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国际发表情况的实证研究数量偏少，特别是缺乏综合性的考察。目前只有张志安、贾鹤鹏（2015）[[11] 张志安、贾鹤鹏.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发表现状与格局——基于SSCI数据库的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第5期，第5-18页，第126页。][11]，韦路（2018）[[12] 韦路. 中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现状与反思[J]. 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第154-165页。][12]以及邓备(2017)[[13] 邓备. 我国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发文情况研究[J].青年记者，2017年12月，第44-45页。][13]做了相关梳理。在样本选择上，韦路（2018）考量了1994年到2018年2月中国学者在SSCI传播领域期刊发表的所有文章。张志安、贾鹤鹏（2015）筛选了46份SSCI期刊，筛选的依据是去除语言传播类的期刊。邓备（2017）梳理了1987-2017年SSCI和A&HCI 数据库传播类期刊发表情况，研究样本包括了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
在研究对象上，上述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学术成果和学术期刊。针对文章本身的研究侧重分析研究议题、作者和机构，以及引用率，分析研究热点和高产作者和机构。针对期刊的主要是根据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来判断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的国际影响力。
在研究内容上，韦路（2018）根据高引论文标题的词频分析判断认为中国学者的研究热点是媒介相关的心理和行为研究、新媒体技术的采纳、扩散和政策研究以及新媒体与政治传播研究。贾鹤鹏、张志安（2015）则是带着研究中国问题的导向将研究领域分为了13类，编码分析后研究重点在“传播学”[[14] 贾鹤鹏、张志安. 新闻传播研究的国际发表与中国问题——基于SSCI数据库的研究[J]. 新闻大学，2015年第3期，第10-15页。][14]。张志安、贾鹤鹏（2015）列举了发文量前十位的机构。韦路（2018）则列举了排名前十的高产作者、研究机构和被引文章。邓备（2017）比较了研究机构的发文量后，认为“985”高校是大陆在国际传播学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中坚力量。贾鹤鹏、张志安（2015）和曾凡斌（2015）考察了国际发表的动机，即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激励机制和知识生产系统[[15] 曾凡斌. 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现状、环节与突破[J]. 中州学刊，2015年第2期，第172-176页。][15]。
在研究方法上，学者采取的主要采取文献分析法，并综合使用内容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等。另有个别采用定性研究，主要是访谈和文本分析，例如对中国传播学者的深度访谈考察学者知识生产的动因[[16] H.P. Jia , W.S. Miao，Z.A. Zhang and Y.H. Cao ,“Road to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cholars”，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27,no.2, 2017，pp.172–192.][16]。
综上可见，相关研究不仅数量少，且存在一些局限。例如在样本选择上,剔除语言传播类的期刊，使得样本不全，不能完整显现国际发表的全貌。而港澳地区的学术环境与内地差异较大，国际发文比内地早很多，发文量也远超内地学者，把他们的学术成果一并考察，无法显示大陆新闻传播学者国际发表的发展过程。 另外，通过高引的文章进行研究主题的归纳，只能说明这类议题的受人关注程度较高，而不能代表研究议题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