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以来的传媒发展走过了三个阶段，即行政主导的至上而下的公众传播，逐步市场化的大众传播，以及公众参与的新媒体传播。行政主导体现着政府意识，是建立在国家与人民利益上的，经由各级政府部门综合社会管理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的主题性传播。主题边缘的弥漫性，使丰富多彩的生活得以进入传播。传播学把这类传播又称为组织传播，被统称的主流媒体，仍保留着这种传播态势。大众传播，不仅是面向大众，而且是广泛地汲纳大众需求与趣味，在与大众的选择性互动中选择组织大众关心的信息，它关注甚至追随大众，由专门的媒介机构进行信息生产与传播，在大众传播中传播者与受播者的联系是间接的。[[6] 邵培仁《传播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6]公众参与的新媒体，通过互联网向公众充分敞开，公众不仅以个体方式把个见发布出去，而且可以不断地发出，彼此互动地发出，个体由此获得进入传播的权力。这一权力的合法化过程，在前两个传播阶段仍持有历史延续的不容置疑的合理性情况下，比预想的要简单得多。法国后现代主义代表性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把信息化时代的个见传播自由看作是后现代生活的代表性形态，它使每一个人都以个体身份进入复杂多变的互联网，在这网络中，个体微不足道，但它并不孤立，“不论青年人还是老年人，男人还是女人，都始终处在交流线路的一些‘节点’上，尽管它们极其微小。”[[7]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 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2页。][7]个体而不孤立，微小而能参与信息交流并因此构入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在新媒体中奔流不息的信息形态。上述三个历史阶段的传播，共时性地交互作用于当下，组织传播的自上而下的集中性、引导性、监督性，大众传播的动力性、定位性、公信性及商业性，与互联网新媒体传播交叉作用，取长补短，又互相支持，演绎着这一时代的舆情生态状况。其中，互联网的新媒体以其巨大的通达性，成为这一时代的代表性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