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遥小说中的成长叙事

摘要：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与《平凡的世界》等小说很明显地触及了青年人的成长问题，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里，乡下知青个人成长过程中普遍面临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问题。苦难是路遥小说人物成长中的核心话语，成长的引路人则是他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路遥；成长叙事；文化身份；苦难；引路人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2007年科学技术研究(人文)资助项目（07JK041）；渭南师范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07YKZ070）

有一种痛叫成长，有一种哀伤属于青春。尽管总有一天，金黄色的落叶会堆满你我的胸间，我们都将不再是青春年少，然而成长之痛，却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历程中永不褪色的风景。或许，直到老去的那一天，亦难以释怀。

成长是人生中的一个主题，自然也是文学中着力表现的一个母题。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与《平凡的世界》等小说就很明显地触及了青年人的成长问题，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里，乡下知青个人成长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与困惑。因此，从成长叙事的角度看路遥的小说，或许是一个很有“生长性”的视角，路遥小说艺术魅力产生的秘密，或许也会由此得以揭示。

一、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

在西方，有一种小说类型，就叫“成长小说”。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所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1](P218~219)这里的“成长”，主要不是指生理层面上的生长发育，而是指心理或精神层面的成熟过程，它意味着个体存在趋向社会化，有较明确的自我意识，能协调个人意愿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价值。

路遥的成长小说主要描写具有乡村身份的知青在“现代”文明之风的浸染以及爱情的折磨下，其乡村身份遭遇的种种危机，以及他们如何适应与抵御，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最终成为一个走向理性成熟的主体的故事。

走出家庭的避风港是每个人成长都必须经历的一步。对于路遥小说中的主人公而言，出走往往意味着是由乡入城。进城是一个无极的追求，是一个身份习得的过程，也是一个必须付出代价的过程。[2] (P48~53)在这一过程中，对主人公成长的最大考验就是文化身份认同上的危机与磨难。城乡两种文化的差异，甚至矛盾，导致了进城的乡下知青在人生成长过程中的两难选择。儿童时代对家庭的依赖及生存环境的熏染，使他们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植入了乡村文化的基因，然而当他们进入了青少年时期，必然产生社会化的内在冲动，希望走出家庭，摆脱家庭的羁绊，成为社会的普通成员。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精彩的是它完全是一个多姿多彩而陌生的世界，无奈的则是它拥有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他们走出家庭后发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本身既有的文化素质根本无助于他们适应这个社会环境。这种文化身份的尴尬处境，就成为他们成长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他们常常徘徊于两种文化身份的矛盾冲突之中，饱受精神的折磨与考验，其结果往往是或暂时回归于传统乡村文化的轨道，或在二者之间寻找到了平衡点，或始终徘徊在两者之间，但最终他们也都因此懂得了如何应对现实生活，获得了自我的成长。如他的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与《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马健强、高家林与孙少平等，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乡村知青，有着一个共同的动作——进城，或是求学，或是务工，而且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尴尬的身份认同的问题。埃里克森认为，身份认同是指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某种心理危机或精神危机之后，获得的一种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健全人格，它是一个人对某种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和皈依，它深藏于个人的潜意识中，具有同一性和持续性。[3] (P238)人与人之间不仅需要物质上的依赖和互助，也需要心理和精神上的依赖和互助。因此，文化身份的归属感是人们获得精神平和与安全感的自然诉求。在城里人的眼里，外来的乡下人始终是一个“他者”，而且“乡下人”这个名称常常和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狭隘自私，甚至脏臭等联系在一起，而在乡下人自身，生活环境的闭塞、经济的窘困、文化的贫乏、历史积淀的小农意识，甚至他们身上的土气也使他们在面对都市生活、面对城里人时常常自惭形秽、手足无措，流露出一种文化上的自卑感。他们与城里人之间总有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这种状况不仅是户籍制度的不同所带来的城乡身份差异，更主要的是他们分别所代表的两种文化的现实地位的差异所造成的。孟繁华先生认为：“乡下人进城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乡村的经验越多，在城里遭遇的问题就越多，城市在本质上是拒绝乡村的。因此，从乡下到城里不仅是身体的空间挪移，同时也是乡村文化记忆不断被城市文化吞噬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乡村文化来说，应该是最为艰难和不适的。”[4](P45~47)同样对于进城的乡下知青来说，也是最为艰难和不适的。因为在城里，他们在地理和文化上都被连根拔起，他们实际上依然生活在与故乡群体的文化模式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所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永远挥不去的是对故乡的怀恋。但是，这种怀恋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即虽无法融入都市的文化环境和群体，但城乡物质文化的差别却又使他们不能就此回乡，回到过去的生活。这种肉体上的坚守与精神上的漂泊背离的矛盾也就促成了他们尴尬的生存状态。##end##

