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悲哀

                           ————王海鸰婚恋小说论

近几年来，当代女作家王海鸰连续抛出《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三部婚恋小说，似集束炸弹，热了文坛。而且，每一部同名电视剧都能收拢不同层面的观众，反响强烈，可谓火了荧屏。王海鸰关于中国当代婚恋文化的思考与呈现以及这种呈现所制造的震动已然形成一种不能不面对的文化现象。

有人不以为然，认为作家只不过是将永恒的文学主题——爱情，变成了第三者的隐情、家庭中的滥情以及婚姻中的无情，走过的仍是一条庸俗不堪的老路。然而，面对大量的读者和观众群，我们必须要沉思，王海鸰的婚恋题材创作仅仅是谈情说爱的通俗小说能够涵盖与解释了的吗？在当代那么多类似题材的文本中间，为什么就是王海鸰独独引来这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利益社会里，即使借助电视媒体、仅仅对婚姻进行大众化描摹就能吸引如此巨量的受众吗？必须承认，作家凭借着女性细腻的笔触，看似平俗但又毫不平庸，不事雕琢、平实无华地写出了生活的真实的一部分。可信而感动，力量而震动。我们可以站在“问题小说”的角度，从作家对婚姻、知识分子与“进城乡下人”的三种“错位”的书写中，探寻王海鸰婚恋小说的不同寻常。

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就是90年代以来，在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下，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日趋提高以及个人主义自由观念的抬升，国人的价值观念、爱情观念、道德观念都发生相当的位移。人们对情感生活高要求的向往在这样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里，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忠诚与背叛等诸种形态。作家有意识地描写当下日常性婚姻生活的实际问题、揭示婚姻男女内心的人性秘密，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此类题材书写使近几年出现了不少好作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往往专注于中年人婚姻的负面性情感危机问题，大多是从婚姻外部（即“第三者”）作为着眼点，楔入人性的深层，进而表现现代人婚恋观念的部分状态，如《来来往往》、《结婚十年》、《一声叹息》等等。比较同类书写，王海鸰的特点更突出一些。《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一路走来，从对“第三者”开始写起，写到婚姻中的“第二者”、“第一者”，思考愈见深邃，笔力愈显力量，作家的问题意识出乎寻常。##end##

从《牵手》来看，王海鸰和一般作家是一样的，从一般寻常的“第三者”对婚姻的负性影响展开个己性叙述。“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钱钟书先生曾经向我们揭示了人生万事如 “围城”的一种精神困境和一个被哲理化了的生存悖论。几十年来，把婚姻视作“围城”并借以解释婚姻内外的情感危机的文艺作品实在为数不少。尤其是“第三者”题材，大多都没有理性地审视“第三者”是婚姻走向解体的理由还是结果，而往往纯道德化地进行谴责和贬斥，对当下婚姻的现实困境和情感困惑缺少智性挖掘反思，从而流于浮泛与重复，艺术效能差强人意。《牵手》却不然。表面上看，钟瑞、夏晓雪夫妇和王纯三个人的故事不显新颖，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该作品不再是一味单向度地对婚外情进行传统式的攻击性批判，而是客观地直视婚姻生活的实际存在，冷静地思辨情感世界的真实状态。作家不再是那种站在自己笔下人物之外，以一种全能而超然的视角来驾驭题材及评价趋向，而是让故事人物自己“现身说法”，“自我评判”。叙述者位置的移变，叙述角度的转换，带来迥然有异的新效果、新气象：在故事角色的引领下，读者不禁自问，婚姻是否需要而且如何经营？爱情怎样才能走向永恒？

