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分析中国古典戏曲中英雄悲剧的内在形态和审美特征

【摘要】：我国古代的戏论和曲论中未提及过“悲剧”一词，但存在着大量被戏论家称作“悲愤激烈”[①]、“惨绝悲极”[②]的戏曲创作，这些“惨杀”、“苦情”戏已具备了明显的悲剧观念和悲剧意识。中国戏曲中的“忠义惨剧”（英雄悲剧）最接近西方古典悲剧的概念与内涵，试图从题材、角色、结构、冲突等各方面分析我国英雄悲剧的内在形态与精神实质，确立中国古典英雄悲剧独特的审美特征。

【关键词】：英雄悲剧  “忠义剧”  内在形态  审美特征

所谓英雄悲剧，就是以英雄人物及其事迹为题材的悲剧。西方悲剧在18世纪以前都可称为英雄悲剧，其主人公多是出身高贵、声名显赫的英雄人物，像俄狄浦斯、阿伽门农、阿喀琉斯、提厄斯忒斯、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唐罗狄克等等，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就应该是描述“名声显赫，生活幸福……出身重要家族的著名人物”[③]的事迹，（“人物的地位越高，随之而来的沉沦也更惨，结果就更有悲剧性。”[④]）这被后世的西方悲剧理论推崇为经典。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直接把悲剧定义为英雄悲剧，与喜剧和正剧相区别。[⑤]因为“随着英雄崇拜的消失，……崇高感于是就因之而缩小，悲剧也就消亡了。”[⑥]中国古典戏曲中存在着大量描写英雄人物悲壮事迹的杂剧和传奇，英雄们“忠肝一片”、“义风千古”与邪恶势力顽强斗争，戏中悲怆凄厉、慷慨哀凉的气氛，“能使人哭，使人怒发冲冠，使人惊魂欲绝”[⑦]，最终获得伦理道德上心灵的提升。从选材和精神实质上看，中国戏曲中的英雄悲剧最接近西方古典悲剧，同时铭刻着本民族独特的审美特征。

一

我国古代创作了许多英雄悲壮凄零的戏曲故事，像《赵氏孤儿》、《火烧介子推》、《豫让吞炭》、《西蜀梦》、《鸣凤记》、《精忠记》、《精忠旗》、《清忠谱》等等，焦循在《花部农谭》中说：“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音多慷慨，血气为之动荡。”[⑧]《赵氏孤儿》中的程婴、韩厥、公孙杵臼以“有恩不报怎相逢，见义不为非为勇”的英雄正义感舍身救孤；《精忠旗》中的岳飞一日连招“十二金牌”班师还朝，白白“使英雄泪堕”，悲情高唱“大丈夫一片忠肠”，惨死狱中；《清忠谱》的周顺昌不止一次表白道：“俺只是守孤忠，心存廊庙”，“血淋淋一点赤心，只是忠君为国，铁铮铮千寻劲节，不肯贪位求荣”，颜佩伟是“淋漓血性，颇知忠义三分”，“一味介肝肠慷慨”，均遭阉党爪牙屠害。明初朱权在《太和正音谱》列举“杂剧十二科”中就包含“忠臣烈士”、“孝义廉节”[⑨]两科，中国戏曲中的英雄悲剧因此可以称作“忠义惨剧”（风格须是悲壮的），“忠”和“义”不仅体现着中国英雄的品格，也概括了中国古典英雄悲剧的主题。我们分别从题材、角色、结构和冲突等方面来分析“忠义惨剧”的内在形态和精神实质。##end##

一、题材 “忠义惨剧”的题材多取自《春秋》、《左传》、《史记》、《三国志》等历史人物的故事或作者所处时代中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忠与奸、信与背的较量从未消失，“闇主众，明君寡”，于是悲剧故事不断上演，屈原悲痛作《离骚》、《哀郢》，程婴舍亲子救赵孤，申包胥哭秦庭，荆轲刺秦王，关羽、张飞魂系西蜀，岳飞精忠报国，杨家将誓死抗金等等，它们都成为了后世戏曲重要的悲剧题材，至今仍是久演不衰的曲目。现今文献可考的戏文中，有关忠义悲剧最早的记载是宋南戏《关大王独赴单刀会》、《赵氏孤儿报冤记》。到元明清，我国戏曲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断达到成熟，像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李玉的《清忠谱》“千载口碑香”、“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⑩]

