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文献关于教育文化内涵界定的论述并不少见，具有代表性的界定有：丁念金从教育哲学的角度界定教育文化的内涵，“所谓教育文化，乃是积淀了文化精神的教育生活过程及其产物，它包括两个因素：一是文化精神，二是积淀了文化精神的教育现象。”[[2] 丁念金.中国教育文化中的最高价值[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119.][2]宋志臣从教育有机体的角度界定教育文化的内涵，“教育文化是人类教育活动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教育有机体的理论形态，具体内容有四个层面，价值层面、制度层面、器物层面、行为层面。”[[3] 宋志臣.教育文化论[J].教育研究,2012(10):3.][3]综上所述，教育文化的内涵可界定为：积淀了人类文明核心价值的教育生活过程，是教育哲学的具体展开，一般包括理念、制度、器物和行为四个层面。在教育文化的体系之中，理念层面是灵魂，具有核心地位，根据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本文认为“自由”与“崇高”是最高价值的教育理念。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叠加影响下，“自由”已经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文化的核心理念，它有两重含义：其一，积极自由，即“自我主宰权”，在关涉自己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决策上，能否实现“自我意志”；其二，基于交往主体性哲学，从“主-客二分”走向“主体共在”，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都是主体，它体现教育文化中的民主性和平等性。通过调研发现，普通高校研究生教育存在的“师门文化”，其生成逻辑是导师负责制、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畸形结合。师门文化的消极影响表现为，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异化为“老板”与“打工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许多导师摇身一变，化身为定期‘派活’和发放‘补贴’的‘老板’和‘雇主’，研究生则沦为‘接活’和‘做工’的‘科研劳动力’与‘学术雇工’。”[[4] 赵祥辉.研究生教育中师生关系异化的外在表征及其生成逻辑——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视角[J].现代教育科学,2018(03):76.][4]因为“双一流”高校研究生导师带的研究生数量较多，而普通高校导师带的研究生数量相对较少，这一现象在普通高校研究生教育中体现更为明显，“少部分导师将学生作为科研劳动力，以‘老板’自居，研究生也将师生关系定为‘伙计’与‘老板’关系，主要精力都用于完成导师横向项目任务。”[[5] 方岱宁.“双一流”背景下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创新探索[J].北京教育,2018(01):45.][5]上述问题不仅导致研究生的“自我意志”被压抑，创新意识薄弱，而且容易衍生研究生自杀和导师被问责等严重后果。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从“师门文化”走向“学门文化”是一种好的尝试。“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文化的重建，需要重视‘师门文化’的丰富与超越，重视以‘学生、学术、学习’为中心的‘学门文化’的建设。”[[6] 谢翌等.学门文化:研究生教育文化重建的路径[J].教育发展研究,2016(21).][6]当然，偏重“师门”或偏重“学门”，都有失偏颇，应该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点，以“清单”的模式规范导师权力的行使，明确研究生的主体权利是今后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