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发展状况
中国通信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主共享阶段，2002年一2006年,四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累计投资万亿元,各自建设基础设施[8]。由于统一规划和资源共享体制的缺失, 造成大量重复投资、重复建设, 共建共享局限于末梢资源简单置换，网络资源利用率相对较低（曾庆珠，2013）[9]。第二阶段政府主导阶段，2008年10月, 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发文《关于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紧急通知》( 工信部联通【2008 】235 号)（以下简称235号文件）, 要求重组后的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加强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禁止同地点新建铁塔、同路由新建杆路；实施增量铁塔、杆路的共建; 要求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比例逐年提高（张志强，张从武，2010）。经过5年多的发展，虽然共建共享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新的矛盾和问题随之暴露，移动通信领域出现中国移动“一家独大”的现象，城区管道难以打破共建瓶颈，小区宽带新进入者困难重重。第三阶段独立第三方阶段，2014年7月成立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塔），收购三家运营商存量铁塔独立运营，并且统筹承建铁塔和室分，三家运营商不再自建基站。
(2)中国铁塔共建共享实证研究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制度的本质特征，共享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又是对现行经济制度的肯定与延续（潘格格、刘爱莲，2017）[10]。为深化国企改革，促进通信行业发展分享经济，减少重复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铁塔公司应运而生。成立独立运营的第三方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铁塔），剥离三家运营商可供共享的所有站址资源，交由铁塔公司单独运营维护，是我国通信行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质的变化和飞跃，符合共享发展理念的要求，符合分享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符合通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铁塔模式”彻底突破体制机制束缚,符合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推进通信业共建共享工作的成熟做法，充分发挥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何哲，2015）[12]。2015年10月31日，铁塔公司用市场化方式，通过增资扩股和引入新股东，以近20%溢价、超过900亿元的现金支付和股份增发，收购了3家电信企业价值2034.8亿元的铁塔类存量资产收购，包括140万座铁塔。一方面实现了国有资产的有效增值，另一方面集中了所有的存量基站，加上铁塔成立后自身建设的30万基站，可供三家运营商共建共享，实现了通信铁塔的全国统一运营，铁塔资源的全量开放。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运营商按照40%、30.1%、29.9%比例持股，存量资产经由第三方评估，并以现金方式进行交易对价，一部分由三家运营商直接转化为股份，另一部分由铁塔公司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上市后以现金方式递延交付，期间发生的财务费用由铁塔公司承担。以“共享竟合”为特征的“铁塔模式”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数据显示，自中国铁塔公司2015年1月1日全面承接新建铁塔及附属设施以来，截止2016年底，新建铁塔共享率从过去的20%快速提升至70%。通过深化存量共享和新建共享，2015年，相当于少建铁塔26.5万个，相当于节约资本开支500亿元、运营成本37亿元，节约土地1.3万亩；2016年，相当于少建铁塔23.6万个，相当于节约资本开支380亿元、运营成本28亿元，节约土地1万亩。与过去三家运营商各自建站相比，三家运营商网络建设速度明显加快，中国铁塔成立两年建设的基站总量相当于整个行业历史建设总量的70%，4G网络覆盖范围迅速扩大（吕继兵，2018）[13]34。
分析“铁塔模式”改革成功的原因，一是受益于顶层设计，政策支持；二是分享机制创新，符合各方利益；三是三家电信运营商商网络覆盖差异大，基站规模相差悬殊。四是中国铁塔始终坚持“能共享不新建，能共建不独建”的原则，扩大行业共享率。五是商务定价模式引导鼓励三家运营商共建共享[13]35。
(3)我国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存在问题
共建共享工作在推进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归纳起来分为三个方面。
监管方面。一是监管介入不深。三家运营商基础设施资源差异较大，各自主导业务、优势区域不尽一致。资源规模不对等, 带来运营商很难自觉推进共建共享工作，因此政府强势监管、积极引导必不可少。省级通信管理局负责当地电信监管，但是各省推进力度不一致, 共建共享考核细则缺失, 执行力度尺度不一，有待形成闭环管理流程; 共建共享管理条款虽然规定明确，但是对资源优势运营商没有强制约束力。二是监管法规尚未出台。由于电信法尚未出台, 主要依据为主管部门颁布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条例。（李红平、李仲国、张晓波等，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