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孔子所开创的、诞生于鲁国故地山东曲阜的儒家学派，其思想博大精深，对东亚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儒家思想文化发祥地的山东，自战国时代以来，就已成为天下向慕的“礼义之邦”了，因此其备受历代帝王和文人墨客的推崇和尊敬。而以儒教立国的朝鲜李氏王朝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更是推崇备至，因此，朝鲜的文人、士大夫对孔子及孔子故里山东曲阜也是无比仰慕的。正如崔溥在《漂海录》中，多次在中国各级官员面前公开表示朝鲜崇儒的立场，同时表达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尊崇。
在杭州驿馆，崔溥与驿丞杨秀禄和驿吏顾壁的对话中，宣称“今我朝鲜，辟异端，尊儒道，人皆以入孝出恭、忠君信友为职分事耳”。[ 崔溥，《漂海录》卷二，二月十一日。] 可谓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朝鲜独尊儒道的政治立场。
在锡山驿，崔溥与三位明朝御史之间曾有一段精彩对话。[ 崔溥，《漂海录》卷二，二月十八日。]
……有御史三大人来饯于船上，邀臣至前，遇以礼……又问曰：“你国尊何经？”臣对曰：“儒士皆治四书五经，不学他技。”又曰：“你国亦有学校否？”臣对曰：“国都有成均馆，又有宗学、中学、东学、西学、南学；州府郡县皆有乡校，又有乡学堂；又家家皆有局堂。”又问曰：“崇尊古昔何圣贤？”臣曰：“崇尊大成至圣文宣王。”[ 崔溥，《漂海录》卷二，二月十八日。]
这里崔溥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国中士子专攻儒家经典、各级教育机构完善、尊崇孔子的儒教朝鲜的形象，字里行间由衷地表达了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钦敬。
崔溥一行三月初六过江苏沛县时，随行的明朝松门卫（在今温岭市松门镇）千户傅荣曾以自豪、夸耀的语气，向崔溥询问对运河工程的看法。当时，崔溥答道：“向非此河路，则我等于崎岖万里之路，有百技跛行之苦，今乃安卧舟中以达远路，不知颠仆之虞，其受赐亦大矣。”[ 崔溥，《漂海录》卷二，三月初六日。]由此可见，崔溥非常庆幸此行借道京杭大运河，免遭了陆路长途颠簸之苦，因此高度评价了运河。次日，即三月初七日晚，崔溥一行开始进入山东地界，首先到达了鲁国旧地兖州，在傅荣的介绍下，他们遥望了孔子出生地曲阜尼山和东岳泰山。在该日记录的结尾处，崔溥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此行若缘陆路，经兖州、曲阜县，则尼丘可经，洙、泗可涉，孔里可观，泰山可近望矣。”[ 崔溥，《漂海录》卷二，三月初八日。]就在前一天，崔溥还高度评价了运河之行的便利，而从这段文字又可以看出，崔溥对于此行未能走陆路，过曲阜，亲自瞻仰孔子故里，不免怀有深深的遗憾，而这种遗憾正是源于自幼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他对孔子及其故里所怀有的尊崇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