在一个相对常见的婚外恋故事表现以后，王海鸰把审视的眼光从“第三者”转移到“第二者”上来，视点从婚姻之外转换至婚姻之内。《中国式离婚》不再过多地从婚姻外部生活层面表现，而是以毫不离奇的婚姻内部生存作为情节切入口，抓住当下婚恋生活中的主流心态，展开“强势进攻”。 “我觉得是男女婚姻当中、尤其对女人来讲是主流的心态——从嫁的时候就想嫁得好，社会地位决定的男才女貌，男人一定要好，女人选完了男人以后，选完了又想夫贵妻荣。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度，什么欲望过了就有什么灾难，我个人观察觉得这是一种主流的状态，我很想把这个写出来，而不是写一种其它边缘的。它就是一面镜子，如果你能从其中看到自己，就作为一个坐标摆在这儿，如果不对就绕开走。” [①]作家从日常生活的普遍性抽绎人性的某种共性，给予如此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以轻柔而有力量的“提醒”，举重若轻，引起受众的强烈共鸣。林小枫和宋建平的婚姻感情从憧憬到濒于解体（至少是失败），没有“第三者”等外来因素的影响，纯粹是来自他们二人具体生活里面的生存的压力、欲望的膨胀、精神的失衡、彼此的交错等原因造成的。作家的叙事视点里，林小枫和宋建平，彼此成了对方的“第二者”。小说正是抓住夫妇二人在形而下的具体琐碎的日常性事件的错位，推进故事的发展，送角色到生活与人性精神的极致，最终阐释了高度集中的文学典型意义：婚姻如沙子，越使劲攥就攥的越少。常人皆晓的一个道理，世俗生活的普遍规律，就是这样在作家近于原生态的叙述里交代彰显出来。欲望无度是婚姻最大的杀手，婚姻的失败是双方的失败。失败婚姻里的男女双方都不能理解自己的另一半——“第二者”，也没有自己轻易的本质性放纵的一丝理由。

当下人往往都从爱情走向婚姻，希望在自己的婚姻里加浓加厚爱情。从相对极致的角度来说，没有爱情的婚姻确是不道德的。然而，随着婚姻生活的延长，生存欲望和压力的增加，有违婚内人和谐并存的生活细节必将不以人的意愿纷至沓来。尤其是在男女双方文化成长环境大异或悬殊的婚姻里，情感的痛苦与无奈自然超越我们的想象。《新结婚时代》作为王海鸰新近力作，就是在这一方面给时下年轻人、那些踏入婚姻不久或准备走进婚姻的年轻人，提供了婚姻以后可能问题的有效参考。应该说，小说里的何建国与顾小西比较宋建平与林小枫年龄更轻，婚龄更短，彼此心灵平等相待，婚姻初始时期爱意之浓艳煞常人。只是一个“错位”，一个深潜在文化底层同时又是作为带来事件后果的诸种原因之一的“门不当，户不对”的观念力量，一个时常在当下生存角落发生的相对普遍性的“错位”，轻而易举地转换消减掉婚姻里的爱情。读者在爱情的逐步消耗的感受里，接受如此婚姻的无奈，与主人公同掬一把心酸泪。这里，作家已经巧妙地把事件理解的着眼点搁置到男女两个主人公各个“自己”的身上，从婚姻的“第一者”出发，通过“第一者”自觉或不自觉的心理和行为，解析情感矛盾乃至破裂的深层文化原因。又由于，造成这种不理想婚姻状态的原因往往是不由主人公可以改变的，所以在读者看来，事件的负性发展是那样的“合情合理”，不容躲避。由是，我们也可看到，作家对于婚姻的理解和把握走向更阔大、更深邃，至于一种相对“残酷”而力量的笔调进行描画。

从“第三者”到“第二者”，再到“第一者”，都与作家作为叙述者的视点位置变化息息相关。与其认为王海鸰是站在女性主义/男性视角的立场来书写婚姻爱情，不如说作家是结合自身性别观察与思考生活，以文化的大立场为背景，理性客观地发掘表现“问题婚姻”，揭示现存婚姻问题。而且，这种问题意识还表现在作家对于“乡下人进城”和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危机两种问题上面，是更进一步的冷静和深刻。

二

如果单单把王海鸰作为“婚姻咨询师”来看待，自然是没有挖掘出其作品的一部分深度。在书写婚恋问题之同时，作家还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些问题的思考。也许这些问题不成为作家主要努力的对象，或者说是作家问题轴心之外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却在相当程度上加大了作品的力量。而且，正是由于这些问题是在婚恋背景里呈现的，也使这些问题尤显突出、刺激、具有启发性。这里，我们就《新结婚时代》中男女主人公婚姻爱情质量因城乡文化差异的影响而不断下降说开去，考察“进城乡下人”在城市位置间的“错位”型生存状态，认识“乡下人进城”的尴尬与无奈的命运问题。

“乡下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最主要是作为都市/城里人的相对性概念，包含有身份悬殊,既得权利与分一杯羹者的竞争，它还是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历史概念，带有社会构成的一端对另一端的优势”。[②] “城市”是近代社会以来资本经济发达的结果，换言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化阶段的代表作品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呈现地，它集中物质商品、政治仕途、生存发展、精神享受等诸般现代欲望于一体。近几十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这几年，基于社会自身的规律性发展，加上国家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大量各色“乡下人”涌向城市。于是，有关“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铺展开来，形成一股相对壮观的写作潮流。[③]我们这里考察王海鸰的《新结婚时代》，比较其它同类题材来看，有其独特的一面，这里更多的是围绕婚恋伦理展开的城乡“错位”之间尴尬无奈的叹息与客观理性的追问。