《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马健强带着乡亲们的期望，怀着对现代文明和理想生活的向往来到城里求学，他首先面临却是饥饿的威胁和考验，为了活下去，每天课后，他不得不走向田野，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即便如此，也依然食不果腹，时时刻刻都要饱受饥饿之苦。但对于他来说，最苦不堪言的倒不是饥饿所带来的肉体苦难，而是由于贫穷在精神上所遭受的蔑视与嘲弄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灵上的苦难。他感到：“这个困难的岁月，对别人来说，也许只是经济生活上的困难时期，而对我来说，则是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困难时期。”当他衣衫破烂的站在穿戴整齐的干部子弟面前时，不免自惭形秽。在异质的城市文化环境中，他的内心充满了自卑、忧郁与孤独。

《人生》中的高加林作为一位农民的儿子，先天地接受了传统乡村文化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又在城里学校接受了现代文化教育，对城市生活充满渴望，面对父母的谴责，他曾郑重宣言：“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像你们一样，在咱们高家村的土里挖刨一生。”而当他真正面对自己向往的现代城市文明时，又常常难以克制心中涌起的自卑，如手提馍篮路遇黄亚萍与张克南时的尴尬，掏粪时的躲躲闪闪等情节。他凭借不正当的手段进城工作后，为了获取文化身份上的变更，他做出了有悖于传统乡村文化道德的选择，抛弃了乡下姑娘刘巧珍，选择了城里姑娘黄亚萍之后，然而内心深处却充满了良心的谴责与痛苦，这种痛苦就是他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一种反映。

同高加林一样，《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也是一心一意地想进城，为此他不惜在城里担当揽工汉，靠卖苦力谋生，但就是不肯回乡与哥哥一起经营砖窑厂，甚至为了获取城市户籍，甘做一名充满危险和艰苦的井下挖煤工。然而户籍的更改，并没有彻底改变他的文化身份。孙少平不同于他的父兄，希望有另外一种活法，然而他在文化身份的认同上依旧摆脱不了乡村文化的影响，从骨子里说，乡村文化中许多的价值理念依旧为他所认同和践行。他在谈及自己要为父亲箍几孔新窑洞时说：“我是为父亲做这件事，也许你不能理解这件事对我有多么重要。……窑洞的好坏，这是农村中贫富的首要标志，它直接关系一个人的生活尊严。……但对我来说，这却是实现一个梦想，创造一个历史，建造一座纪念碑！这里面包含着哲学、心理学、人生观，也具有我能体会到的那种激动人心的事情。当我的巴特农神庙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从这遥远的地方也能感受到它的辉煌。……现在，我已经有能力至少让父亲活得体面，我要他挺着胸脯站到双水村中人的面前!”在孙少平看来，给父亲箍几孔新窑洞，似乎是自己长大成人最重要的标志。他最终选择了惠英嫂，而不是大学生金秀，这也是在他对自己文化身份清醒认识后的选择。孙少平虽然一直在努力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然而，他却始终都是徘徊在两种文化身份之间，并努力协调二者之间的对立冲突。

相比较而言，面对城乡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路遥最后以一种道德自我完善的名义让马健强选择了逃避，又以其所谓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的道德观念来使高加林得以规训，并回归传统，而让孙少平则始终徘徊于城乡文化之间，接受双重文化的煎熬，并试图努力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如果说，马健强面临的文化身份危机主要是由于乡村物质文化的劣势地位造成的话，那么高加林面临的文化身份危机则更多源于乡村精神文化的落后现实，而孙少平面临的文化身份危机则象征了乡村文化面对城市文化时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挫折。孙少平是路遥着力塑造的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传统乡村文化的美德，又有对现代城市文化的追求，然而，他最终也未能摆脱城乡文化身份的尴尬处境，他可以说是一个游荡于城乡文化之间精神上的漂泊者的形象。

二、苦难的成长历程

有选择就有痛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痛苦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必修课。路遥笔下进城的乡村知青，在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时，大多都是饱受文化身份认同的煎熬与折磨。他们的身上大多都有一种浓烈的苦难意识，敢于主动去迎接、承受苦难的残酷考验，而且面对苦难不屈不挠、顽强抗争，并且在这抗争苦难过程中，始终都能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他们对理想的执著痴迷以及悲剧性的追寻与结局，带有一种浓郁的宗教情怀和崇高悲壮的意味。生存的苦难意识与精神的痛苦裂变是路遥成长小说中的核心话语，也是作家所关注的一个生命主题。   

