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接受泰戈尔心因探微——郭沫若与泰戈尔新论（之一）
内容摘要：“东方诗圣”——泰戈尔是引领郭沫若踏上文学之路、并成为中国20世纪新诗领袖人物的第一位外国作家，郭沫若接受泰戈尔的曲折的心路历程是颇值得深究的。沿着郭沫若自述的脉络，我们不满足于郭沫若结缘泰戈尔来龙去脉的表层现象了解；希望通过多角度的探视，以及二者作品的比读，更深层次地揭示郭沫若接受泰戈尔的心因。首先，考察究竟是哪些原因使郭沫若在众多外国作家中，率先对泰戈尔情有独钟的：日本“泰戈尔热”的感染；泰戈尔“清新、冲淡”的诗风与“平易径直”的“散文式”，令其新奇、叹赏；诗之“内在律”与“音乐的精神”的感悟；郁闷、孤寂、失意、彷徨的游子，在泰戈尔宗教思想中探得了“生命的泉水”，获得了“涅槃的快乐”。其中“异乡情结”、“婚恋情结”、“病患情结”是郭沫若接受泰戈尔宗教思想的心理层面的因素。其次，“醉心泛神论”是郭沫若接受泰戈尔之后的一个重要思想经历。从《吉檀迦利》看泰戈尔与郭沫若泛神宗教思想的内在联系。第三、泰戈尔的泛神思想给予郭沫若文学创作方面的启迪。第四、兴奋点转移，泰戈尔的淡出。
关键词：郭沫若 泰戈尔 心因 新论
1913年，泰戈尔因英文版《吉檀迦利》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世界文坛腾地升起了一颗耀眼的东方“明星”，一股“泰戈尔热”率先风靡了欧洲，“追星族”们将《吉檀迦利》抢购一空，出版商再三再版也供不应求，德国有一个出版商竟单独发行了五百万册。英国女王特别授予泰戈尔爵士称号。1915年“泰戈尔热”由西向东席卷日本。初出国门，刚刚踏上扶桑留学之路的青年郭沫若，与好些赴日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一样，也很快成了这位东方“诗圣”的Fans！并从此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知道泰戈尔的名字是在民国三年。那年正月我初到日本，泰戈尔的文名在日本正是风行一时的时候。九月我进了一高的预科，我和一位本科三年级的亲戚同住。有一天他从学校里拿了几张英文的油印录回来，他对我说是一位印度诗人的诗。我看那诗标题是‘Baby’s Way’（《婴儿的路》）、‘Sleep Stealer’（《睡眠的偷儿》）、‘Clouds and Waves’（《云与波》）。我展开来读了，生出了惊异。第一是诗的容易懂；第二是诗的散文式；第三是诗的清新隽永。从此泰戈尔的名字便深深印在我的脑里。我以后便很想买他的书来读，但是他的书在东京是不容易买的，因为一到便要消完。我到买得了他的一本《新月集》（‘The Crescenr Moon’）的时候，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了。那时侯我已经不在东京，我已升入岗山高等学校的本科去了。我得到他的《新月集》,看见那种淡雅的装订和几页静默的插画,我心中的快乐真好象小孩子得着一本画报一样。” [2]
“诗圣”泰戈尔，是郭沫若倾心崇拜的第一位外国作家，他不仅是引导郭沫若踏上新诗文坛，成为了中国20世纪文坛风云人物的领路人；而且也是改变郭沫若一生命运，使之成为文学家而非医学家的第一位至关重要的外国人。在郭沫若的文学生涯中，泰戈尔有着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郭沫若曾不厌其烦地多次多处谈到自己与泰戈尔关系的渊源。根据这些自述，我们很容易从表面上了解郭沫若结缘泰戈尔的来龙去脉；但要从深层意义上真正弄清郭沫若接受泰戈尔的曲折心路历程，却不那么简单了。
首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郭沫若在众多外国作家中，率先对泰戈尔情有独钟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方面试作分析。##end##
其一，日本“泰戈尔热”的感染。1915年，“泰戈尔热”由西东来，席卷日本。泰戈尔的诗集成了热销读物，偌大个东京也常常很难买到他的书。仅1915 年一年时间，日本就推出了有关泰戈尔传记、作品翻译，以及对泰戈尔哲学和文艺思想的介绍、论述等方面的著作达17部。1914年1月，郭沫若刚到日本，就闻知了这位“诗圣”的大名，9月第一次读到他的诗便被深深吸引，但到第二年才买到他的《新月集》。1916年5月至9月，泰戈尔访日，日本各界人士以国宾之礼，热烈而隆重地欢迎这位风靡全球的“诗圣”、“诗哲”，各类报刊也争相宣传报道有关消息。此时远在岗山的郭沫若，虽然没能亲耳聆听泰戈尔的演讲和一睹诗人风采，但也从报刊上读到他此时发表的《从印度带去的使命》，并被吸引。与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郭沫若被这股泰戈尔热潮所感染，一度狂热地迷恋泰戈尔，陶醉于他的诗中。后来这股热潮席卷中国，影响了一代五四青年，给新文学注入了活力。徐志摩曾描述过当时泰戈尔诗在中国诗坛的惊人状况：“泰戈尔在中国，不仅已得到普遍的景仰，问他爱念谁的英文诗，十余岁的小学生，就自信不疑的答说泰戈尔。在新诗界中，除了几位最有名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私淑弟子以外，十首作品里至少有八九首是受它直接或间接影响的。”[3]