丈夫何建国出身农村，山东沂蒙山区。通过高考这一公正渠道进入城市精英行列，完成了自己身体的空间有移动。清华计算机系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一家IT公司的业务骨干，年薪十二万，税后；人长得也好，可称之为帅。妻子顾小西，女编辑，来自城市高知家庭，顶住母亲的反对和社会的流俗认识，毅然和何建国走到一起。“我是嫁给何建国，又不是嫁给何家村”，为爱可以牺牲一切的话语是何等坚决！可是，生活回复的答案不是希望的那样。结婚后，何家不断地有人来吃住在她家、找顾小西在医院工作的母亲看病……俨然一副顾小西家就是何建国整个家族和整个何家村的家。矛盾终于在顾小西第二次怀孕并习惯性流产后爆发……此后，原本相亲相爱的小两口，常常为了各自家庭所不同的生活、价值、处事等观念发生争执……一次次争吵令夫妻双方疲惫不堪。王海鸰将城乡背景上的一类普通婚姻生活现状表现得很不普通，叙写了当下社会激荡生活下的矛盾和疼痛。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进城乡下人的书写为数不少，其中涉及的进城乡下人各层各色。农民进城有务工的，有拾荒的，有服役的，有经商的……大部分农民是靠低含量生产价值的劳动付出方式，在现代城市的角落里获取比农村土地生产要大得多的收获。可是，他们为当代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流汗流血的同时，城市社会从根本上从来没有接纳他们。城市就像是一只大恐龙，吸吮的是他们的血汗，拒斥的是他们的精神。文化文明，城乡形同壁垒。乡下人与城市人，两种完全不同欲望需求的“错位”成为现代社会转型阶段的必然。即使进城的“乡下人”是以相当体面的形式（高考升学、入城读书、留城工作、事业成功）在城市里存留，也许城市仍不能够道地地接纳他。

在《新结婚时代》里，顾小西从来没有把何建国的家庭背景往心里塞。她觉得婚姻就是两个人的事，和其他人关系不大。她没有看到中国传统农村的里层。农村根深蒂固的文明存在，像囚链一样捆绑在她的儿女身上。一方面，作为在父母眼里已经成为城里人的儿女没有任何理由回避拒绝大家庭的任何要求与希望；另一方面，骨子里还没来得及完成城市文明现代化改造的进城乡下人，对于这种要求的反馈往往是主动的。小说中小西妈对女儿说的那段话掷地有声：“你是不想去穷人家住，你怎么不问问人家要不要你去住，你是人家媳妇，你以为你不想去人家那儿就可以不去？人家省吃俭用勒进裤腰带供出一个儿子来，可不光是为了给你做丈夫疼你娇你宠着你，人家养了二十多年，是要回报的！”我们无需再问：究竟是什么让何建国、顾小西夫妇如此疲惫？造成他们婚姻质量一路下滑的力量又是什么？他们对自己婚姻的理想追求错了吗？一桩原本令人羡煞的婚姻，在短短的时间里，一点点蚕食着男女双方，也一步步咬噬着读者的心灵：这样 的“结婚时代”到底“新”在那里？

三

如果一般地把王海鸰的小说叙事当作婚恋问题、城乡问题的大众化写作方式来理解，也许还是不够的。我们还有必要更深一步探究作家笔下人物的身份，看看他们身份符号的隐喻意义。显而易见，上述三部小说中的三对夫妻，以及或作为朋友或作为婚姻事件外来影响因素的他/她者，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身份。而且，从受教育水平以及职业类型、物质收入来看，他们都是现代城市中间相当“有成就”的一类知识分子。应该说，在一定意义上看，他们正是整个社会在进入商品经济比较正常化运行时代后知识就是财富/力量的规律的体现者。顺此延之，在既有物质基础上的他们的婚姻和心灵也应该是完满而愉悦的。然而，现实生活给出的答案是那么得不如意，也那么得出乎读者的想象力。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简单地从阶级的、教育的、劳动方式的诸等角度出发，对知识分子进行认定，而且一旦认定就给被认定者硬生生地加以过高的希望或超常的压力。在一般人众眼里，对于知识分子的评定期待，要么崇高而给予责任，要么卑鄙而承担后果。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思维判断模式，一直以来占据整个社会评价体系的主流。这种评价模式，尤其在当下刚刚走向知识主导社会的初级阶段，在以血缘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家国同构的传统时代向以个人为中心重视个人价值的转变中的中国，对于时代先觉者的知识分子而言，其生命的矛盾龌龊，婚姻爱情中的不圆满也就必然了。这个时候，单单以人性、欲望等作为理由是绝对解释不了看似什么都美满的成功知识分子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痛苦与不幸的。

