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属于跨文化形象学领域。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的是“一国文学中所塑造或描述的‘异国’形象”[5]。形象学属于跨学科与跨文化研究的交叉学科，是历史学、文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特别是符号学）、文化研究等多种学科的综合[6]。
西方文学塑造或描述中国形象有着古老而漫长的历史，古希腊神话中看守“金苹果园”的巨龙拉冬、树上挂满金羊毛的“赛里丝国”等，可以看成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最早雏形[7]。被西方人尊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一书中记录了他漫游欧亚各国的经历，其中提到的“远在天边的异邦科尔奇斯”令人联想到了中国---黑暗而遥远的混沌世界的边缘。法国汉学家戈岱司在其编录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一书中指出古希腊-罗马神话时代的西欧的中国形象是“即原始落后又物产丰富、即文明好客又不善交际”。当代著名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写的《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一书，从历时的角度综观了西方人如何想象中国的历史历程，从蒙元时期的鲁伯克修士、马可·波罗，一直到当代的尼克松、基辛格，不但写来华西方人所记的中国经历，也写没来过中国的文人作家如何想象中国，影响了西方一般民众的中国印象。总体上，国外在这方面研究大多从本国文学和文化背景人手，多从形象学、女性主义、殖民政治、历史话语的角度切人，并不断向其他研究领域拓展。
国内厦门大学周宁教授认为，西方构筑中国形象的具体文本开始于旅行文学，其历史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文艺复兴早期西方关于中国财富的传说、启蒙运动之后关于中国专制与停滞的论述、帝国主义时代以来关于中国的国民性的各种描述[8]。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西方旅行作家们在文化接触和碰撞中书写中国，其中国知识大多源于直接而自身的文化体验和感受，但其作品对中国形象的阐述有时不仅仅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而是反映一个时代西方社会的集体意识。具体来说，13世纪蒙元时期《柏朗嘉宾蒙古纪行》一书中关于“契丹”的历史文化介绍是西方构筑中国形象的开端，随后的《马可·波罗游记》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当时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物质文明与传统文化，构建了近3个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神话”的幻想之门[9]。17-18世纪的启蒙时期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是欧洲“自我身份”和“他者形象”重新确立的思想文化运动，也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由盛转衰、由好变坏的一个分水岭。英国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续集》用“停滞、专制、野蛮”等套话来描述当时的中国形象，其意义在于，一方面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提供想象的基础和参照，另一方面为西方殖民主义对东方文明古国的侵略扩张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和舆论支持[10]。19世纪是一个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下的跨文化旅行文学具有历史性时代内涵的时期，西方旅行文学的中国形象的主基调是“原始、落后、野蛮的鸦片帝国”，但一些作品改变了中世纪和启蒙时期乌托邦和意识形态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写作观点，中国形象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正反两面之间交替出现，反映了作者在阐述中国形象时亦敌亦友、矛盾复杂的双重心态：一方面以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的优越感讥讽抨击中国社会的落后与停滞，另一方面又褒扬赞美中国的自然风光和传统文化[11]。20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沿袭了传统，在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两级之间摇摆不定：“中国潮”、“哲人王”、“毛主义乌托邦”与“黄祸论”、“蓝蚂蚁”、“红祸论”、“中国威胁论”等形象学中正反两面的套话在20世纪西方旅行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任何一种形象都从未完全取代过另一种形象，其目的是服务于西方社会异域形象的塑造和民族身份的自我构建，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