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开展

德彪西及印象派研究的历史回顾与评述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德彪西的印象派音乐传入中国后，对我国现代音乐创作曾有过影响，然而中国人对这种音乐传播的接受曾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过程。六十年代以前，王光祈（1892—1936）、丰子恺（1898—1975）、张宁和（1927——）等曾撰文着重于音乐风格及其代表作的介绍。冼星海（1905—1945）、马思聪（1912—1987）、丁善德（1911—1995）等前辈作曲家留学法国，亦受到印象派音乐的影响，在它们的创作中运用色彩性和声手法，并通过音乐创作和表演将德彪西及印象派音乐介绍给中国人，以振兴民族音乐的创新精神开拓中国人的音乐艺术视野。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扩展，在文艺界出现一系列大批判，把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归结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国音乐界亦被这种极左思想所左右，反对洋八股和洋教条，反对盲目崇洋，反对技术至上，在音乐领域“兴无灭资”，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63年1月，北京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德彪西的《克罗士先生》（张裕禾译），在译文内容提要上写到：“对音乐与生活，音乐与民族传统的关系，对音乐家和社会作用以及对听众的艺术趣味的培养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新颖而独到的见解”。1当时作为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的姚文元立即抓住这一段提示大做文章，在同年5月20日《文汇报》上发表《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一文，掀起一场音乐界所谓“兴无灭资”的政治性的大批判。由于当时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酷的政治现实之中，有一些参与讨论和大批判的音乐人士难以从学术角度和艺术成就方面来评价德彪西。围绕着德彪西创作倾向与美学思想、音乐“革新”、历史价值、音乐与技术借鉴等观点批判，触及到政治与艺术、传统于创新、创作与生活、民族与西洋、方法与思想等诸多问题，引发人们去思考、认识。然而极左思想和路线的束缚制约，整个艺术界没有艺术民主，历时三个月的批判讨论最终演变成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进行政治迫害的所谓“德彪西事件”。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广泛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有力地促进思想解放，总结经验教训，探索艺术规律，实行艺术民主。邓小平在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贺中重申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文艺方针，提出：“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这种巨大的精神鼓舞下，音乐界通过回顾与探讨，逐步消除及左思想的流毒，对政治与艺术、生活与技巧、批判与借鉴以及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等方面展开深入的思想、理论探讨，对诸如所谓“盲目崇拜思想”，“单纯技术观点”，“小资产阶级感情”等“左”的思想倾向加以揭露与澄清。1984年9月北京召开了建国后第一次外国音乐研讨会，为进一步消除音乐界“左”的思想影响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如何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进行西方音乐全方位的研究，引发了与会的音乐学者们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取得了公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全国文艺界涉及如何深入地展开有关西方现代文学、诗歌、戏剧、电影、绘画以及现代西方艺术理论、在音乐领域如何进一步研究和介绍德彪西及其印象派音乐，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便成为认识和了解西方近现代音乐文化发展的起点。八、九十年代，宽松的社会环境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对于德彪西的研究逐步进入客观、公正的学术氛围之中。1980至2003年间在《人民音乐》《音乐艺术》《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报》《黄钟》《音响》《音乐探索》《天津音乐学院学报》《交响》《乐府新声》《齐鲁艺苑》《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钢琴艺术》等刊物发表了杨通八、沈旋、茅于润、林瑞芝、桑桐、姚以让、姚亚平、王宁、刘经树、余丹红、刘霖、强增抗等多位年轻学者的有关文章，对德彪西的美学思想、音乐语言、钢琴音乐、管弦乐及室内乐作品、歌剧作品专题研究，将德彪西置于历史时空之中，纵时代背景，文化渊源、美学观点、创作思想、手法创新、风格特点、作品结构、艺术价值等方面进行探讨，对其在法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和人类音乐史的 贡献予以公正的评价，大大地开拓了人们的音乐视野。专家和学者们的研究涉及众多领域，评述如下：##end##

一，如何正确认识德彪西美学思想是判断他印象派音乐价值的标准。杨通八从音乐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艺术革新、音乐的民族性三个方面分析德彪西艺术思想和美学观点，提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根据。2林瑞芝是从钢琴教学的专家，她认为德彪西的美学思想主要受法国古钢琴乐派与东方哲学的影响，混合了两种“血统”，他着重于写意境、写神韵，接近于中国东方艺术只求神似而不求形似的美学精神。3有的学者还以“德彪西的音乐与中国绘画”，4“乐中有画”，5“音乐的通感意味”6不同侧面阐述德彪西美学的本质与印象派音乐的特性，给我们以新的启示，正如杨通八先生所言：“我们研究问题，最可靠的办法还是根据第一手材料讲话，有什么就是什么，存在什么联系就是什么联系，这样，真理的大门才会为之而敞开”。同2。

