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依靠企业自身特定优势进行，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提供法律法规的保障，而中国企业在自身优势较弱的情形下，政府就要发挥组织和引导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在投资过程中提供服务和保障的职能。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和公共服务提供者，会形成自身的国家特定优势，这种国家特定优势会促进企业形成自身的微观竞争优势，母国国家特定优势将连同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微观竞争优势共同形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优势[ 裴长洪，樊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特定优势，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7期。]。“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国家领导人提出并逐步发展成为引导中国企业加强开展对外经济与贸易，发展多边经贸体系，进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的国家政策方针，该战略的提出，充分体现了我国企业所拥有的“国家特定优势”，政府部门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政策支持、金融保障、咨询服务、人才输送、税收减免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优势的加强，进而带动国内相关企业凝聚成产业集聚群，并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的竞争力，因此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应该是在“国家特定优势”与“企业特定优势”以及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等共同组成的综合竞争优势推动下进行的。
首先，作为国家特定优势的“一带一路”战略，是由我国国家领导人提出，各政府部门全力配合与协同促进，各行业企业积极参与共同建设的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国家重点战略，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与实施以来，我国多方部门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签署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定，实现沿线国家法制协同，为海外投资企业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通过建立海外投资咨询、指导、服务机构及相关制度，为企业提供强大的信息服务与政策支持。此外，全国众多的专家学者加入“一带一路”战略研究，对于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风险评估、战略选择与发展规划做出重要的理论指导，国家还对向“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企业采取不同程度的财税减免与补贴政策，对于降低企业成本、优化资源配置、获取战略资源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亚投行的建立，也为企业投资过程中的资金供应提供良好的保障。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作为我国的国家特定优势，在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引导与促进作用，同时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与实施，在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以及战略资源的获取，也有利于产业集聚的形成和过剩产能的化解，因此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良性循环。
其次，对于在“一带一路”国家开展直接投资的企业来说，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等所有权优势积极开展跨国经营，在海外市场获得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力与广阔的市场空间，进而实现转型升级，追求更加长远的发展目标。根据邓宁的折中理论，可以将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为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技术寻求型与效率寻求型四种类型，而我国进入沿线发展中国家开展直接投资的企业大多分布在能源、矿产、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和制造业，以国有企业为主，他们的规模较大、资金比较雄厚，技术装备也比较先进，他们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目的是获得资源与劳动力以及广阔的市场，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包含部分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对于这些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以技术获取与市场开拓为目的。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引致作用中，沿线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市场发展潜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都是吸引我国对其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再次，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它们主要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能源资源储备较为丰厚、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等现状是沿线国家的主要特征，“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有利于沿线国家对我国进行招商引资，引进技术与设备，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也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发展。对于我国来说，沿线国家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亚洲国家为主，离我国的地理距离较近，极大地减少了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运输成本，而且亚洲国家间拥有相似的发展经历，彼此间的文化差距也较小，在进入东道国生产运营时，可以减少因文化传统与习俗相差较大而引起的摩擦与成本；第二，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史较短，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太完善，这对于善于利用制度漏洞进行生产经营的企业来说比较有利，因此对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的国家来说也具备一定的区位优势，但发达国家的制度与法规相对比较完善，对于技术寻求型的企业来说，具有比较安全的投资保障；第三，沿线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充满热情，与我国积极协商相关投资与贸易问题，主动减少投资贸易壁垒，制定各项政策保障我国对外投资企业顺利开展工作，这对于建立“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投资之路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