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丹
（天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健康传播学院，天津 301617）
摘要：从晚清到当代，借中医形象、中西医冲突和中医药社会地位的嬗变寄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隐喻政治和时代已然成为一种文学和艺术传统。中医医疗叙事可以被解读为时代病症和社会心理的反映；当回到医学叙事的本体层面，不同时代影视作品中对中医药医疗的叙事方式与社会整体健康信念和医疗取向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影视文化对于建构公众的健康信念、影响公众的健康选择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中医医疗叙事；健康传播；健康信念模型（HBM）;传播效应
项目基金：2017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XC17-001）:新形势下中医药文化传播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作者简介：杨一丹（1988-），汉族，河北石家庄市人。文学博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健康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传播。
从晚清到当代，从清末刘鹗的《老残游记》到鲁迅的小说、杂文，借中医形象、中西医冲突和中医药社会地位的嬗变寄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隐喻政治和时代已然成为一种文学和艺术传统，事实上，从中医药文化的产生伊始，就不仅仅是治疗之“术”，而是与中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涵盖中国传统哲学观、世界观、价值观、生死观、天人观和艺术观的综合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甚至与之互为表里。正是基于此，《中医药文化建设的“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阐释中医药文化的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同时“要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与现代理念和社会主义艺术形式进行创造性的结合和转化”。
一、当代中医医疗叙事文化表征的变迁
正是基于中医药文化与社会主义艺术的互通性和相互促进的可能性，近年来涌现出一批以中医药文化理念和叙事为核心的戏剧、影视作品（如《神医喜来乐》、《大宅门》、《大国医》、《本草药王》、《大明圣医李时珍》、《女医明妃传》、《琅琊榜》、《芸汐传》等电视剧和《风起同仁堂》、《大宅门》、《李时珍》、《祖传秘方》、《华佗六顶记》、《同仁堂传说》、《千古药王》等话剧作品）。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文化语境当中，中医药因其与中国传统观念的价值定位和生命意义体认最为接近，往往在时代变革中首当其冲——人们对中医药文化的态度，往往成为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中华民族形象和传统文化价值态度的意义表征。例如，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鲁迅先生曾秉持激烈的反中医态度，在《呐喊·自序》和《父亲的病》等文章中表达了其对中医的摒弃。然而鲁迅的激烈反中医态度是与其当时激烈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封建礼教和儒家世界观的总体文化史观一脉相承的。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传统知识分子愤恨于国家的积贫积弱，决心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以“全盘西化”探求救国救民之路。“反中医”只是表象，其深层的所指必须放在在中西方文化激烈冲突的世界整体格局变动和传统“道统”和“正统”失落的哲学观嬗变的复杂背景中去理解。由此可见，中医药叙事构成了一种文化隐喻，指向其特定时代的哲学、政治诉求和价值判断。
2003年中央电视台与河北电视台合作出品的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塑造了清末直隶沧州的乡下郎中喜来乐屡次以偏方怪招儿治疗疑难杂症，作为“小人物”与京城显贵的交往和斗争的过程，恰恰也是见证和参与维新变法、甲午战争、清末新政等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大事件”的过程，第一次使中医以“民间英雄”的身份登上了当代影视作品的前台，此后的《大国医》、《大明圣医李时珍》、《女医明妃传》事实上都在重复书写这一主题，那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上医治国”使命——表面上医生诊看的是疾病和症状，而疾病在特定语境下具有“民间疾苦”、“中国病象”的隐喻意义，由此病理之“病”与国家社会之“病”形成了话语的同构，民间医生承载了悬壶济世、兼济天下的圣贤理想，成为了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文化符号，也暗合了民间长期以来认同的“不为良相则为医”观念。
二、中医叙事的历史变迁和疾病隐喻
事实上，中医在影视和文学中承续起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获得“国医”和“民间英雄”正面形象的时间并不长，从五四启蒙直到“文革”后的新时期，社会价值观念的激变常常以对待中医的态度为其表征。从清代末期开始，随着西学东渐和科学、理性、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中医作为“国故”被系统性地污名化和妖魔化，成为了被摒弃的对象，在人物塑造时中医常常被与愚昧、贪婪的“庸医”、“巫医”形象等同，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蒙昧性的集中表达。鲁迅的小说《明天》中，单四嫂子为了医治宝儿的病，找到了中医何小仙，何小仙作为单四嫂子的唯一希望出场时，却被这样描写：“何小仙伸开两个指头按脉，指甲足有四寸多长”，当单四嫂子问“他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是火克金……”，在这样妖魔化的描写中，作者对中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愚昧和神秘部分的负面态度呼之欲出，中医叙事的负面文化表征总体上符合了五四时代的启蒙主义价值观。
伴随着二十世纪救亡的危机感和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和自我反思，精英知识阶层几乎始终保持着对西方科学和现代性的偏爱，从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到1934年傅斯年诟病《所谓“国医”》，西医战胜中医观念的背后是民族文化自信一早被摧毁的伤痛和对西方现代性政治正确性的仰望。直到1949年建国后，建立了中西医结合的医疗制度，而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民经济困难和现代医疗技术的匮乏，广大农村长期存在着“赤脚医生”制度，以最初级的中医手段和中草药、民间偏方治疗疾病。即便是如此初级的医疗手段，在六七十年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仍然被解读为“政治权力”，在《枯木逢春》（1961）、《红雨》（1975）、《春苗》（1975）等中，乡村赤脚医生如孙天福、钱济仁、杜文杰等利用其掌握的医药知识和资源，刁难和欺压社员，形成了“医疗资本主义-农民”阶级矛盾的叙事模式。这正是福柯所论述的知识-权力关系的生动再现，而正反角色双方对医疗资源和治疗权力的争夺正是政治权力争夺的隐喻。
进入80年代，政治隐喻逐渐淡出，但生命的困境仍在继续。改编自小说的电影《人到中年》（1982）的主人公陆文婷，虽然被塑造为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好医生，但她本人却成为了国家、社会、家庭、事业、性别矛盾集中爆发的场域，她的生命困境不仅可以在美国“中年危机”（Midlife Crisis）类型片的范畴得到解释，并且反映了现代转型时期人的内在困境——医学所要求的井然有序与真实生活“一地鸡毛”的强烈对照督显了时刻催逼着现代人的焦虑感，而这一焦虑感在面对“生命无常”时又往往被几何级放大，因此，医生这一主体常常被遴选为现代焦虑性的集中呈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