钟瑞、宋建平、何建国，三个男主人公，都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或是IT业的精英或是治病救人的主刀医生，或是自然顺利地处于计划体制之外的高薪收入者，或是能够凭借自己的知识能力轻而易举规避体制限制获取欲望满足的条件。他们都能够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手段为自己的爱情婚姻带来超乎俗众的享受可能，可是最后，他们连俗众普通的爱情婚姻的满足感也没有获得。有的出轨了（钟瑞，心灵的），有的痛苦于婚姻而欲疯（宋建平），有的在现实的无奈里堕于懈怠而苦捱生命（何建国）。自身的问题压得他们全身无力，生命质量的每况愈下，让他们看起来是无“瑞”、少“平”、更谈不上“建国”。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看不出他们是“知识分子”。

再来看三位妻子，三位女主人公。夏晓雪，与丈夫同学，“大学四年，四年校花”，“聪明，自信还有清高”（钟瑞语）。为了丈夫的事业主动放弃出国深造的大好机会，主动退回家庭，她认为“男人得有事业，女人得有个有事业的男人”。一个女性知识分子为了爱，放弃施展自己专业知识能力的机会，她失去了自己；林小枫，上过大学的知识女性，有着相当社会地位的人民教师。可是在家庭受到物质欲望的威胁时，不是以知识分子的睿智力量去克服和创造，而是把责任与压力都归附到丈夫身上，无休止的抱怨与责备，吵吵闹闹以至于打得头破血流、声名扫地。一个想过好却偏偏过不好的的女性，因过于敏感和挡不住欲望的生长而变得疯疯癫癫、歇斯底里的女人。作家在叙述一桩没有第三者的解体婚姻的过程中，揭示了知识分子身份丢失后的某种必然悲剧；顾小西，和前两位女性角色相比，同中有异。从恋爱到婚姻这一过程里，她所具有的更多是青年女性在异性情感初期的冲动、甚至可称作狂热的东西，没有知识分子式的对于生活的观察与思考以及冷静的理性分析和预测。可能在她心底，从来没有过歧视农村人的庸俗念头出现，但是，他最终也没能够在城乡巨大的差距面前实现穿越。一个看起来没有任何原则性错误的女性，在还没有进入小家庭三口时期（我们文化中一般认为，孩子往往成为增进夫妻感情、粘系婚姻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却在残酷的真实面前“丢盔弃甲”。真实的残酷里面，作为女性，作为知识分子的女性，为什么会这样？她们到底该怎么办？

作家在三部作品里，还给我们提供了不同于上述几位女主人公的异质女性，也许可以成为我们解读知识分子生存的一种参考。王纯，不趋炎附势，忠于自己的爱，然而一旦发现自己作为“第三者”带来的伤害，依然主动退出。理性地把握自己的命运，独立的人格魅力；肖莉，一位曾经的婚姻受害者，美丽地挺起胸抬起头，一人带着女儿，自尊的独立生存。以相当的理智和风度面对林小枫的辱骂与耳光，在如此非同一般的克制力与涵养面前，我们再来审视她到每一个评委家里做工作、通过高级职称评定的行为，也许不是过多的否定，而是更多地看到她的睿智聪颖。肖莉，自尊自信，自知自爱，自立自强；简佳，一个不为物质生活的富足、只为内心的爱守候了六年，发现得不到婚姻便旋即抽身，最终拒绝刘凯瑞的求婚。自尊自足，不卑不亢，终获真爱。从沉迷到觉醒，由失败到成功，上述三位女性分别以自己的方式给我们阐释了知识分子的应该选择。

现实里面，“知识分子的风姿或形象可能消失于一大堆细枝末节中，而沦为只是社会潮流中的另一个专业人士或人物”。但是，我们“也坚持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④]。知识分子作为精英一类，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不应该忘记或丢失自己的身份，应该站在时代前沿回视生活，穿越世俗，超拔平俗，利用知识武器，善己化人。可以说我们这里言说的三部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角色，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危机，从而暴露出他们的正/负面。“ 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⑤]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王海鸰的系列婚恋小说创作，可以看出，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自觉书写，其意义价值有不同于通俗所见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