如果说在21世纪这个追星的时代，年轻人以热烈追捧影视歌明星为生活乐趣；那么20世纪初郭沫若时代青年们对泰戈尔之类“诗人明星”的追崇，其实也是一种时尚风潮。试看那时之文坛风云人物，诸如冰心、王统照、徐志摩、郁达夫……，哪个不是泰戈尔的“超级Fans”！
其二，“清新、冲淡”的诗风与“平易径直”的“散文式”，令其新奇、叹赏
“我把来展读时，分外感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过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区别。从此我便成为了泰戈尔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诗集和戏剧我差不多都是读过的。”
“那是没有韵脚的，而多是两节，或三节对仗的诗，那清新和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下子年青了20年！当时日本正是泰戈尔热流行着的时候，因此我便和泰戈尔的诗结了不解缘，他的《新月集》、《园丁集》、《吉檀伽利》、《爱人的赠品》，译诗《伽比尔百吟》（One Hundred of Kabir），戏剧《暗室王》，我都如饥似渴地买来读了。在他的诗里面我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4]
可见，最初令郭沫若着迷的，一是泰戈尔清新、平易、冲淡的诗风；二是泰戈尔诗的散文式、自由式。那是与他以前所接触过的英文诗和讲究格律的中国古典诗词迥然不同的。这里不妨节选两首小诗为例：
CLOUDS AND WAVES
MOTHER, the folk who live up in the clouds call out to me--
"We play from the time we wake till the day ends.
We play with the golden dawn, we play with the silver moon.
I ask, "But, how am I to get up to you?" They answer, "Come to the edge of the earth, lift up your hands to the sky, and you will be taken up into the clouds."
"My mother is waiting for me at home," I say. "How can I leave her and come?"
Then they smile and float away.
But I know a nicer game than that, mother.
I shall be the cloud and you the moon.
I shall cover you with both my hands, and our house-top will be the blue sky.
《云与波》
妈妈，住在云端的人对我唤道——
“我们从醒的时候游戏到白日终止
我们与黄金色的曙光游戏，
我们与银色的月亮游戏。”
我问道：“但是，我怎么能够上你那里去呢？”
他们答道：“你到地球的边上来，
举手向天，就可以被接到云端里来了。”
“我妈妈在家里等我呢，”
我说，“我怎么能离开她而来呢？”
于是他们微笑着浮游而去。
但是我知道一件比这个更好的游戏，
妈妈。我做云，你做月亮。
我用两只手遮盖你，
我们屋顶就是青碧的天空。
SLEEP-STEALER
WHO stole sleep from baby's eyes? I must know.
Clasping her pitcher to her waist mother went to fetch water from the village near by.
It was noon. The children's playtime was over; the ducks in the pond were silent.
The shepherd boy lay asleep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banyan tree.
The crane stood grave and still in the swamp near the mango grove.
