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华》选择社会性议题，却偏离以“故事”“情感”撼动观众的传统叙事轨迹，这显然属于当代中国电影硬核现实主义的“软核化”——最大化地保持对中国现实的关怀，用叙事的或美学的策略谋求在电影管理体制中安全落地。[4]即以欧洲艺术电影的美学素养加之知识分子式的思辨和社会关怀，展示在有限社会空间、单一性侵事件中，由家庭内部秩序、社会外部关系和女性的同构性关联等伦理性话题共同搭建起的，笼罩在女性意识之上的“牢笼”。
在两性之间，“性”是一种伦理禁忌的平衡，而打破平衡冠以年龄、身份、地位悬殊的“性侵害”恰恰是男性对禁忌的享受。由此可见，作为一种权力关系的性对女性意识的迫害并不仅以性别作为依托，还依赖于家庭（内部）和社会（外部）的分工。
在家庭内部，小文母女之间的“性禁忌”和“性羞耻”来源于男权社会对于“性伦理”的代际传承。母亲在女儿被性侵后做出的撕衣服、剪头发等“去性征”的极端化处理，可认作是家庭内部关系的失序，这种“失序”所爆发出来的正是自甘卑弱、认同男性价值观、“自觉”屈从客体地位的“性伦理”观念，母亲成为男权主义中得力的“女性”帮手，女性意识在家庭内部长期处于被泯灭压榨状态。
家庭内部对女性意识的分配往往秘而不宣，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则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权力话语与女性意识的比例是如何配比的。整个社会在面对以刘会长为代表的“男权主义”对以小文为代表的女性做出的迫害时所表现出来的是“利己主义”，即冷漠的众生相——男性群像均是负面形象，女性群体则显得疏离。众人的冷漠一方面是以个人的观念和集体的无意识构成的“看客”群像；另一方面是以男性为代表的强权欺掠常态——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导的事件中被“先在地”处于弱势与败势地位。
选择艺术片作为创作类型的《嘉年华》在叙事的策略上是“雷诺阿”式的，将一个庞大的群体整合为一个小众群像，“女性群像”作为被挤压的对象而整体编码，呈现出来自性别的同构性特征。小文的离家出走暗示如果家庭秩序继续压榨女性自主意识，她将成为流连城市中寻找栖身之所的小米；小米任由自己沉沦于钱色交易将会成为下一个莉莉；从良的莉莉继续服从男权社会的“性伦理”又会发展成另一个手足无措的小文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