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入川促进了四川曲艺的成熟和发展
明清时期，随着城镇经济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以宫廷艺术为主流的艺术形式，逐渐向民间艺术转化，俗称为“市民艺术”的说唱艺术和戏剧艺术逐渐成为主流，在都市和乡镇普遍流行，移民入川带来的原住地艺术，与四川民间艺术的交流和融合，范围之广、种类之多、渗透之深，前所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川曲艺和戏剧艺术得到快速发展，使四川成为西南地区城市文化艺术中心。本文拟对明末清初移民实川对四川曲艺产生的影响，以及四川曲艺的成熟和发展，作些分析和描述。
明清以前的四川曲艺。
四川曲艺有着悠久历史，早在汉代，已有说唱形式出现，在巴蜀地区还比较流行。
目前在古巴蜀文化区出土的说唱俑多达上百件，是我国出土汉代说唱俑最多的地区。俑的形态主要有两种，一种为“俳优”的造型，是表演滑稽的“谈笑类俳倡”（《汉书·枚皋传》）出现在战国时期，流行于汉代。另一种为说唱俑，“击鼓歌唱作俳倡”（《汉书·霍光传》）。学术界把说唱俑作为中国说唱艺术的鼻祖，但是由于目前说唱俑在全国的出土较少，而说唱形式、底本和音乐早已无存，所以学术界倾向于把汉代作为我国说唱艺术的萌芽期。
唐代四川出现“市人小说”（段成式《酉阳杂俎》）、俗讲和转变等说唱艺术形式。目前已知现存文献中记载的“转变”艺术，最早出现在唐玄宗年间（公元713-755）的剑南道。
据唐胡琚《谭宾录》载：杨国忠为剑南招募使，因征夫赴泸南，郡县无法完成任务，于是就设诡计，“诈令僧设斋，或于要路转变，……”强行捆绑穷者赴役。又据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14年），剑南道太清宫内供奉矩令费，应皇帝之命，赴长安玄真观参加佛、道俗讲大会并开讲之事。唐末僧人贯休诗《蜀王入大兹寺听讲》，描写了前蜀王建率臣民听俗讲的盛况：“百千民拥听经座，始见重天社稷才。”唐末吉师老诗《看蜀女转昭君变》则细腻的描绘了讲唱边变文故事的形式、内容和蜀女的神态、声腔等。现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维摩诘经讲经文》二十卷卷末题词，记载了“广正（政）十年（公元947 ）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二十卷文书，……”，以及“年至四十八岁，在州中寺庙开讲的热烈场景。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还记载了“伪蜀广都县（今广汉）三圣院僧辞远，……行坐念《后土夫人变》……”的精彩故事。俗讲和转变都是讲唱“变文”的艺术形式，一种是讲唱佛经、佛经故事、佛传故事，另一种是讲唱历史故事、民间故事、英雄故事等非佛教故事。从上述文献记载可知，唐代四川讲唱变文已比较流行，形式、内容都很丰富。文献中的详细记载，也为研究我国说唱艺术的起源，提供了可靠的信史资料，同时也说明四川在我国说唱艺术发展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end##
到了宋代，四川出现了“唱赚”等各类更为成熟的曲艺表演形式，在成都、华蓥等城镇建立了瓦斯勾栏，演出十分活跃。另外也出现了不入勾栏，在场坝卖唱的“路歧人”。华蓥市出土南宋资政大学士安丙家族墓葬墓室中，保留许多幅说唱艺术的精美壁画，其中有华丽的勾栏、三弦、拍版、渔鼓等“小乐器”组合说唱演出图像；广元罗家桥墓葬出土南宋说唱艺术表演石刻图像三幅，每幅图像上由8个人演唱，形式有唱赚、三弦弹唱、渔鼓等，真实的记录了宋代四川说唱艺术的盛行。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四川遂宁人王灼寓居成都碧鸡坊妙胜院，著《碧鸡漫志》，书中描写了宋代民间说唱艺人的活动，具有很高学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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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参加国家基金课题《湖广填四川与四川社会的变迁》，撰写《移民与四川文化的变迁》中的一个独立部分。