In the meanwhile the Sleep-stealer came and, snatching sleep from baby's eyes, flew away.
When mother came back she found baby travelling the room over on all fours.
Who stole sleep from our baby's eyes? I must know. I must find her and chain her up.
《偷睡眠者》（Sleep Stealer）
谁从孩子的眼里把睡眠偷了去呢？我一定要知道。
妈妈把她的水罐挟在腰间，走到近村汲水去了。
这是正午的时候，孩子们游戏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池中的鸭子沉默无声。
牧童躺在榕树的荫下睡着了。
白鹤庄重而安静地立在檬果树边的泥泽里。
就在这个时候，偷睡眠者跑来从孩子的两眼里捉住睡眠，便飞去了。
当妈妈回来时，她看见孩子四肢着地地在屋里爬着。
谁从孩子的眼里把睡眠偷了去呢？我一定要知道。我一定要找到她，把她锁起来。[5]
郭沫若最早读到的这几首《新月集》里的小诗是一幅幅童趣盎然、晶莹剔透的感人画面，泰戈尔将深邃的哲理与天真稚嫩的童心和谐地融合，营造出了一个美妙纯净的童话世界。这样的小诗让郭沫若惊讶、新奇、叹赏之余，才知道原来诗是可以这么写的！才知道诗意的世界原来如此的清新自然，仿佛闪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天光”；如此的充满魔力，竟能荡涤人心灵的污垢。就像郑振铎在《新月集译序》中谈道的那样:“《新月集》也具有这种不可测的魔力(指安徒生的童话的艺术魔力)。它把我们从怀疑的、贪婪的、罪恶的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总之，我们只要一翻开它来，便立刻如得到两只有魔术的翼膀，可以使自己从现实的苦闷的境地里飞翔到美静天真的儿童国里去。而这个儿童的天国便是作者的一个理想国。”[6]后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里，郭沫若特别以“婴儿的世界”一诗为例论道：“……此诗中所含的愿望正是儿童文学家所当含的愿望；所刻划的婴儿心中的世界正是儿童文学家所当表现的世界，便是儿童文学中的世界。此世界有种不可思议的天光，窈窕轻淡的梦影，一切自然现象于此都成为有生命有人格的个体，不能以理智底律令相绳，而其中自具有赤条条真理，如象才生下来的婴儿一样。”[7]
一开始，郭沫若主要是从阅读层面上去感受、欣赏泰戈尔诗的，所谓“诗美以上的欢悦”主要还是一种感情慰籍似的“兴趣性阅读”，继而郭沫若在浓厚兴趣的支配下四处寻找泰戈尔的诗来读，买到《新月集》时，“心中的快乐真好象小孩子得着一本画报一样”欣喜若狂。有一阵子他几乎整个儿身心都沉浸在泰戈尔的诗情诗意中，再加上此时有与安娜的恋爱的发生，更是激发了他浓厚的诗兴，仿效着作起诗来。他早期的诗，如《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鹭鸶》、《春愁》、《鸣蝉》、《晚步》《维纳斯》、《辛夷集·小引》；以及《牧羊哀话》中的几首牧羊歌等，都是一些颇带泰戈尔风韵的诗作。后来郭沫若把这时期的诗称做“泰戈尔式”。如《新月与白云》就直接摹仿泰戈尔的习作：
月儿呀!你好象把镀金的镰刀。
你把这海上的松树斫倒了，
哦，我也被你斫倒了!