取材历史和现实重大事件的英雄事迹是有原因的，通过对英雄的怀念和歌颂饱含着剧作家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乱世往往是英雄悲剧创作的高峰，身处乱世的传统文人主张“明道救世”内心会更加深切地呼唤英雄，在“作奴隶而不得”的元代，《哭存孝》、《西蜀梦》、《赵氏孤儿》、《东窗事犯》、《火烧介子推》、《豫让吞炭》等大量忠义悲剧出现，正是抒发了文人对历史兴亡的感叹，对汉文化“忠孝节义”道德的渴望，对胡旗威逼统治的愤恨；明末阉党专政，朝野昏暗，忠佞之争的《鸣凤记》、《宝剑记》、《双忠记》、《精忠旗》、《清忠谱》顺势创作，从忠良的悲剧侧面反映了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体现了对奸臣篡政的痛诉，对理想君臣关系的向往。

二、角色 “忠义惨剧”中的主人公都是怀有一颗忠心、一腔正义的高尚君子。儒家学说的思想渗透到中国人的灵魂中，孔子以“仁”为核心要求个体人格的完善，君子要正、诚、修，要尊礼、忠君；孟子也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要克己复礼、为义忘利、舍生取义，保持节操的高尚。英雄们在“忠义剧”中就无可厚非的被塑造成为道德完美的君子。《赵氏孤儿》中的韩厥“是顶天立地的男儿”，正义救孤引颈自刎；公孙杵臼闻赵孤惨遇，痛斥奸臣“兀的不屈沉杀大丈夫，损坏了真栋梁，被那些腌屠狗辈，欺负俺慷慨钓鳌翁”，毅然撞阶身亡；程婴实现了“舍生取义”的道德高标，将亲儿献与屠岸贾，眼见“亲生骨肉吃三刀”，只能“心似油烧，泪珠儿不敢对人抛”，他们将“义”的人生理想发挥到了极致。《清忠谱》里的周顺昌“忧怀千缕，忠肝一片”，强悍对抗阉党奸人，视死如归，至死不忘“尽忠孝”、“完臣节”，他是即为人臣，忠君不二的最高典范。相对英雄们至善至美的道德，奸人则是绝对邪恶的化身，阴险凶残，屠岸贾诛尽赵氏一门三百余口，为斩草除根，下令拘拿全国半岁以下一月以上的所有婴儿，真谓灭绝人性；魏忠贤等阉宦篡权乱政、网罗爪牙、杀遍忠良，可谓无恶不作。

人物性格的模式化、脸谱化及人物内心活动的单一性，至今仍是我国戏曲舞台的一个特色，“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盖亦寓褒贬于世俗之眼”[11]，忠奸品质的完全对立很大程度上能强化悲剧冲突，深化伦理教益。西方英雄悲剧的人物刻画与中国存在差异。亚氏认为，主人公要“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所以陷入厄运，不是他为非作恶，而是他犯了错误。”[12]他们都无法克服性格中的缺陷，像阿喀琉斯的傲慢、哈姆莱特的忧郁、麦克白的野心、奥赛罗的轻信等，也正是这些缺陷，铸成了他们的悲剧；西方悲剧英雄的内心充满着挣扎，像汉姆莱特“延宕”，麦克白内心充斥着欲望与道德的煎熬；西方悲剧英雄可以有杀父、弑君、娶母的行为，这在中国是大逆不道，象征着对整个伦理秩序和血缘关系的反叛，在忠义悲剧中是绝不会出现的。

三、结构 “忠义惨剧”的结构是多样的：有一悲到底型，像《火烧介子推》、《豫让吞炭》；有悲喜参半型，就是说主人公生命虽遭毁灭，但最终其精神或意志得到了补偿和实现，像《鸣凤记》、《清忠谱》；有“理想”结尾型，这就是那些否定中国有悲剧的学者们最为诟病的“光明的尾巴”，其实所谓“理想”是虚构出来的，只是表现出对英雄完美品质的肯定和赞赏，对道德正义的追求与向往，丝毫不影响全剧的悲剧性，像《赵氏孤儿》、《精忠旗》。