值，也从侧面反映出看四川说唱艺术的活跃，对文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末战争没有爆发之前，四川民间艺术依然活跃在城乡，元代史学家四川人费著在《岁华纪丽谱》中，描写了成都游尝之风的盛况，民间说唱艺术表演形式多样，人们扶老携幼，列道嘻游，一派休闲安逸的市井风俗。
移民对四川曲艺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种艺术形式诞生后，总会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形成到成熟期，再出现繁荣发展，
往往会有数百年的历程。当一种艺术形式有了固定的模式，有了比较完备的程序后，会出现快速繁荣发展，而后则进入漫长的延续和缓慢的发展阶段。取自于民间的说唱艺术，同样遵循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又最大范围的受到社会的影响，大多数人，即通常所说的“老百姓”，作为创作的主体和接受的主体，他们在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行为和审美取向，直接决定了说唱艺术的存亡和发展。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移民运动，对说唱艺术的产生的重要影响，突出的表现了艺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精神的紧密联系。
首先，社会的不安定，成为说唱艺术得以在夹缝中成长的机遇。
宋元时期，四川说唱艺术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出现多种表演形式，建立了固定演出场所，产生了专业艺人，说唱艺术已成为市民最喜爱的艺术种类。同时宫廷艺术依然在上层阶级中占有主导地位。宋末元初的大动荡，打破了这种格局，许多官宦及文人，出川外迁，多数人迁到江南和沿边省份，元代成为四川文化发展史上最低落的时期，一直延续到元末战争结束，明政府实行各种政策，四川经济慢慢复苏，社会安定下来，四川又成为西南的文化中心。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由于说唱艺术形式简单，便于表演，成为一些艺人的生计，他们专以卖艺为生，游走于各省地县，寓居于城镇乡村，客观上成为说唱艺术的传播者。在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中，说唱艺术也最容易随着大规模移民迁徙，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因此，说唱艺术的崛起，与移民文化有直接联系。
其次，移民促进了省籍之间人民的交往，各种地方民间艺术也逐渐汇集融合在四川，发展成熟。
宋元时期，说唱艺术主要流行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四川是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说唱艺术已在城乡流行。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随外省移民进入四川的民间艺人，带来了外省地方艺术和表演形式，更加丰富了四川说唱艺术形式，逐渐形成了各大曲种；而在不同籍移民居住的地方，还保留了一些原住地民间艺术；由于移民遍布四川各地，也吸引着外省说唱艺术人不断到四川举办表演，使四川成为全国有名的游尝娱乐演出之地。
再次，移民文化与四川说唱艺术的融合，促进了四川说唱艺术的成熟和繁荣。
明清时期，在移民文化的影响下，四川说唱艺术发展成熟，并进入快速发展和繁荣期。到民国时期，四川说唱艺术的主要曲种已基本形成，曲目多达上千种，演出场所遍布全川，各大曲种涌现出一代代著名艺人，不同风格流派组成班社，世代相传，四川说唱艺术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与川剧艺术并驾齐驱，互相影响，说唱艺术活跃在最基层的民众之中，演出在最普通的生活场所，不断为川剧艺术提供营养；而川剧艺术则以更专业的形态，从民间进入上层社会，同时有不断的影响着说唱艺术的进步，许多著名川剧艺人，也兼演说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四川曲艺的形式，基本上延续了清代已形成的种类和形式。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移民及移民文化的介入，是四川说唱艺术成熟和繁荣发展的基础，移民运动对四川说唱艺术产生的重要影响，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发生的移民文化事件，也是除川剧外，其它种类的文化艺术形式所不能比拟的。