白云呀!你是不是解渴的凌冰？
我怎得把你吞下喉去，
解解我火一样的焦心？
（1919年夏秋之间作。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二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时新月与白云分别为二题。）
又如《天上的街市》的意象也是直接来源于泰戈尔《春之循环》中的《街灯》，以下是这两首诗的原文：
街灯 天上的街市
午夜的天空有无数的星辰， 远远的街灯明了，
在天空中悬着没有什么意义。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如果他们下降到地上， 天上的明星现了，
也许可以用来做街灯。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渺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我想那隔河的牛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比较这两首诗我们不难看出，郭沫若受泰戈尔“街灯”的启发，借用该诗的意象，天上的明星、地下的街灯、美丽的街市、浅浅的天河，……。诗人驰骋想象，别出心裁地把天上的流星比作牛郎织女见面时提着的灯笼，巧妙地熔进中国民间牛郎织女的传说，使这首诗具有了独特的民族风味。
然而，郭沫若接受泰戈尔不仅仅是停留在欣赏性阅读与仿效写作层面上的，更重要的是他从泰戈尔的诗中领会到了诗之内在韵律、音乐精神，才是诗之魂、诗之骨的真理，从而使自己对泰戈尔的感性接受逐渐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
其三，感悟诗之“内在律”与“音乐的精神”
对泰戈尔诗的“内在律”的感悟和运用，令郭沫若进一步从理性上认识到诗的本质，为他进行诗歌形式革新、建设自由体诗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郭沫若从泰戈尔的诗中感悟到“内在律”的重要意义，不仅在创作实践中学习、效仿；而且还在理论上进行阐述，在《论节奏》中以泰戈尔《园丁集》中的诗句为例分析到：
“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Intrinsic Rhythm），内在的韵律（或曰无形律）并不是什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长短，宫商徵羽；也并不是什么双声叠韵，什么押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或有形律（Extraneous Rhythm）。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这是我自己在心理学上求得的一种解释，……内在韵律诉诸心而不诉诸耳。泰戈尔有节诗，最可借以说明这点。
Do not keep to yourself of your heart ，my friend！
Say it to me，only to me，in secret.
You who smile so gently，softly，whisper，my heart will hear it，not my ears.
别把你心中的秘密藏着，我的朋友！
请对我说吧，只对我说吧,悄悄地。
你微笑得那么娓婉，请柔软地私语吧，我的心能够听，不是我的两耳。
——《园丁集》第四十二首
这种韵律异常微妙，不曾达到诗的堂奥的人简直不会懂。这便说它是‘音乐的精神’也可以，但是不能说它便是音乐。音乐是已经成了形的，而内在律则为无形的交流。……我们试读泰戈尔的《新月》、《园丁》、《吉檀伽利》诸集，和屠格涅夫与波多勒尔的散文诗，外在的韵律几乎没有。” [8]
1927年泰戈尔在与罗曼·罗兰的一次谈话中就说过：“诗、绘画或音乐这些艺术的起点是呼吸，即人体内固有的节奏……音乐家们必须时常从血液循环和呼吸获得灵感。”[9]
泰戈尔的诗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精华在于重“情绪的自然消涨”之“内在韵律”，诗中有一种“音乐的精神”，所以它打动人的心灵，也即“诉诸心而不诉诸耳”。郭沫若从泰戈尔那里领悟到了诗的奥妙，吸取了第一杯乳汁，在中国诗歌史上开创了自由体诗这一充满时代节奏感的新颖的艺术形式，写出了《女神》 这样辉煌的诗章，铸就了中国新诗的里程碑。
对泰戈尔诗风、诗艺的喜爱、领悟、效仿，使郭沫若不仅从泰戈尔的诗里面获取了丰富的营养；更重要的是他从泰戈尔深邃的精神世界里感悟到了生命本真，从而获得了新生。
其四，郁闷、孤寂、失意、彷徨的游子，在泰戈尔宗教思想中探得了“生命的泉水”，获得了“涅槃的快乐”。
“宗教意识，我觉得是从人的孤寂和痛苦中生出来的。寄居异乡，同时又蕴含着失意的结婚悲苦的我，把少年人活泼的心机无形中倾向在玄之又玄的探讨上去了。民国五六年的时候正是我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每天只把庄子和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当做日课诵读，清早和晚上又要静坐。我时常问自己：还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我得读泰戈尔的《吉檀伽利》、《园丁集》、《暗室王》、《伽比尔百吟》等书的时候了。
