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会是民间发起的组织，在政府未关注之前它们的情况没有记档，即使政府对其着手调查记录也存在隐瞒不报的现象，加之年代甚久档案或有遗失。1799年至1824年英国政府实行《反结社法》，很多工会就以友谊会的名义活动，因此也使这时的相关数据不能尽实。尽管如此，从友谊会登记处的报告、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友谊会出版的册子等资料中仍然可见18、19世纪友谊会运动的概况。
（一）其兴盛背景
18、19世纪的英国在外经历了英法殖民地争夺战、向亚非拉扩展殖民势力，建立英帝国版图，在内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走过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渐渐地改善了议会制度。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适应于原先社会状态的安全阀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有效了。从社会民生角度来说，那时英国社会的安全阀有学徒制和政府立法推行的济贫政策。
在18世纪以前英国学徒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社会习惯，大部分的青年尤其是男子都置身其中。学徒制给孩子提供了有保障的未来，确保学徒期满后能就业，使人们对一个行业组织有归属感。师傅就是孩子监管人，约束着他们的言行。学徒制度起源于中世纪，是手工业行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手工工场的勃兴，行会逐渐衰落。“到17世纪，在城市，集中的手工工场已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制度，只有极少数残留。”[[[6 ] 赵文洪，《论英国行会的衰落》[J]，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第81页。]] 伊丽莎白一世1563年颁布了《工匠徒弟法》，而在1814年该法被废除了，究其根源是英国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学徒制度已经不再适应机械化生产和工厂制度。
第二项安全阀就是济贫政策。英国济贫法从伊丽莎白一世当政第39年开始施行，济贫开支逐渐增长，济贫规模不仅包括了除老年贫困者之外的不能工作者，而且还增加了城市为中心的临时救济。“18世纪总的票面上的支出一直持续增长，同时按实际人头来看，1696到1803年所投入的济贫资金也是稳定增长的。”[[[7 ] Paul Slack, 《英国济贫法》（English poor law）[M]，剑桥大学出版社, 第二版1995年，第30-31页。]] 日渐扩大的济贫开支使英国政府对济贫法进行改革，出台了1834年的新济贫法。而“1834年新济贫法制定劣等处置原则, 停止院外救济, 强迫穷人集中在臭名昭著的劳动院做工, 生活恶劣且离散家庭。”[[[8 ] 吴必康，《英国执政党与民生问题：从济贫法到建立福利国家》[J]，江海学刊，2011年第1期。]] 可见英国的济贫政策在此时并没有切实地为人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顿。人们必须另寻出路，使自己能承担得起生活风险，使自己不至于沦落去济贫院。
从意识背景来看，英国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采取“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策略。在“自由放任主义”主导下的政策方向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经济自我调节。在此环境中，个人独立、自助的思想盛行，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强烈推崇自助与互助，这个时期亦是友谊会发展的高峰时期。
（二）英国友谊会的兴盛
“英国友谊会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晚期，因为贝斯纳尔格林友谊救济协会建立于1687年。这是1780年前建立的73个友谊会其中之一，相信它们一直存在到1883年。”[[[9 ] Chief Register’s Report，（首席登记官的报告）[R]，1883年，第9-13页。]] “1796年P.Colquhoun 估计伦敦有600个友谊会7万个会员，五年后F.M.Eden 认为整个英国可能有7200个友谊会和超过600000个会员。”[[[10 ] George F.Hardy, 《信使奖关于友谊会的论文集》（Messenger Prize Essay on Friendly Society）[M]， 保险精算协会出版（the Authority of the Institute of Actuaries），1886年，第5页。]] 友谊会的发展尤其是规模化发展是在十九世纪。“仅一个曼彻斯特联合共济会就有四千个分会，两万四千个会员，一年收到的捐献就有四十万英镑。此外，还有未登记的森林者、禁酒会、老朋友友谊会及其他。1841年总共有33223个友谊会，3052000个会员，一年所纳捐献为4980000英镑，拥有资本基金11263000英镑。那年人口普查时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成年男子有6300000人，因此确实有近一半的成年人口加入了友谊会。”[[[11 ] James Henry James, 《友谊会形成与管理的指导书》（A Guide to the 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of Friendly Societies）[M]，出版社: Simpkin, Marshall, &CO，18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