移民文化促进四川曲艺的成熟和繁荣。
明末清初移民入川，有不少外省艺人入川定居，各种说唱形式开始流入四川，逐渐与本土民间艺术融合，发展成为成熟的曲种。清代三百年，四川曲艺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顺治、康熙、乾隆、嘉庆统治时期，从公元1644-1820约116年，也是清政府实施移民入川政策，发生“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移民运动的时期，四川说唱艺术的主要曲种，如四川评书、四川竹琴、四川清音、四川扬琴等，都受到移民文化的影响，快速发展，演唱技巧逐渐成熟，演出形式基本定型，促成了四川说唱艺术的繁荣。这一时期移民运动对四川曲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卖艺为生说唱艺人离乡背井，逐渐形成了一批以家庭为班底，师承传授，代代相传，主要曲种逐渐成熟，并以家底班的形式，形成不同流派；二是外来移民入川，带来外地曲种，促进四川曲种的多样化和丰富性；三是受到川剧艺术的影响，五大声腔被说唱艺人吸收借鉴，丰富了说唱音乐，以唱为主的曲种得到快速发展成熟，成为四川说唱艺术的主体部分；四是复杂的矛盾斗争以及农民起义等现实题材，成为艺人讲唱的内容，更多的吸引观众。五是城镇的茶店酒肆，成为艺人经常演出的场所，也是文人常常出入的场所，两者的结合，使得曲艺文本的创作增加了书卷气，长篇说唱故事也渐渐多起来。从第二阶段道光年（1821年）开始，历三朝，到第三阶段光绪宣统直到民国初年，四川说唱艺术的发展达到高峰。
四川评书是以四川方言徒口讲说的表演形式，吸收北方评书的表演方式，明中叶流布于四川各地，当时比较出名的的评书艺人，多讲北方流行的评书曲目，如汉州（今广汉）有专讲五代故事的“包五代”、专讲东周列国故事的“盛春秋”，专讲桃园结义的“叶三国”等评书艺人，虽然这些艺人是否为移民或后裔已不可考，但是四川评书流布的时期在明中叶，用四川方言中四川官话表演，其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定晋岩樵叟在《成都竹枝词》中直接描写了一个由北方移民入川的说书艺人的表演：“说书大半爱吴遢，善拍京腔会打跹，一日唱来半日闲，青蚨一串尚嫌廉。”据刘銮《五石瓠（卷五）》记载，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中，经常请评书艺人到军中“日说《三国》、《水浒》，凡埋伏攻袭咸效之。”当时说评书的人中，有“蜀人金公趾为说《三国演义》”（陈康棋《燕下乡脞录》），是以说明北方评书随张献中军队入川，蜀人说三国，应是用方言说的四川评书了。四川评书成为四川最流行的曲种之一，到清代末年达到鼎盛，建国后依然保留。
四川竹琴，出现在明末清初，原称“打道筒”、“唱道筒”，一些火居道士或游方道士，在各地城乡云游，化缘时讲唱道教故事《二十四孝》，唱腔用“玄门腔”、“南音调”，因伴奏乐器用渔鼓，也称为“渔鼓道情”。学术界一般认为，渔鼓道情最早出现在湖南，明末清初已见，有“文人王夫之所作27首《渔鼓词》为证”（2）。湖南渔鼓在流传中，主要因方言发音不同，音乐和表演方式不同，分成两个流派，一支分布于湘方言地区的湘水中部和南部地区；另一支分布于北方官话西南方言区的湘北和湘西地区。清代渔鼓道情流传很广，湖北、湖南、四川、江西、广西、陕西、甘肃等地都有。四川竹琴唱腔分中和调和扬琴调，中和调主要流布于川都、川南、川北地区，与湖广地区渔鼓道情有很多相似之处。由此，可以看出，四川竹琴是湖广填四川时期，由湖广传入四川的渔鼓道情与四川民间艺术融合发展起来的，在长期融合过程中，还吸收了其他地方民间音乐的风格，如四川扬琴唱腔中的扬琴调女腔“苦皮”中，陕西音乐的特征仍旧依稀可辨。
