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党中央进行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文艺思潮也在八十年代解冻并迎来了新的春天，第四次文代会强调了繁荣发展文艺事业的“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各种文艺新潮开始涌现，学界也出现了“重写文学史”的浪潮。苏区戏剧作为文艺服务于政治的战时产物，在二三十年代因其通俗性、时效性和战斗性备受推崇，然而在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八九十年代，苏区戏剧又因以上特性而受到“另眼相看”。因此，苏区戏剧作为革命文学传统一脉，在本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并未得到重视。如果说冯光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 [18]、田仲济和孙昌熙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19]还将苏区戏剧放置在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体系中加以考量，而孙中田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20]、邓英华、于寒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21]则有意抹去了苏区戏剧的存在，只简单介绍了上海左翼一批剧社的发展始末。钱理群等人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22]虽将苏区戏剧同左翼戏剧和熊佛西等人领导的农民戏剧实验一起纳入“广场戏剧”的大范畴，某种程度上拓宽了苏区戏剧的研究视野，但是“广场戏剧”这一概念却模糊了三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并且对苏区戏剧的介绍也只是一笔带过，并未展开论述。
虽然苏区文艺在当时的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受到一定程度的遮蔽，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苏区文艺和苏区戏剧在本时期学术研究领域的进展。首先在著作方面有了较大突破，如1985年汪木兰、邓家琪合编的《苏区文艺运动资料》[23]、1987年左莱和梁化群合著的《苏区“红色戏剧”史话》[24]，均收集了大量苏区文艺史料，分析了苏区戏剧运动的现实状况和主要特征。1988年全国文化系统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成立，使得革命文化史料的收集工作得到全面展开，苏区文艺也在史学范畴内得到了进一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