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在改革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国有企业除了为股东创造财富以外，其也是政府实现政治和社会目标的工具。而国有企业自身的政治优势所带来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会对企业本身的财务状况以及企业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Bryane于2007年曾指出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会对国有企业财务状况以及会计原则方面产生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会计稳健性，过度投资以及现金持有三个方面。陈汉文(2010)指出，，因为软预算约束的存在，贷款人并不担心国有企业的下行风险。除此以外，相比于非国有企业，银行也更加倾向贷款给国有企业，以上原因就造成了国有企业的会计保守主义较低，会计稳健性较差。而根据Ball和Shivakumar（2006）的观点，非国有企业通过权责发生制比国有企业更快地识别未实现损失。相比而言，政府为实现社会稳定则不会允许国有企业产生这样的问题。并且我国一直在进行经济改革，而改革后的国有企业由于继承了原有制度而背负了较多的政策性负担，而这些政策负担所带来的企业损失使得国有企业会与政府谈判来获得经济补偿例如低息贷款。相反，由于非国有企业没有这些福利保险。因此，当其未能产生足够的净资产来支付其承诺的付款时，企业将面临破产清算。总的看来，关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差异的讨论表明，贷款人对国有企业下行风险的担忧程度低于非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对债务合同的保守会计要求更弱，会计稳健性更低。
过度投资是软预算约束所带来的另一个主要问题（Jensen，1986）。 它是指企业的投资支出超出了合理预期。辛清泉（2006）发现国有企业的扭曲投资行为以及债务治理失败都是由软预算约束所造成的。Rizov(2005)则认为，当面对金融危机时，软预算约束的企业更加倾向于寻求外部帮助。就当今中国企业而言，债务性融资是其最主要的融资渠道。而作为债权人的银行，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并不干涉企业的投资行为。相反，银行会选择不断为债务人增加额外资本，以减少债务本身的限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