四川清音，俗称“唱小曲”、“唱琵琶”、“唱小调”，形成于明末清初，是四川俗曲与移民带来的各地俗曲融合发展的产物。明代兴起的俗曲，以扬州一带为中心，沿运河向北，沿长江向西，传播到大江南北。明代四川的俗曲演唱已比较活跃，明人杨慎在《元夕前——辰江市观试灯和章后斋》诗中记载了他在泸州看到俗曲演唱的盛况：“遏云清转杜韦娘，剪灯秀句元才子（指元稹），喜看小市小升平（泸州的一个地名），旗亭曲坊人如蚁。”四川清音中的许多曲牌源于明清小曲。康熙、雍正、乾隆年间（1662-1795），“招两广、两粤、闽、黔之民实东西川”，移民带来乡音小曲，被四川唱曲艺人吸收，丰富了四川俗曲的唱腔和表演，康熙末年，唱曲艺人已在茶馆酒肆卖唱。随着商贸活动日益频繁，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唱曲艺人，随商船溯江入川也渐增多，四川地区沿江商埠如万县、重庆、泸州等地，唱曲卖艺甚为流行，促进了四川清音的发展。四川清音曲牌中，有许多与外省民间小曲有渊源关系，如[无锡景]、[麻城歌]、[武昌调]、[边关调]、[凤阳调]、[陕五更]、[北调]、 [弹簧调]、[泗州调]、[东北风]等等，都直接用原地名作曲牌的名称。从四川清音的唱腔中，还可以找出许多外地唱腔被“川化”的过程和印记，如从四川清音《断桥》的唱腔中，可以清楚的看出，由江苏《孟姜女十二月花名唱春调》演变为四川清音[长城调]的过程。四川清音是四川说唱艺术中的大曲种，直到今天还活跃在专业或业余演出舞台上。
四川扬琴，因使用的主要乐器为扬琴而得名，清前期的扬琴表演，用扬琴和醒木做乐器，又称“话鼓扬琴”。扬琴是什么时候传入四川的，艺人们的说法不同，有人说，是乾隆年间一个来自广东军队的犯人，把扬琴带到了成都；还有一种传说，说是一位满族的大员被贬官到重庆时，带去了扬琴，与常常与当任的知府一起弹唱，知府又仿做了一架，并学会了弹奏。故事在艺人中流传下来，虽不可考证，但从广东传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四川扬琴艺人过去一直把“扬琴”写作“洋琴”，说是从海外传来得。四川扬琴的表演由五个演员组成，又称“五方扬琴”，与移民入川称“五方杂居”、“五方杂言”等用词相似。
四川曲艺音乐受移民入川的影响是很大的，除了上述几中主要曲种外，其他曲种也受到不同地区外来音乐的影响，如四川盘子、四川花鼓、四川莲萧等曲种的唱腔，带有明显的湖北民间音乐印记；而南坪弹唱的唱腔至今仍带有浓郁的西北风情，南坪与甘肃省文县接壤，两地语言、风俗习惯几乎完全相同，有民间谚语戏曰：“南坪不象川，碧口（指甘肃的一个地名）不象甘。”而在全国各地流传的曲种莲花落，起源于唐代，原为乞食歌曲，乾隆时期最盛，虽然各地表演尽相同，但其表演方式，唱腔、唱词等在传播过程中，南北互鉴，省际交融，确是移民文化的产物，四川莲花落与湖南、湖北、贵州等地接近。
清代末期，四川已成为西南地区曲艺大省，外省艺人游历四川，表演杂耍、说唱、戏剧等艺术，构成新的“移民”景象。宣统元年（1909）出版的《成都通览》刊印的说唱曲目近千种，表演图像和题词十余幅，如说评书、打连三、洋琴、相书、打花鼓、莲花闹、唱道情、唱书等，还有胖胡琴、陕灯影等外来曲种和杂耍。如唱书题词云：“有瞎子携胡琴者，有女子抱月琴者，有陕人弹太仓弦者，有唱小曲者……。”（《成都通览》）
我国著名戏曲理论家李调元（1734-1803），棉州罗江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后历广东学政等职，落职被充军伊犁，因母年迈得释归回川，居家二十余年，著书论文，颇负盛名。所著《曲话》、《剧话》等，记述评论戏曲、曲艺，成为研究中国戏曲、曲艺史的珍贵资料。其中记录了不少与移民有关的戏曲曲艺事项。
综上，四川曲艺在明末清初受到各地移民文化的滋养，快速发展成熟，清中叶以后更加繁荣，一直延续到现在，反映了明末清时初移民运动对四川文化变迁产生的重大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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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四川卷》，中国 ISBN中心出版，2000年版。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
蔡源莉、吴文科《中国曲艺简史》，中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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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红主编《巴蜀移民史》，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版。
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