中国戏曲是以场作为基本组织单位，一场戏连着一场戏，但每场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形象地称“曲之章法”“累累乎端如贯珠”[13]。为符合观众的情感发展需要和推进情节的高潮起伏，场与场之间是悲喜交集、喜乐相错，依古人说法是“忻喜之余忽生悲痛，乃见真情”，“悲复生喜，转更无聊，可为曲尽情致”[14]，“热闹局就是冷淡的根芽，爽快事就是纠缠的枝叶”，戏曲冲突就在冷热悲喜的交替中层层推进走向悲剧最终的高潮。以《清忠谱》为例，全剧始终就弥漫着悲壮凄厉的气氛，随着冲突步步激化，悲剧气氛愈加浓重，但次要人物上场时，明显具有幽默、诙谐的味道，《骂像》中爪牙们为魏忠贤塑像行加冠礼，头像太大要削小，爪牙们竟然跪下来哭喊：“咱的爷爷阿，头疼阿，不得了！不得了！”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他们卑躬屈膝、阿谀奉承的丑态，与周顺昌的骂像形成鲜明对比，更加突出周的浩然正气和冰霜节操；《毁祠》中净丑们奔急撞跌、扭住相打的夸张动作，尽情抒发了民众的欢乐。正如祈彪佳在《远山堂剧品》中说：“人位于寂寥中能豪爽，不知于歌声中见哭泣耳。曲白指东扯西，点点是英雄之泪。”[15]悲喜交集的结构是我国戏曲独有的特色，不仅不会破坏反而有助于推进整个悲剧冲突，烘托悲剧气氛。西方英雄悲剧一贯风格严肃，不允许有喜剧因素的渗入，也有一些突破，像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就安插了一个小丑般的守门员，在麦克白杀了邓肯后的紧张局势后，他说了许多令人发笑的话，与中国悲喜交错的作用异曲同工，但却受到西方戏剧评论家的斥责，认为这是败笔。

对于“忠义惨剧”结构中的所谓“理想”的尾巴、光明的结局的审美意义与价值，我们在后面的审美特征中做具体分析。

四、冲突 “冲突是戏剧的基础和灵魂”，“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戏剧的本质就是表现不同力量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忠义惨剧”中悲剧冲突的基础就是两大伦理力量的对立，道德完美的忠义君子韩厥、程婴、岳飞、周顺昌等与人性丧失的奸佞小人屠岸贾、秦桧、魏忠贤等为正义之事所展开的激烈冲突，他们是“忠”与“奸”、“义”与“利”的较量。

中国古典英雄悲剧冲突的展开总是奸人一方首先发难，为权为利挑起事端，而且他们瞒上欺下、势力强大、步步紧逼、心狠手辣，忠义一方是被动奋争，就在反抗凶悍敌人的斗争中为正义不断做出舍身流血的伟大举动，也正是这种大无畏的牺牲壮举体现出悲剧性。像《精忠旗》中岳飞北上抗金，屡战屡胜，直捣黄龙——金之腹地，金人受贿秦桧，秦伪传圣旨，连下十二道金牌招岳家军班师回朝，岳飞愤惋涕下道：“我那二帝呵，你悬悬望，又谁知成妄想。大丈夫一片忠肠，奈中朝秦头掩光……我的家园已尽丧，我的衷肠没处商”，呈现“马虽南，泪满眶，霎欢声，成恨怏”的悲痛场景，最终只能怀着“万分不忍前功丧”的怅恨之情班师，悲剧冲突就此拉开序幕。