我记得大约是民国五六年的秋天，我在冈山图书馆突然寻出了他这几本书时，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每天学校一下课后，便跑到一间很幽暗的阅书室去，坐在室隅，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流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槃的快乐。象这样的光景从午后二三时起一直要绵延到黄色的电灯光发光的时候，才慢慢走回我自己的岑寂的寓所去。” [10]
以上自述让我们看到，耽读着泰戈尔诗时的郭沫若正陷入一种苦闷、彷徨的危险心境中，或而想自杀、或而想当和尚，成天在庄子、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中冥想。是泰戈尔的诗让他探得了“生命的生命”、“生命的泉水”，将他的精神导引向一个新的境界。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青春正茂、满怀报国激情的热血男儿有着如此颓丧、悲苦、郁闷、茫然、彷徨、孤寂，甚至绝望的心态呢？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先对郭沫若当时心态的成因作一番探究。
文学与心理学应该是血缘关系最密切的学科，一个文学阅读者的接受史，以及一个文学家的成长史，都与他的心灵发展史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从心理分析的视角去剖析郭沫若在接受泰戈尔过程中的精神世界，也许能在更深的层面上理解他与泰戈尔精神联系的实质。
（一）、异乡情结。初到日本的郭沫若，心情是矛盾复杂的。刚刚逃离了封闭压抑的家乡深宅、逃开了那屈辱不堪的包办婚姻，满怀期望和梦想来到日本的郭开贞一开始真是兴奋不已，“生在四川深岙的峨眉山下，被家规禁止涉入一尺深水的我，一跃而扑向海中，真是有再生般的快感。”[11]一方面，日本的海滨、岛屿、樱花等钟灵俊秀的自然景观，如博多湾、千代松原、太宰府的梅花……等都令其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充满新鲜感；一方面，这些景物风情又勾起他对家乡峨眉山水的怀乡思绪。日本整洁的环境、简朴勤勉的民风、进步强盛的人文面貌，一方面令郭沫若欣羡、赞叹；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国家国势的颓衰而充满隐忧，弱国子民的悲哀时时萦绕心头。与好些东渡日本的留学生一样，郭沫若也是怀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来到日本的，但来后发现，原来因为的“蛮夷之帮”，自明治维新以来已从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制度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已基本完成了从封建专制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就如郁达夫所说的，“已经老树接上了青枝，旧囊装入了新酒，浑成圆熟”。一方面，郭沫若等学子们在文化上对“小日本”保持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自尊自傲；另一方面，也强烈地感觉到“己国文化落伍”于此“蛮夷之帮”的“绝大的威胁”。游子们的心态如郁达夫一样：“新兴国家的气象，原属雄伟；新兴国民的举止原也豁荡。但对于奄奄一息的我们这东方古国的居留民，尤其是暴露己国文化落伍的中国留学生，却终于是一种绝大的威胁。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五千万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12]由此可见，身处日本那样一种特殊历史环境中的郭沫若，矛盾重重的异乡情结应该是他第一个重要的心结。
（二）、婚恋情结。失意的旧式婚姻与激情的异国之恋让郭沫若内心世界酸甜苦辣、五味俱全。读过《西厢》、读过《迦茵小传》之类中外爱情小说，性意识觉醒较早的少年郭沫若，对爱情也曾有过美妙的幻想与憧憬，然一场“隔着口袋买猫儿”的“木偶戏”，生生地把他的青春美梦打碎了。封建的婚姻制度害了他也害了一个无辜的女性。这场婚姻悲剧让郭沫若从此心里弥漫着挥之不去的阴霾，背负上了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无法摆脱的屈辱感和罪孽感。为人之子的不孝与为人之夫的不负责任——双重内疚长期折磨着他，让他不得安宁。
在遇到安娜之前，郭沫若的情感世界是孤寂而悲苦的，就像那匹“洼穴”中已死的“鱼儿”，多亏了那“白色”“唐装”的圣洁少女的“泪池”，令他“苏活了转来”。1916年正迷着泰戈尔诗的郭沫若与日本少女安娜（佐藤富子）相识并相恋了，与安娜的相爱对于郭沫若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诚如他自己所说：
