小舅的情感出发亲历这一事件的人物心里状态和发展全过程。这样，在整件“社会伤害”的过程中，“我”的情感处于既隔膜又投入的飘浮状态。这种隔膜可以很好地把充满苦难的当下现实放入一个“冷酷”的社会背景之中得以理性的反衬与批判；而“我”的情感投入却又致使作家表达当下现实的“间离”效果遭到破坏，而不自觉地添加了一种情感化的价值倾向。所以在介绍小舅这一角色的出场时，作家起用了自身知识分子的历史经验，把自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左翼文艺”、“十七年文学”乃至“新时期改革文学”等所形成的工人阶级叙事运用到对“小舅”的人物塑造上，并充满了对这种早已失效的文学叙事的文化想像。

小说正是在一种含混的叙事立场上进行的。如果说小说第一章以“我”的当下世俗化立场勾画了一个现实中衰朽的工人阶级肖像——犯老年痴呆症的外婆，清醒的时候能唱“英—特—纳雄—那—儿就一定要实现……”；紧接着，在第二章小说又转换了一种历史叙事立场，渲染式地刻画了一个工人阶级的英雄模范——小舅朱卫国的成长史：小时候淘气、调皮，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却是个天才的技工，车钳锻焊没一样不精通，年年是厂里的技术能手；他从小喜欢扛粗活，看人家打铁；十来岁就学会给刀口淬火，能做出像样的锻工活；下乡插队打镰刀锄头在周围一带很有名气；回城后就碰到矿机厂需要找一个会“腰锤”的挑战机会，结果一锤成名，厂里嘉奖，老外佩服，报纸电台猛吹；赶上那年美院学生来写生，如此好的工人身板激动了美丽的大学生，并以他为底板集体创作了一幅油画《脊梁》，成了时代美的象征，那年他也评上了省劳模。小说就是这样讲述了八十年代以前一个典型的工人阶级成长的叙事。接下来，作家又继续讲述工人阶级的思想、爱情与婚姻特征：他不爱说话，也不会说话，提拨他当了干部也是不讨好的。他不够聪明为自己的个人前途打算，常说“我要不当这个鸡巴干部就好了，我有手艺哪混不上饭吃啊？”一句话，“他太认死理，只有一根筋”；他见女人就没话说，二十五六岁还爱找小孩玩，二十八才正式谈恋爱。但这还是身边十七岁的女徒弟杜月梅，可心里也没把她当女人看。到了有了些朦胧的感情，却又不敢承认。“他对女人太紧张了，紧张到了无话可说，已经分不清喜欢和需要，以至于该正规的时候他也不敢面对。”而他的婚姻家庭却是以一个戏剧性的玩笑开始的，这是一个反映工人阶级精神生活的直裸裸的恶作剧。一个夏天的中午，他穿着单衣午休，一个女库工进入找他签字，就在女库工看着他一身肌肉害羞紧张的时候，旁边的工人把她拎起来放到他的身上，并摁着胯子来回搓上礅下，这一下让他在哇哇大叫的集体快慰中坚挺了起来。事后，女库工哭了他也傻了，并决定要跟这个女人恋爱结婚。在他看来，“他都那样了就等于做出了承诺，他就不能不负责任，否则他就真是流氓了！”

在这段典型的工人阶级叙事中，作家有意讲述的是工人阶级朴实的生存哲学（工人卖的是力气靠的是手艺）和思想观念（要坚守承诺和责任）。而与此同时，小说又借“我”的叙事立场总结了小舅的成长经历，“认为人的命运确实不可捉摸。人这个东西，我说，真的很偶然，很虚无，很结构，很符号。”也许作家一方面是想借助典型的工人阶级叙事来塑造小舅理想化的工人阶级情感；另一方面又想凭借当下的世俗化立场与此拉开距离，造成间离的叙事效果，带动读者去思考当下现实中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于是，接下来小舅上访的故事就越来越显现为一个“正义的好人”与一群“社会的坏人”作斗争的叙事模式了，里面是智慧与狡诈、勇气与心虚、苦难与享乐的较量。这一叙事策略无疑能带动读者对于小说主人公命运的关注、策动读者内心深处的情感之源。

