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地域的经济功能体现在乡村地域通过耕地、林地、水域等要素产出的农副产品，供给乡村及城市居民生活、生产需要，实现乡村经济发展和满足城市需求方面。
我国最初对乡村地域的研究始于对农业区划的建立与分类，50-60年代邓静中先生在《中国农业区划方法论研究》中讨论了农业区划的指导理论与方法，为指导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6]。后来受到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受到限制，直到70年代后期，在李旭旦和吴传钧老先生的倡导下人文地理学复兴，作为人文地理学重要分支的乡村地理学也得到了发展[7]。80年代我国农业生产的体制和机制发生重大的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乡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得到巨大的发展，为了应对新形势的变化，迫切需要乡村地理学对此做出探索和研究。在该阶段，研究的内容主要着眼于如何提高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学者们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对粮食生产、农村经济的区域分异和发展水平的评价方面。曾尊固、张步艰、石忆邵、姚建衢等对江苏、浙江、山东的的乡村经济功能进行了区域划分和类型归纳，提出不同类型区的发展方向[8-11]。刘彦随等依据全国各省区的资源禀赋水平、区位状况、农业生产效率和市场化程度等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评价了各省区的农业生产比较优势，并对我国1997-2000年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区域分异进行了评价分析[12]。宋志军依据距离城市距离、地形因素和农业利用类型的变化，认为北京市农业发展呈现出有现代都市农业向传统农业推进的模式[13]。刘玉利用SOFM方法对环渤海地区的乡村地域功能进行了划分和评价[14]。鲁莎莎等从自然资源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土地利用特征、农业经营结构、投入产出比、商品化程度6个方面对106国道沿线农业地域类型进行了划分，并指出不同农业类型区域的发展方向[15]。李平星等对江苏省各区县的农业生态功能、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功能的集中度进行了测算，并探测影响乡村地域功能的因素[16]。唐林楠等通过综合指标评价法和灰色关联法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北京市城乡转型和乡村地域功能的时序特征和相关性进行了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不同时期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17]。唐林楠等通过BP模型和Ward法对北京市乡村地域多功能的时空分异进行了分区评价[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