冲突的强化表现为情节的曲折性，如王骥德所言，情节要如“常山之蛇”[16]随着情节设置的起伏不断，冲突一步步激化，正的更显忠、义、信、勇，邪的愈加奸、恶、谗、怯，从而获得最强烈的悲剧效果。仍以《精忠旗》为例，岳飞回朝后，被诬谋反，逮捕入狱置于大理寺，大理寺丞李若朴正直信义直呼“岳飞果是忠臣”，大骂秦桧后掷冠而去；御使中丞何铸审亦“怕逢奸佞把忠沉”，推病不出；枢密使韩世忠面诘秦桧，心痛欲绝“从今杜门谢客，不言兵事”；布衣刘允升“哭英雄双泪滋”，骂奸人“陷害忠良”，撞阶而亡；岳飞在狱中，感叹“一事无成，万死莫赎”，痛哭二帝“在北地，好不凄楚也”，怒骂奸人“做个厉鬼，也要把奸佞头函将戟耳叉”，遭狱卒暗害；但奸桧是“从来斩草连根割，古人言决不差讹”，冤斩岳云、张宪；逼岳夫人及女儿坠井；岳家老小皆被发配岭南，“地暗天昏共惨凄”悲剧冲突在此达到顶峰。

西方英雄悲剧冲突的表现与我国是有差异的，他们冲突的基础是命运的无法逃避、性格的某种缺陷，社会秩序的无法跨越；冲突的展开是英雄们反抗命运，偏执于自己的性格，力图打破秩序的牢笼；他们是主动地与命运、性格、环境做挣扎，是个体性的、为我的；相对而言，中国英雄为坚守责任、道德所引发的冲突则是集体性的、为他的。因此说，中国悲剧的冲突是评判的冲突，西方是挣扎的冲突。

二

   不难看出，“忠义惨剧”无论从题材的选择、结构的安排，还是到人物形象的塑造、冲突的设置，既存在与西方英雄悲剧相同的审美特征，同时又具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我们把中国古典英雄悲剧的审美特征概括为以下三种：

一、悲壮美  悲壮美是中西方英雄悲剧的共性特征，英雄们在反抗厄运、邪恶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巨大力量和坚强毅力，正是这种力量与意志传达着悲壮的审美感受。我国古代戏论家早有所感悟、多有论及，吕天成《曲品》中论《义侠记》：“激烈悲壮，具英雄气色”[17]论《冬青》：“悲愤激烈，谁腐儒酸也？……观者万人，多泣下也……大为义士吐气。”[18]

我国古典戏曲“以曲为本位”， 每一套曲同属一个宫调，“离合忧乐而定诸一宫”[19]，《中原音韵》所记：“大凡声音，各应于律吕，分为六宫十一调，共计十七宫调，南吕宫感叹悲伤，……正宫惆怅雄壮……商角悲伤婉转”[20]，王季思在《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序言》中指出：“林冲在《宝剑记》里唱的[按龙泉血泪洒征袍]一曲，《千钟录》[倾杯玉芙蓉]一曲，同样表现了悲壮的风格”[21]，像《赵氏孤儿》、《精忠旗》等剧中传唱的多是悲凉雄壮的曲调。我国戏曲用“唱、念、做、打”四种手段表现故事，《精忠旗》第十五折《金牌伪招》岳飞唱的是“大丈夫一片忠肠……万分不忍前功丧”，念“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做“生向北痛哭介”、“小生、末、众将俱哭倒介”、“外、净哭介”等十几处哭介，强烈渲染出了“可怜国破忠臣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壮情境。

我们前面提过乱世往往是英雄悲剧创作的高峰。乱世中，中国文人志士的救世论世的斗志更容易被激发，体现在创作中就是饱含慷慨愤怒的悲壮之情，正如《礼记·乐记》中所言：“乱世之音怨以怒”，怨乐中表现愤怒的情感，像《精忠旗》、《清忠谱》就是在对奸人的愤怒声讨中展现了悲壮美，有别于“亡国之音哀以思”，亡国之音是感伤的、无奈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别般滋味。