然而，当作家极力地去营构他的“情感伤害”的故事时，尤其是作家加入了小狗罗蒂的生存表演来隐喻性地展示小舅的人物命运的叙事意图时，却越来越让我们感觉到最初的叙事目标的偏离，感觉到对于当下现实批判力量的减弱。这不仅是指我们在后来所看到的，小舅身上正义的“阶级”力量被当下现实消解为个人的情感冲动，从为民请命到为情人、为自我的倔强而较劲，致使他越来越成为了一个近似于“疯狂”的孤独而落伍的“英雄”。小舅再也不能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来证明他们一代在缺乏正义与公平的社会当中遭受到的普遍性命运，而只是作为一个个人成长中有所欠缺的、无法摆脱生活前史的个体特例；而且，在作家这种近似“复调”式的双重叙事视野之内，所谓的工人阶级叙事其实已经纳入了整体性的“后精英”世俗化叙事框架，并且遭到了一种“后殖民”式的、关于身体政治化的文化想像。我们发现，作家在对小舅生活史的叙述中，反复进行关于身体的书写，如果说在小舅从小不好学而好粗活到成长为一位工人模范和国家“脊梁”更多展现的是他的朴实的工人阶级思想和精湛的工人技术的话，则后来带有戏谑式的婚姻闹剧、小舅时常爆出的粗口、以及上京告状背下来那个材料被发现“三四千字的文稿，几十个数据，只弄错了两个标点符号。”等等，这些超乎现实的虚构都带有一个发达的文化工业社会的“后精英”对于前工业时代工人的极端想像图景。也许作家只想表达出“咱工人卖的是力气靠的是手艺啊，只要有活儿干咱都能把日子打发得快快活活，咱怕谁个啊？”的朴素的生活哲学。然而，这种想像的方式都在强化所谓“工人阶级”的极端身体化色彩，它明显把这一代表工人阶级的“身体”符号纳入一个后工业文化的镜像之中来解读，并从对这一“身体”政治学的文化地形图中潜藏着对于工人阶级落后的生存地位的认同。在此，小舅和中国落后地区的农民无异，它的机智是原始的生存机智，而他的愚昧才是真正现代的、没有自主意识的愚昧，这无疑损害了作家要塑造的小舅形象。即便作家想加大对于人物的情绪感染力，但无意中却使得工人阶级的典型叙事意义被消解殆尽，导致作家在对小舅朱卫国的“英雄”叙述中充满了嘲弄与嘻戏，“复调”的小说功能荡然无存。当作家过于急切地表达对于“情感伤害”的叙述愿望，自然就不自觉地站在世俗化的故事讲述立场之上，忽略了另一种对现实保持理性化的批判声音。

当这个“情感伤害”的故事终于达到高潮，作家才清醒于一个面对“社会伤害”的事件发生，忍不住地从叙事的背后走进了小说：

写到这里，我浑身颤抖，无法打字。我只能用‘一指禅’在键盘上乱敲。我不能停下来，停下来我要发疯。我也写不下去，再写下去我也要发疯。

从叙事学上看，这时的“我”显然不是小说前面的旁观者和参与者，而是已经退出来的写作者和叙述者。这一“叙述者的声音”似乎让我们觉察到，作家已经无法持续原有的叙事方式，工人阶级叙事本来就已失效，而当下的世俗化叙事又无法将这一“背叛与承担”的故事结束。最后，作家的叙事立场又游动到一个很具精英化的启蒙主义者的立场上来。比如，小说最后写道：

我离开报社半年以后的一个早晨，我正坐在工地的一堆钢筋上吸烟，冷不丁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大口罩的妇女在路口卖早点。……

有时我也会思考，比如良知，比如正义，比如救赎什么的。……

笑着笑着，我突然明白，我之所以不走，其实就是在等待，我想等着最后一个结果。……

翻开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寻找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立场与法则，我们常常发现，现代文学作家们如鲁迅的《祝福》、《故乡》、柔石的《二月》等，常常以精英者的姿态在面对现实的苦难时，用“启蒙者（思考者）/被启蒙者（受难者）”和“看/被看”的关系来推动小说的情节发展，同时以“离去－归来－离去”的模式来结构叙事的进程，通过讲述他人的苦难故事和自己的情感故事形成一个“复调”（这已经不同于小说前面的两种叙事方式的混杂，而之前的“我”也只是一个世俗化的叙事者，对苦难充满隔膜）。显然，小说最后就是翻印了现代作家的这种启蒙叙事，用“离开－归来－离去”模式拉开时空的距离，以注入情感上的悲悯和启蒙意识来“看”杜月梅和小舅的命运，思考当下这个苦难的社会，以达到叙事中“情感伤害”的弥合以及对现实的想像性的求助，如杜月梅开始信基督教了，小舅死后上面派人来调查了。但启蒙者眼里的现实依然是灰暗的现实，而小说最后却写道：“我想，小舅这回该瞑目了吧。”