“……那时侯的倾向，差一步便可以跨过疯狂的门阀。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步救转了的，或者怕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 [13] “我在岗山时候也学过他（泰戈尔），用英文来做过些无韵律的诗。《辛夷集》开首的《题辞》便是一九一六年的圣诞节我用英文写来献给安娜的散文诗，后来我把他改成中文的。” [14]
这是一篇圣洁恋情与浓郁诗情结合佳作，引文如下：
“有一天清早，太阳从东海出来，照在一湾平如明镜的海水上，照在一座青如螺黛的海岛上。
岛滨砂岸，经过晚潮的洗刷，好像面着一张白绢的一般。
近海处有一岩石洼穴中，睡着一匹小小的鱼儿，是被猛烈的晚潮把它抛撇在这儿的。
岛上松林中，传出一片女子的歌声：
月光一样的朝暾
照透了蓊郁着的森林，
银白色的沙中
交横着迷离疏影。
一个穿白色的唐时装束的少女走了出来。她头上顶着一幅素罗，手中拿着一支百合，两脚是精赤裸裸的。她一面走，一面唱歌。她的脚印，印在雪白的沙岸上，就好像一瓣一瓣的辛夷。
她在沙岸上走了一会，走到鱼儿睡着的岩石上来了。她仰头眺望了一回，无心之间，又把头儿低了下去。
她把头儿低了下去，无心之间，便看见洼穴中的那匹鱼儿。
她把腰儿弓了下去，详细看那鱼儿时，她才知道它是死了。
她不言不语地，不禁涌了几行清泪，点点滴滴地滴在那洼穴里。洼穴处便汇成一个小小的泪池。
少女哭了之后，她又凄凄寂寂地走了。
鱼儿在泪池中便渐渐苏活了转来。”
《辛夷集》小引 一九二二·七·三 作于上海
这篇优美的抒情散文诗清新隽永、感人心扉，深得泰戈尔诗的神髓，是郭沫若早期诗作中的上乘之作。这是一篇象征性的作品，在诗中，少女的泪珠好比生命的活水，将濒死的鱼儿救活转来。正如郭沫若所说：“安娜你就是那诗中的少女，我是那一匹小小的鱼儿，是你用爱情的泪池使我苏活过来……”。由上可见，安娜之爱不仅将郭沫若从“疯狂的门阀” 救了转来；而且还激发了他“作诗的欲望”，写出了第一批“泰戈尔式”的无韵诗。
这场跨国恋情轰轰烈烈，着实让郭沫若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欢愉，体验到精神自由的那种强烈的快感。然而，随着与安娜由浪漫幻美的相爱结合，到现实凡俗的生儿育女、柴米油盐，郭沫若又陷入了另一种郁闷与烦恼，陷入了另一个层面的精神拷问与炼狱之中。一方面，安娜作为一个日本士族的后裔和基督教牧师的女儿，与一个中国留学生相爱，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她甚至为此被逐出家门，这让郭沫若深感有愧于安娜；一方面，把心目中“圣母”——安娜，变成了自己的妇人，郭沫若为破坏了圣洁完美的爱情而自惭形秽，痛恨自己罪恶的灵魂。我们在后来他给田寿昌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充满忏悔的表白：
“我终竟太把我柔弱的灵魂过于自信了！我们同居不久，我的灵魂竟一败涂地！我的安娜竟被我破坏了！”“我的罪恶如仅只是破坏了恋爱的神圣——直截了当地说时，如竟是苟合！那我也不至于自谴。只是我还有件说不出来的痛苦。我在民国二年时，我的父母早已替我结了婚，我的童贞早是自行破坏的了！……我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早已无可补置的余地的了。不料我才遇着了我的安娜。我同她初交的时候，我是结了婚的人，她是知道的。我也仗恃着我结了婚的人，所以敢于与她同居。唉！我终竟害了她！”[15]
郭沫若原来也想过“能永不结婚，常保Pure Love底心境，最是理想的了。”但他终究没做到。“结了婚彼此总不自由”。“有了生育更不自由。这层简直莫有解决的方法”。[16]他把自己儿子的出生一会儿看作“我的罪恶的表现”；一会儿又说那是一个“纯洁无垢的天使”的诞生，其矛盾心理显而易见。
也就是说，郭沫若在他的婚恋经历中，在背负了对父母、对结发之妻的双重负疚后；又新增了爱情与婚姻矛盾的内心纠葛，其精神压力越来越多重，并且交织扭结成越来越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心结。
三、病患情结。从医学心理学的角度讲，生理、病理与心理三者的问题是密切相连的，生理上的疾患病痛普遍伴随着心理的症结出现。身体的病痛和疾患让郭沫若被迫放弃医学，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内伤。从立志弃文学医到被迫弃医从文，郭沫若经历了一个痛苦、曲折的选择过程。郭沫若初到日本时是立志学医的，为此他曾花了半年时间来突击补习高考，并考取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预科，之后在学医的头两年成绩一直很优异，但是由于17岁时患重症伤寒留下的后遗症——两耳重听、脊椎Caries——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学医之路；再加上过度用功引起的剧度神经衰弱、心悸亢进、胸痛、失眠噩梦、记忆力丧失等等生理病状，一度令郭沫若出现了焦虑、烦躁、沮丧、悲观、厌世……，甚至精神分裂等等的严重心理障碍。