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爱情、友情和事业（生存）这三个最基本的问题。由于这三个问题总是不停地缠绕着人类，人类必须不断地回答这些问题，并表现出每个人对生命意义的个人理解。路遥的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就常常在遭受这三方面问题的困惑与考验，并在这种种考验之中，表现出他们各自对生命意义的独特理解。

马健强的成长历程经受的苦难主要是由于贫困导致的生存考验（饥饿的考验）和同学间友谊的考验。前者与后者有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贫困才导致了他的自卑与自尊，才有同学吴亚玲对他的帮助及周文明等对他的嘲弄。饥饿经常使他感到眩晕，走路时东倒西歪，甚至不敢站起来活动。为了生存，他不得不经常到野外觅取田野上遗落的食粮。由于贫困，他遭到班里体育干事周文明的戏弄与蔑视，吴亚玲的热心帮助也曾不经意间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而同学对他与吴亚玲关系的误解，更是让他苦恼不堪。为了不损害郑大卫与吴亚玲的关系，最终他选择了退学。苦难并没有压倒马健强，却使他的精神人格在苦难中得以提升。作者最后动情地写道：“我们正在离开孩子的时代，走向成年人的阶段。在这个微妙的、也是美妙的年龄里，将会给我们留下多少微妙而美好的回忆啊！”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称得上是中国新时期比较早的青春成长小说，比起现今文坛流行的所谓青春小说，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内涵显得更为丰富和厚重，对青年人产生的震撼力也更大。

高加林的成长历程远比马健强来得曲折和复杂。具体而言，他所经历的考验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民办教师被人顶替。十几年来他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虽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但民办教师的职业倒也给他以幻想和安慰。可如今，一切希望转眼间已成泡影。他内心感到极端的痛苦。他在田间疯狂地劳作，受伤的血染红了镢把，便是其内心苦闷的一种变相表现。二是爱情生活上的取与舍。当高加林的内心极其苦闷之时，刘巧珍走进他的身边，填补了他心里的孤寂和空白。两人产生了爱情，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高加林进了城，成为县宣传部的通讯干事。身份的变更，使他精神上有了更为高远的追求。中学同学黄亚萍的主动示爱以及两人精神上的契合，很快燃起了高加林昔日朦胧的情感。他又一次走到了人生十字路口。当他决定中断与刘巧珍的爱情关系后，良心上感到非常不安，在内心自我嘲弄地说：“你是一个浑蛋！你已经不要良心了，还想良心干什么……”与此同时，他还受到以父亲和德顺爷爷为代表的社会道德的批判。接下来的打击更是让他始料未及。他走后门进城工作的事被人揭发，结果丢掉了县城里的工作饭碗，并失去了爱情。这是他人生的第三个打击。黄亚萍离他而去，刘巧珍也已嫁他人。他又一次回到了农村。小说写到他听完德顺爷爷的教诲，禁不住满含悲痛和羞愧，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双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这一声呼唤，象征着生活的挫折教训使高加林最终又回到乡村文化的轨道，重新确认了自己的乡村文化身份。