小说虽然在最后恢复了作为一个启蒙式的精英者对当下现实的批判（尽管这种启蒙式批判在当下也已遭受质疑，但比起世俗化的立场要好得多），但也只是其叙述立场游移到最后的一个暂时性的满足，而对于整个小说的叙事方式来说，其面对当下的批判力量却被一个刻意地讲述的“情感伤害”故事所削弱，这种削弱正体现在对于小狗罗蒂的艺术虚构上。

三、“义狗罗蒂”在叙事结构和当下社会中的双重角色

当我们从作家游移的叙事立场回到小说本身，重新回到那个关于“情感伤害”与“社会伤害”的图式，来看看作家面对当下现实，是如何地虚构出一个“义狗”罗蒂的。为了讲述情感化的故事的需要，作家有意打造罗蒂与小舅之间的精神同构关系，二者同样地体验到遭受背叛的痛苦，同样地在死亡之前选择了反抗式的绝望表演，最后在这个饱含情感的叙事中都成就了一个“英雄”的形象。可以说，作家对于小狗罗蒂的隐喻性命运的设计富有成就感，这一艺术化的处理似乎让小说的意蕴丰富了不少。然而，“义狗”罗蒂在作家的构想中诞生暴露了作家内心的某种困惑和无奈。面对当下现实赤裸裸的“社会伤害”，作家无法直接地面对当下现实，或者说作家想“艺术地”处理小说与现实的关系，而把这个“社会伤害”的现实主题转化为一个关于“情感伤害”的情感主题，从而在杜月梅－小狗罗蒂－小舅朱卫国的三角链条中形成连环伤害的丰富而感人的叙事环形。但是，我们都知道，作家叙事的初衷以及终极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现实批判的力量，而不仅是讲一个情感化的故事。尽管在小说中作家借小舅朱卫国之口反复批判了工厂领导阶层的贪污腐化与道德败坏，并且在小说结尾软弱地作了一个回应，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伤害”只是根源于某些领导的个人品质与行为吗？当落后的体制引发的社会问题走向全面的溃败，顽固体制下无约束的权力与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发达资本相互勾结，让整个社会底层的人们处于弱势无依的地位，从而形成了这些后发展中国家中的社会畸形症状，“社会主义”已经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而流于一种口头上或宣传上的承诺。我们由此要问，这一“艺术化”的虚构带来的真的是现实批判力量的效果吗？

尽管作家运用了隐喻化的艺术处理，但小狗罗蒂与小舅朱卫国有着不同的生存意义。小舅朱卫国曾经是一代工人阶级的集体“英雄”塑像，而小狗罗蒂只是中产阶级富裕的个人生活的表征，然而在这个缺乏社会公平与正义感的“社会伤害”里，小舅的理想承担沦落成了表演，没有人信任他，工人楷模的英雄形象被消解一空；而捡来的宠物罗蒂可怜般的忠诚表演竟成了当下忍辱负重的“英雄”，最后小狗跳架自杀而获得了“义狗”的美称，并供早已麻木了的消费社会的人们（如对杜月梅的苦难命运）的情感发泄。

罗蒂的虚构不仅没有增强批判社会的力量，反而弱化和掩盖了对于现实的种种矛盾。叙事结构中罗蒂与小舅的同构关系（作家有意塑造的精神同构）之下是社会断裂时代不同阶层的英雄塑像；而在当下社会结构中罗蒂的虚构却表现为作家面对现实的一种妥协心理，是把现实矛盾缓和或隐藏的一种想像的中间物，由此而避免了与当下社会政治与经济的正面冲突。这从文学表现上体现了作家艺术的匠心，而从社会心理上则视为作家内心的困惑与无奈。

由于作家在刻意地经营一个“情感伤害”的叙事(煽情)，而选择了一个对“社会伤害”保持回避与暧昧的姿态。于是，在这个对于苦难越来越抽象化的世俗社会里，小说“情感伤害”的故事只是让读者象赶来安慰祥林嫂的人们一样，掬一把眼泪，而后走开，而真正的“社会伤害”的元凶却继续让人遗忘。而小狗罗蒂身份的暧昧性是无法完成一个现实批判的使命的，比之像经典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笔下的“老马”（《苦恼》）、“小猎狗”（《变色龙》）等，《那儿》还无法显示出批判的力量，这也是“批判现实主义”在当下文化体制中遭遇的尴尬。无论启蒙资源与左翼资源在小说中如何地被借以利用，当下的写作者都很难逃脱“后精英”式的世俗化叙事立场，这正是一个想勇敢地直面现实，却又充满种种内心矛盾与困惑的写作者游移其间的文化心理根源。从作家的叙事立场的游移不定中，我们应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在失去了八十年代的宏大叙事之后，个人化写作如何表达一个当下现实性的批判主题？

（作者通讯：100875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