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是整体内单元间一组具有稳定格式的关系。社会结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具有一定格式的社会关系系统是通过某一载体相互将其相互联结，并构成一个动态系统的过程。布迪厄将这一载体称之为“场域”，即一种冲突的社会空间，行动者在其中利用自身资源获取各自的利益。资本是其中最为关键的概念，它与是行动者实践的基础，为行动者实践倾向和能力提供依据。布迪厄认为有四种主要资本对行动者时间起着关键作用，包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本文从社会、经济和文化三种资本出发，研究他们对政治参加的关系。
从社会资本来看，学界对社会资本的认识主要建立在布迪厄、普特南等人的观点之上。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性资本。其中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网络成员或群体拥有的实际和潜在资源的累积，是由一个特定群体成员共享的集体财产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提供共有资源的支持。普特南将社会资本放在社区背景中探讨其截至，他将社会资本区分为关系网络、规范、信任三个方面，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社会信任能够对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两方面产生影响：信任培育互惠规范，后者可以为社会和谐提供良好的社会规范与秩序，这种良好的社会规范能够促进公民有序地参与政策，提高其参与水平；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合作中的不确定性强化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假设其他条件相同，参与者之间的交往（直接的或间接的）越多，他们之间的互信就越大，合作也就更容易。
从经济资本来看，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政治生活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同样受物质生活的制约，后者直接由个人的经济基础决定。制度经济学派鼻祖凡勃伦也提出，只有当人们有多余的财富，使得他们可以远离劳动之后，才更可能参与到政治、艺术等活动中。可见经济资本对于个人政治生活意识和能力具有根本性影响。布迪厄将经济资本定义为由生产的不同因素（诸如土地、工厂、劳动、货币等）经济财产、各种收入及各种经济利益所组成。美国学者Frey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的解释，高收入者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感被更强地内化，尤其是像政治活动这样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活动，高收入者对其价值有更强的认同。另一方面，Frey将“时间生产力”纳入考量，认为高收入者能接受更多的政治相关信息，能在单位时间内更有效率地作出决策。
收入除了以货币为代表的绝对收入之外，收入还包括以群体间的比较示范效应为标准的相对收入，它是通过与他人比较后的自我感知得来的。李骏和吴晓纲在研究收入不平等时区分了“实际的不平等”和“感知的不平等”，即绝对收入上的不平等和基于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评价而感知的不平等，发现人们对不平等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不平等的感知，弱势群体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认知，则有可能引起抗争性行为或是对政府活动的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