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经验是指从儿童时期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体验，现代心理学一般把从出生到成熟这一时期称为‘儿童期’[ 赵冬梅.佛洛依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J].南京师大学报.2009(11):93-97]”，儿童时期的创伤性经验往往会固着在人的“潜意识”中[ 车文博.佛洛依德文集3：精神分析引论[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323]，对人的影响终其一生。对于作家而言，这种经历带来的影响往往会成为其日后作品的某一种创作源泉，换言之，张爱玲作品所呈现出来的风格以及成长过程中所做的种种选择都离不开童年对其的深刻影响。因此，要解读《对照记》中照片以及文字背后的种种心理，其童年经验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部分。
尽管精神分析学派的几位学者在“泛性论”等问题上各执一词，却不约而同地强调了“童年经验”的重要性。弗洛伊德强调了童年记忆与遮蔽性记忆之间的关系，认为人一生所做的就是弥补童年期的缺失；阿德勒则在《自卑与超越》中提出“一个人在五岁之前，其生活经验已经决定了他（她）成年后解释自身遭遇和回应的方式，对于‘对这个世界和自己应该期待些什么’有了基本的答案”[ 阿德勒.自卑与超越[M].黄光国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7]，强调了五岁以前的童年经验对人一生产生的影响。
“寻根”[ 张爱玲.张爱玲典藏文集——对照记[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45]则是张爱玲在《对照记》中对自己怀念祖辈，追恋过去生活方式的一种描述，“寻根情结”的产生与其“童年经验”密不可分。童年时期就目睹了自己家族的日渐衰败，经历着整个家庭的分崩离析，让张爱玲对于过去有着强烈的怀旧之情，这也就形成了“寻根”的缘由。因此，她在选择相片和文字描述时都对其家族，尤其是祖父母显示了极大的重视。上文在分析《对照记》中照片数量时我曾指出作品中的家族照片共有十张，仅次于张爱玲个人的单独照片；而在文字叙述中，一向用笔相当克制的张爱玲在第二十五张照片“祖母带着儿女合照”描述下，更是写下了这样的话语“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自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的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张爱玲.张爱玲典藏文集——对照记[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57]，行文之中对于祖父母的怀念深切而真挚，而现实中，张爱玲却从未见过她的祖父母。
对于素未谋面的祖父母的怀念不仅是由于血缘，更多的是对于祖父母那个时代辉煌的憧憬。张爱玲的祖辈可谓高门大户，家境殷实，其祖母李菊耦是清末重臣李鸿章的女儿，祖父张兆伦则是前清名臣，其父是家中的独子，受尽宠爱，母亲则是南京水门提督的女儿。在《对照记》中，张爱玲提到，童年时期在听到《孽海花》中有她爷爷的故事，就跑去书里拼命寻找，又跑去求老女佣讲奶奶的事情给她听，长大一些得知《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的儿子是自己家挚友，又是觉得无限荣光。
然而，辉煌的家族已成往事，现实中的张爱玲却亲身经历着一个家族的衰败，时迁事移，物是人非，张爱玲对于过去家族荣光的怀恋最终导致了“寻根情结”的产生。两岁以前张爱玲的处境还是很优越的，她和弟弟都有专门的保姆带，而后，家庭经济周转不良，举家从天津搬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