“忠义惨剧”的悲壮美体现在人物和冲突中就是英雄们为正义、为他人义无反顾的执着，在与敌人顽强抗争中“将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22]。《忠义士豫让吞炭》的豫让作为忠于智伯的家臣，冒死进谏不让智伯兵犯赵地，智伯拒绝，结果惨败，其手骨被赵襄子漆作饮器。豫让以忠贞自勉：“既为人臣，受人之禄，敢私其身？……某当以死报！”行刺赵襄子，失败。赵认其是义士，放了他，但豫让不放弃报仇，于是“漆身为癞，吞炭为哑，且妆风魔，行乞于市”，再次行刺仍被拿获。赵襄子为满足他的要求，脱下衣服让他以剑锉之，象征性的报了仇。豫让“锉衣”后唱出“下埋黄土、仰问苍天”，饮剑自尽。吕天成赞叹《豫让吞炭》“忠臣、义士之曲。”[23]“春秋无义战”，但豫让为忠信反复苦谏、执着报仇，其精神绝对是正义与崇高的，全剧充满悲壮苍凉的气氛。豫让的坚决甚至偏执让我们想到俄底普斯王，他的悲剧就在于他不停的追问，执着的寻找凶手，谜底层层被解开，直至无法挽回，他刺瞎双目，自我放逐。中西方的英雄们都是执着而坚强的、充满阳刚之气，他们敢于牺牲的伟大品质创造了悲壮美的风格。值得提及的是，西方的悲壮美是由怜悯、恐惧到净化后产生的，中国是由同情、愤怒到崇拜，以道德判断为基础而产生的悲壮美。

二、伦理美  中国古典英雄悲剧的冲突就是具有伦理性质的“忠”与“奸”，“义”与“利”的冲突，阐释与判断也是以道德观念为基础。别林斯基说：“悲剧的内容是伟大的伦理现象的世界。”他所说的伦理是西方化的“绝对的正义”，中国的伦理是孔孟思想中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中国古典英雄悲剧的伦理美不仅体现在冲突中正义君子的伦理美德，也体现在以道德判断为旨归的伦理教化中的美感。

中国文化是以仁政德治为中心的儒家文化的思想体系所派生的，在孔子看来，伦理道德是一切文化的基础。中国悲剧英雄的品质和悲剧性直接根源于儒家文化的渊源，“传统的儒家，把这一切不可证知的诡秘现象，转化而为内在于人生命中道德主体，以道德理性的实践，来化除人的矛盾与精神负担，从而坚强的承担起人世的变化不居。以伦理、道德的实际承荷，维系整个社会结构的运作。”[24]悲剧英雄坚持道德的操守从而赋予自我生命以意义，“舍身取义”、“精忠报国”、“一时之荣，不如万载之名”是英雄的追求，也是他们恪守的责任。《赵氏孤儿》的程婴、韩厥、公孙杵臼实践了儒家最高的价值理想——道义，道义是高于忠、重于孝的，“唯我为子故尽孝；唯我为臣故尽忠……忠臣孝子，非以是奉君父，而但践身心之则。”在面临冲突时，他们毅然决然地遵从伦理的要求，哪怕牺牲生命也要履行道德的清名。法国启蒙思想家改编《赵氏孤儿》的结尾处，深情地献上他的颂词：“那是你们的道德”。

无处不在的传统伦理思想决定了中国悲剧的审美趣味是道德判断性的， “无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若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传奇莫作寻常看，识义由来可立身”，戏曲伦理美育的功能被古人极大地强调。冯梦龙在《精忠旗》第一折就预作了交代，[蝶恋花]：毕竟含冤难尽洗，为他聊出英雄气。不忍精忠冤到底，更编纪实精忠记。最终目的是教育人们“须猛省子孝臣忠”。李玉作《清忠谱》“写孤忠纸上”、“更除奸律吕作阳秋”，也是通过讴歌忠魂，高唱“千秋大节”，英雄悲惨的命运只是伦理主题的一部分，惩恶扬善、道德教化才是完整的伦理意义的结束。

