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法多受元代书风影响，仍以帖学为主，把赵孟頫作为主要学习对象，只有有少数者崇尚魏晋风韵直追钟王书法，远追汉魏笔意，黄道周便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可以说，黄道周的书法成就与其取法有着密切关系。他取法高古，冲破时俗牢笼，越出宋元巢臼，直接取法魏晋，兼法六朝。此外他还涉猎汉代的隶书、章草，并将这些书体中的古法和意蕴与其楷书创作融会贯通，并逐渐形成他自己的独特风格。
纵观中国书法发展史，秦汉之间书体朝向多元变化方向发展，随隶书简化与草化的路径，章草书便应运而生。章草大约形成于西汉。秦篆的俗体演变成古隶，古隶逐渐发展为成熟的隶书，即八分；隶书的俗体草化则发展为草书，即章草。章草衍生于汉隶，拥有汉隶的精神风格，质朴厚重，生意盎然。黄道周大胆地去承接皇象、索靖，他在《书品论》中说：“楷法初带八分，以章草《急就》中端的者为准。《曹孝女碑》更一、二处似《急就》，只此通于古今，余或远于同文耳。” [2]由此可见其对皇象、索靖的崇拜之情。如其小楷作品《石斋逸诗》就有着隶意的笔法、横扁的结体，充满秦汉古朴之美。
魏晋时期的书法，风格以韵致为美。钟繇的楷书，兼有“天然”及“古雅”的特质，被历代书家敬佩与推崇，成为历代书者学习的典范之一。由于钟繇的楷书正处在脱胎于隶书的浑沌期，因此保留部分隶书的特征，因而有古朴浑厚，结体宽博的“古雅”之态。明代前、中期正是帖学兴盛的时代，大部分书家沉溺在赵孟頫、董其昌纤弱的书风之下，黄道周为了矫正时弊，所以越过二王而远绍钟繇书风，希望在书法的实践中，能达到遒媚、浑深的境界。钟繇是书体变化的传承者，也是二王书风的源头，他的书法散发出一种求变的特质，不论从“尚古”或“求变”的角度出发，都成了习书者最佳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