“民国三年我到了日本，曾决心抛弃文艺，专心致志于科学。当时的号召是富国强兵，总想学些实际的东西来达到这层目的，因此选了医学。我在留学的初期，态度是很坚决的所有的新旧文艺书籍我都一概摒弃了。”[17]
“在医科开始的两年很感兴趣，那时所学的可以说是纯粹的自然科学，人体的秘密在眼前和手底开发了。……。然而学到后两年的临床功课上来，我便感觉着无上的痛苦了。原因是我自己的听觉不灵，我不能够辨别打诊和听诊等微妙的基本医术。”
“两耳重听，没有可能把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学好，因此在大学中途的时候，又来了一次极端的苦闷，而终于逼着我走上了文学的路途。自己在国内所涉猎的，主要的就是文学。到了日本虽然把文学抛弃了，但日本人教外国语，无论是英语、德语，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做读本。因此在高等学校的期间，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泰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出了枝干来，终竟把无法长成的医学嫩芽掩盖了。[18]
“病患情结”几乎困扰了郭沫若整个一生，虽然后来郭沫若因弃医从文成就了一番大业，但病痛疾患给他造成的精神创伤一直让他耿耿于怀，“真正是可恨的伤寒！不仅害了我的耳朵，并且害了整个的我。”[19]
总之，寄居异乡、弱国子民的身份；失意的婚姻心结；生理疾病的困扰等等多重因素，使青年郭沫若一度陷入了精神危机。正茫然徘徊于人生十字路口的他，从泰戈尔的诗中找到了一条精神渲泄的途径。泰戈尔的诗中那种超然与宁静，就像一股甘泉注入了他的心田；特别是他的泛神论思想，把他从濒临疯狂的精神状态中救了转来，引向一个新的境界。（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Tagore，Rabindranath ，印度杰出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1913年，因英文版《吉檀迦利》（Gitanjaei，即《牲之颂》，1911年出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从此闻名世界文坛。
[2] 郭沫若，《太戈儿来华的我见》，《沫若文集》第10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第143-144页。
[3] 徐志摩：《泰戈尔来华》，1924年9月《小说月报》第14卷9期。
[4] 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沫若文集》第11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版， 第140 页。
[5] 天籁之音---泰戈尔诗(文)集http://blog.lanyue.com/view/510/645491.htm
[6] 《新月集 飞鸟集》 泰戈尔 著,郑振铎 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7] 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
[8]《论诗三札·一》，1920年12月20日，《沫若文集》第10卷第200-201页。
[9] 《作家与音乐》，第155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版。
[10] 《太戈儿来华的我见》，1922年10月11日，《沫若文集》第10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第142-144页。
[11] 《自然之追怀》
[12] 《雪夜》，〈〈郁达夫文集〉〉第4卷，第92、93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1月版。）
[13] 郭沫若《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7卷第57页。
[14] 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沫若文集》第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版，第140-141页。
[15] 〈〈三叶集〉〉，第38、42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5月初版。
[16] 〈〈三叶集〉〉，第137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5月初版。
[17]（《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1948年8月5日，载《文艺生活》[香港版]第6期。
[18]《我的学生时代》，1942年4月19日，《沫若文集》第7卷第11页-12页。）”
[19]《〈郭沫若选集〉自序》，1950年10月27日，载1951年开明书店版《郭沫若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