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是以伦理道德为根基，与封建等级制度相匹配的严格的伦理秩序，“君”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英雄悲剧的主人公多是忠臣良将，君王的辅助者，他们是伦理道德最直接、最坚决的执行者，他们的悲剧是忠诚为臣却惨遭迫害的悲剧，因此，有些学者把《赵氏孤儿》、《精忠旗》、《清忠谱》等归为政治悲剧，我认为不太妥当。政治悲剧侧重的是士人们执着的追求尽忠，追求理想的君臣关系，但上下求索终不得的悲剧。原本是“闇主众，明君寡”造成英雄的悲剧，但中国的君王绝无过失，错的只是君王旁的奸佞，历史现实到了戏曲创作中，就变成忠与奸、义与利的较量，奸佞承担了君王的全部罪过，成为忠义的对立面，政治悲剧中为臣的失落也就专为英雄悲剧中悲壮的忠奸之争，具备了伦理教化的功能；同时，在《赵氏孤儿》、《精忠旗》等剧中，皇帝的作用是颇具戏剧化和分裂性的，冲突的展开是奸人发难，但奸佞横行的基础是昏君的庇护，忠义君子惨遭迫害，酿成悲剧时君王顿然清醒，杀奸臣、褒忠义，从政治悲剧的角度看，完全是惩恶扬善的傀儡戏，“当一种复杂严重的冲突转变为简单的善恶忠奸冲突之后，……就达到了西方悲剧意识所要求的形式：壮烈地走向失败和死亡。”[25]所以，定义为中国古典戏曲中的英雄悲剧更确切些，更能感受到英雄的伦理美德和英雄悲剧的伦理教化美感。

三、中和美   在美学范畴中，悲壮美和中和美原本是对立的，但却和谐地存在于中国英雄悲剧中，“悲喜焦急”、“理想的结局”（中和美的体现）包含着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思维习惯、审美情趣和生活态度。

“中和”思想就是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舍弃了那狂热、激昂、急烈、震动的情感宣泄和感官痛快，着重强调‘和、平、节、度’。”[26] 悲喜交错的结构最能体现，“抑圣为狂，寓哭于笑”，“于歌笑中见哭泣”，让观众的悲愤感、压抑感得以化解，达到心态上的和谐、平衡。中国人的审美情趣要求在悲剧中以伦理内容的中和而达到审美心里的平衡。

追求“中和”，从审美心理的角度，可以看作是一种替代性或补偿性心理，是一种“想象的满足”，并未解决悲剧性的本身。像王骥德《曲律》所言：“中州人每沉抑下僚，寓于歌声，以抒其怫郁感慨之怀。”[27]“大团圆结局”已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状元及第、夫荣妻贤、散而复聚，可以是剧作家寄托的美好愿望，是一种虚解，是象征性的“圆满”了心愿，达到精神的抚慰。如《精忠旗》中说道：“毕竟含冤难尽洗，为他聊出英雄气。不忍精忠冤到底，更编纪实精忠记。”

“中和”也是中国人乐生、乐天思想的体现，追求光明与自由、反抗黑暗与压迫的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由于团圆结局总是在主人公毁灭和不幸之后，“展示了其代表历史必然趋势的理想愿望得以实现，所以常常给观众、读者以鼓舞，给人以振作、感奋、向上的积极情感，加速了悲剧消极情感的升华。”[28]《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精忠旗》的存殁恩光、《清忠谱》的锄奸慰灵等是从心灵上表达对英雄的一种缅怀与敬意，是与英雄感同身受的士子们调节精神创伤、舒缓内心郁积的一种宣泄，从而寻找到的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与补偿，使沉重的悲剧情结平缓后发挥着伦理教化的使命。

结束语：中国的“忠义惨剧”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树奇葩，其所具备的“境惨情悲”、“激烈悲壮具英雄气色”与西方的那些英雄悲剧相比毫无愧色，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式的英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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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hetic characteristic of th heroic tragedy in Chinese classical drama

Abstract:The drama of the ancient times of our country comments on medium haven't lifted this phrase—“tragedy”， but exist in great quantities the drama work of"grief and indignation vehemence", "cut off miserably sad pole" and they have already had obvious tragedy idea and tragedy consciousness. The hero tragedy in the Chinese drama the most close western classicality tragedy of the concept and the content. This text tries etc. is from the topic, role, structure, conflict everyone noodles analysis our country hero inside appearance and spirit substance of the tragedy.

So establish Chinese classic hero tragedy to appreciate beauty a characteristic specially.

Key word: Hero tragedy    honest and righteousness play    Inside appearance

esthetic characteris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