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戏曲是一种以“唱念做打”为综合性表演的艺术形式。几千年以来，中国的戏曲又形成了它特有的表演程式，除了它的程式性，还有假定性，美的造型性、音乐性、虚拟的时空感等。特别是中国戏曲舞台艺术的美的造型原则，使得中国戏曲化妆术天下独步，即使有一般姿色的人物，经过化妆师的精心塑造，这些人物也可以在舞台上惊为天仙。再者，即使是“净”的角色（花脸），中国舞台脸谱艺术，也可以成为一种美。演员脸上的五颜六色，成为道德的，意识上的一种象征性形态。狰狞可怖的面部造型去掉了它的可怖性，而置换为一种脸谱造型的意识形态美。这样一来，中国舞台艺术的人物形象的美的造型成为一种艺术规律。在我看来，这种美的造型舞台规则既是中国戏剧艺术的特殊创造，也给中国的演员（艺人）带来某种程度的“异化”。美的造型原则使演员在舞台上更美。在阶级社会里，“美”作为自然特色，必然打上阶级的烙印。统治者只有一种的欲望，使得他们对“美”的自然景色，“美”的人物长相，有一种攫为己有，成为私产，仅供自己享用的强烈欲望。“红颜薄命”的俗谚便是这种“占有欲望”的世俗化阐释。由于演员的“美”和剧情和人物感情相胶着，使得这种“美”更加激动人心，这样一来，统治者的占有欲望更加强烈，因之，自古以来和官员相涉及的爱情婚姻悲剧数不胜数，《歧路灯》中那些统治者，看戏“好旦角”，便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如果没有“名旦”，这个剧团想在社会上占有一定地位，想唱响一个地方，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歧路灯》第95回中的地方官员为讨钦差的欢心，在吉庆班演过之后又点了《西厢记》全本，“那河道索性好闹戏旦，恰好次日众娈毕集，正好借此杯酒，浇向日块垒，遂掺了一句道：“萃锦班能唱《西厢》全本，还略略看得。”第18回云南布政司的孙子盛希乔说：“守着四五十万岁家私，随意浪过。” 他看见瑞云班的旦脚儿好看，马上叫到家里来唱，还说：“我们要看戏时，叫上一戏班子不过费上十几千钱，赏与他们三四个下色席面，点上几十枝油烛，不但我们看，连家里的丫头养娘都看个不耐烦。若是在饭铺子里，有什么趣处？”看来，这些有权有势者，他们看戏的标准大都集中在“旦角”上。即使是像谭绍闻这样的人也说绣春班演出的不好，因为那个“唱旦角的，尽少有卅岁。”他们宁愿大家凑钱，也要请几个有名旦的“绣云班”唱上三天，咱大家喂喂眼，也是好的。”即使是年龄比较大的旦角，在78回中，盛希乔看《王母阆苑大会》，那个唱旦的年纪虽有三十七八岁，绰带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