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被视为第一个系统阐述人口经济问题的西方学者，他关于人口增殖与食物供给之互动关系的实证观察与理论观点，堪称人口问题忧患论的经典范例，虽备受争议，却广为流传，至今仍被悲观主义者奉为圭臬。
马尔萨斯所处的时代正是改革思潮涌动、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激情岁月。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专制土崩瓦解，宪政制度深入人心。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相信理性会把人类引上不断改良和日臻完善的道路，无需为人口增长而担忧。 空想社会主义论者葛德文就表示，“尽管人口不断增加，可也许再过多少个世纪，大地仍然足以养育它上面的居民。”（马尔萨斯，1992）
18世纪60年代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伴随蒸汽机的发明，机器大工业生产模式迅速普及，使英国经济空前高涨，亦为人口增加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人类结束长期以来的缓慢增长，开启人口随工业革命而加速增长的新时代③。然而，当时的社会思潮和主流意识依然沉迷于人口增殖的美梦之中，相信人口增长会带来诸多好处。而年轻的马尔萨斯则不以为然，直言认为卢梭和家父（丹尼尔·马尔萨斯,1729-1808）对于人类未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加勒斯·哈丁，2005）。并质疑：“人类究竟是从此会加速发展，前景远大得不可想象呢，还是注定要永远在幸福与灾难之间徘徊，即便竭尽全力，仍将徒劳无益”。在与葛德文和孔多塞两位时政名流进行思想交锋时④，马尔萨斯更是针锋相对，力陈人口增长的“占优”（Priority）属性及其所生弊害，语出惊人，观点冷峻，对“人口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许可范围这一‘恒常趋势’（Constant Tendency）”（T. R. Malthus，2003）充满忧虑。
在1798年首次出版的《人口原理》著述中，马尔萨斯把“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保持原状”的“两条公理”视为“有关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并据此进一步论证“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正是因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对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因此“人口若不受到限制，就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以算术比率增加”（马尔萨斯，1992）。即后人归纳的“两个级数”观点。
马尔萨斯（1992）认为，鉴于“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受制于可获取的生活资料这一“自然法则”（Law of Nature），人口永远难以突破生活必需品的限制而持续增长。在有限的生存环境约束下，若要让人们保持已有的生活福利，就必须抑制过剩人口的产生，才有可能使人们免于贫困，远离饥荒与罪恶。基于此，马尔萨斯提出了“两种抑制”方式，一是“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s），即认为有理性的人们出于对养家糊口的考量，会自觉选择禁欲、晚婚甚至不婚，以此来节制生育、减少孩子。二是“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s），即通过战争、瘟疫、和饥荒这些导致贫困与罪恶产生的手段来消除过剩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