孙少平的成长历程可以概括为：浪漫的学生时代——黄原城打工——铜城煤矿的井下生活三个阶段。他的成长历程既是一部人生的苦难史，又是一部人生奋斗的历程，同时也是一条灵魂搏斗的抛物线。在孙少平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健强与高加林的影子。他的学生时代，既有苦难的记忆，也有诗意的浪漫。物质上的贫困使他像马健强一样，饱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煎熬。姐夫王满银因贩卖老鼠药被劳改事件，使他一下子成熟起来，明白了自己的家庭责任感。“以前，每当生活的风暴袭来的时候，他一颗年幼的心总要为之颤栗，然后便迫使自己硬着头皮经受捶打。一次又一次，使他的心脏渐渐的强有力起来，并且在一次次的磨难中也尝到了生活的另一种滋味。他觉得自己正一步步迈向成年人的行列。”[5] (P44)与郝红梅初恋，与其说是青春激情的冲动，倒毋宁说是苦难困境中同病相怜的两颗自卑的灵魂的相互慰籍和抚摸。初恋的失败，对孙少平是异常沉重的打击，“像是突然间抽掉了一根精神上的支柱”，感到痛苦绝望，“情绪像狂乱的哈姆雷特一样”。但他最终还是挺了过来，并在清醒的思考中，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残酷的现实，并获得了一次人生的自我教育，精神上也变得更为充实。黄原城打工的生活则是他对苦难做出的自觉、主动的选择。对城市文化的向往使他不肯眷恋虽然窘困但却温馨的家庭生活，他来到陌生的城市，既没有谋生的技能，也缺少闯荡世界的经验，凭借的只是一股激情和勇气，执意把忍受饥饿、寒冷、屈辱和劳累作为自己人生首先要接受的最基本的考验。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在他看来竟成了磨练自己意志品格的手段。在对苦难的体察中他领悟到人生的哲学。与田晓霞的交流及恋爱，可以说是他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时唯一的精神慰籍。黄原城的打工生活使他的文化心理和人格精神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和更新。他看不上哥哥的奋斗，即便他成了村里的首富。因为哥哥的身份依然是个农民。他宁愿当个煤矿工人，在阴暗危险的矿井下，流血流汗，过牛马一般的生活，也不愿走哥哥那条道路。田晓霞的不幸遇难，让他经历了一次致命的精神打击。然而，这位坚强的男子汉又一次从情感的风暴中挺起了身躯，在撕心裂肺的痛苦中并没有走向绝望和颓废，他用沉重的体力劳动疗治精神上的创伤，并逐渐恢复了对生活的热爱与信念。在我看来，孙少平的艰苦抗争归根结蒂是一种对自己文化身份的抗争。他要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为此他不惜经受种种坎坷和磨难的考验，在此过程中，他不断成长，性格愈来愈成熟，人格愈来愈高尚。他最终拒绝了金秀的求爱，回到了惠英嫂的身边。一方面可以说是他人格高尚的一种表现，但另一方面更可以说是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现实处境，主动认同现实中自己城乡交叉的文化身份。孙少平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一个乡下知青最终要实现文化身份的彻底变更，尚需经过一个漫长的历程，甚至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来完成的。

苦难的生活一直是路遥笔下人物竭力想克服和改变的对象。尽管他们大多未能如愿，然而苦难却使他们的精神得到考验，并最终长大成人，明白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作用。当然，苦难的生活历程对待不同的成长主体有着不同的影响。如果说，苦难使马健强的道德人格得以自我完善，并使他逐渐走向一个成熟的理性主体，使高加林“越轨”的思想行为得到训诫，并回归于现实的轨道，那么在孙少平看来，苦难则是磨练和提升自己精神人格的学校，苦难使他精神生活的境界得以稳步提升并变得完善美满。

路遥小说中乡下知青进城奋斗的成长故事，充满了崇高悲壮的意味。许多成长中的年轻人，从中汲取到了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力量以及成长的经验。有人因此称路遥的小说是青年“人生的教科书”。这恐怕也是他的小说赢得广大青年读者欢迎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成长的引路人

每个人的成长都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这些人从正反两方面丰富着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对社会的认知。在观察这些人扮演的社会角色过程中，年青人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角色和生活方向。这些人可称之为成长的引路人或精神上的导师。其作用是对未成熟的青年人进行正面的道德教育。影响马健强成长道路的主要是吴亚玲和李老师，而德顺老汉则是高加林的精神导师，田晓霞则是孙少平的精神导师兼同路人。

当马健强面临生活困境时，吴亚玲伸出了友谊之手，帮助他渡过难关。吴亚玲的行动使他明白了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纯洁美好的感情，懂得了同学间友情的珍贵。而当他因与吴亚玲的接触遭受误解，面临同学友谊困境时，李老师的现身说教，又使他明白了李老师就是自己行动的榜样。于是为了不损害郑大卫与吴亚玲的关系，最终他选择了退学，精神人格得到了提升。

《人生》中高加林每一次遇到挫折和选择时，德顺老汉都会出现，进行教导。首先在是高加林民办教师被下后，在田里疯狂蛮干，两只嫩手被磨得稀巴烂时，德顺老汉硬按着他坐下，抓了两把黄土抹在他手上，劝慰道：“黄土是止血的……加林！你再不敢耍二杆子了。刚开始劳动，一定要把劲使均匀。往后日子长着呢！唉，你这个犟脾气！”在高加林与刘巧珍恋爱时，德顺老汉又借去城里拉粪，给高加林与刘巧珍讲述自己年轻时的感情故事，教导两位年轻人，珍惜彼此的感情；当高加林移情别恋后，德顺老汉又和加林的父亲一起进城劝导他。德顺老汉指责他：“你把良心卖了！……巧珍那么个好娃娃，你把人家撂在半路上！你作孽哩! 加林啊……”、“人常说，浮得高，跌得重！不管你到了什么时候，咱为人的老根本不能丢啊……”高加林没有听从德顺老汉的规劝，结果被遣回到了乡村。这时德顺老汉又一次出现，他劝慰高加林：“你的心可千万不能倒了！你也再不要看不起咱这山乡圪劳了。”“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咱农村往后的前程大着哩，屈不了你的才！娃娃，你不要灰心！一个男子汉，不怕跌跤，就怕跌倒了不往起爬，那就变成了死狗了……”最后，高加林接受了教诲：“爷爷，你的话给我开了窍，我会记住的，也会重新开始生活的……”并扑到了德顺老汉的脚下，表示忏悔。

田晓霞可以说是孙少平最初成长的精神导师。正是在她的影响下，孙少平走出了封闭的生活环境和狭隘的思维空间，开始关心国家的政治命运和世界大事，走出了纯粹的物质欲望而进入精神领域。早在高中时代，他就被田晓霞引导，阅读了大量的她带来的《参考消息》及各种书籍，“可以用比较广阔一些的眼光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因而对生活增加了一些自信和审视的能力，并且开始用各种角度从不同侧面来观察某种情况和某种现象了。” [5] (P207)高中毕业，田晓霞在为他举办的私人告别宴会上，曾真诚告诫他在以后艰苦的乡村生活中千万不要变成一个非常世俗的农民。她说：“不管怎样，千万不能放弃读书！我生怕我过几年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甚至在孙少平回到乡下之后，田晓霞还一直与他保持联系，邮寄报纸和借书。“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女孩子是他的思想导师和生活的引路人。在一个人的思想还没有强大到自己能完全把握自己的时候，就需要在精神上依托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人。也许有一天，学生会变成老师——这是常常会有的——但人在壮大的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求得当时比自己的认识更高明的指教。”[5]（P450）孙少平之所以能走出家门，进入城市打工，并具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与远大的追求，正是来自田晓霞所给予的影响和教诲。当他们再次在黄原相遇时，两个人身份竟发生了变化，以前田晓霞是他的导师，这时他们已成为成长道路上的同路人，相互从对方身上汲取新的思想、知识、经验和力量，用来充实提高，共同成长。孙少平身上的变化——出于对苦难对生活的思索得到的深刻认识，已经开始带给田晓霞教益。孙少平写给妹妹孙兰香的信，充满睿智，像一只强有力的手，拨开了遮在孙兰香眼前的那层云雾，在孙兰香的眼里，二哥俨然是一副精神导师的形象。可以说，孙少平的精神世界，他的思想，这时已经基本定型，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理性主体。

路遥小说中的成长叙事不同于“十七年文学”中的成长叙事，主要是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写社会对个人成长的影响，个体成长的动力主要是来自于外在社会环境因素的引导和推动，而不是来自个体内在的欲求，成长的主体性往往被导引者完全遮蔽。当然它也不同于九十年代的成长叙事，如林白、卫慧、棉棉等，主要写个体内在的生理心理体验，她们歇斯底里地张扬“身体写作”或欲望叙事，惊世骇俗地宣泄“残酷的青春”，表现出生猛的“个性”，更不同于80后的青春型写作，如韩寒、郭敬明等，他们对成长理性认知的贫血，削弱了作品的力度和震撼力。路遥小说中的成长叙事主要写的是进城的乡下知青的成长故事，凸现文化身份差异给他们成长带来的困惑和矛盾，它实际上向我们广大的乡村知青提出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这是中国社会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困境。我相信，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愈来愈多的乡村知青进城务工的今天，路遥的成长小说的意义将会为愈来愈多的人所认识到。

参考文献：

[1][美]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Z].朱金鹏、朱勤，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2]徐德明.“乡下人进城叙事”与“城乡意识形态”[J].文艺争鸣，2007，（6）.

[3]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孟繁华.“到城里去”和“底层写作”[J].文艺争鸣，2007，（6）.

[5]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

On the Initiation Narration in Lu Yao’s Fiction

Abstract: Lu Yao’s "in the difficult days", "Life”, "ordinary world" and other novels obviously touched the issue of the initiation of young people, especially in the modern society, the countryside educated youths generally faced with the cultural identity crisis in their personal initiation process. Suffering is the core discourse of the growth figures in Lu Yao’s novels, and the guiders of their initiation is an indispensable factor.

Keywords: Lu Yao; Initiation narration; Cultural identity; Suffering; Gui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