二，德彪西独创的音乐语言是他的音乐观和艺术革新具体的体现。沈旋按照早、中、晚三个时期分析德彪西的音乐语言，中期的作品是他成熟的作品，发掘了调式的表现力，他常用五声音阶表现某些亲切柔和的东方风格，以中古调式来表现古老和带有神秘的色彩氛围，还吸收了其他民族特殊结构的调式以表现异国情调。全音阶和声运用最具有印象派音乐的特征。7桑桐从德彪西歌曲中挖掘出音乐所运用丰富的和声手法和调式呈现方式，阐述了德彪西音乐语言的演变过程。“调式的平行大小调化”；“调性的色彩化”与“调性的淡化”是德彪西印象派和声的特色。8李海威与杨永蕾将德彪西的和声手法归纳为平行进行、削弱和声功能、不协和和弦和和声织体写法四方面。9王文用比较方法分析德彪西与斯克里亚宾在旋律与和声方面所运用调性手法上不同的音乐思维观念。10杨通八、姚亚平则从更深层次的美学角度来分析研究德彪西和声的色彩与功能以及双调性构思，阐明他的和声思维方式的革新成就。11

三，德彪西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一生没有中断过钢琴作品的创作。八十年代起，由于在我国音乐院校系科的钢琴教学中逐渐增添他的钢琴作品曲目，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日趋多起来，涉及他的钢琴音乐语言，力度结构特征、弹奏技法及具体作品的分析，为师生学习和演奏提供了参考。

四，德彪西是杰出的管弦乐配器大师，创立新颖、独特而精雕细琢的法国现代音乐格调，追求音乐色彩和浓淡、光泽明暗和诉诸于听觉的诗意般的美感，对同时代和后世作曲家影响很大。茅于润、强增抗、王宁、刘霖等撰文从德彪西的管弦乐作品及其配器风格作了分析研究，从乐队编制，配器手法，音响色彩、独特风格提出新颖的解释。德彪西特别追求乐队音响色彩的变化，音响应该是“立体传播的”。他把木管组提高到首位，运用音色多样的木管乐器，对各种乐器不同音区的音色差异有敏锐的感受。他特别喜欢竖琴的音响，用法很多。打击乐在他的作品中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配器结构出现“银色混合”“音色补充”“音色衔接”的处理手法，还常使用弱音器的手段缩小各种乐器之间的音色差异。德彪西较多运用主题变形的写作手法，把一个主题在保持其核心特征的基础上，从节奏、和声和配器上加以变化，进行变奏形，体现出印象派音乐追求光与色的风格特点。

五，德彪西一生仅写了一部歌剧，五幕12景的《佩利亚斯与梅里桑的》，1893至1902年经过多次修改完成，这是他力求摆脱瓦格纳影响的创作成熟时期。刘经树的《炽热的渲泄与静穆的象征—瓦格纳乐剧<特理斯坦与伊索尔德>与德彪西歌剧<佩利亚斯与梅里桑德>的比较（上）（下）》一文12，余丹红的《歌剧<佩利亚斯与梅里桑德>的音乐结构》一文13，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前者从深层次挖掘德彪西创作歌剧的思想本质和精神内涵；后者主要从作曲家采用的主导动机和调性框架对音乐结构作了分析，显示了两位学者较高的学术水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彪西是法国音乐界多风格、多手法探索的音乐文化背景下创立独树一帜的印象派音乐鲜明的创作个性，异常丰富的音乐色彩，优雅的风格，特别是富于民族性的格调，充分地显示出艺术生命力，后世作曲家尤其是布莱兹、梅西安、韦伯恩、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等现代音乐大师所尊敬。法国的拉威尔、杜卡斯，西班牙的德·法雅，意大利的雷斯庇基，英国的戴留斯以其法国、美国、捷克的一些作曲家都在他们的作品里运用过印象派音乐风格和手法，其在全世界的影响持续近一世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前述政治的原因，对于德彪西的研究染上了政治色彩，采取粗暴的批判态度。八、九十年代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有更多的机会开展中西音乐文化交流，随着方法、意识的改变，逐渐摆脱原有的狭隘、片面，音乐学者们能够站在国际的视角进行专题研究，从各种角度对德彪西印象派音乐做了深入的剖析，涌现出上百篇的研究文章，这是值得回顾庆贺的硕果。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们应当看得到对德彪西的研究于美学思想、创作方法、钢琴音乐、管弦乐作品较单一的角度，有一些文章只从实用的技法研究着眼，忽略技法背后更深层的美学内涵。有一些文章没有新颖的观点，仅是一般性的介绍，甚至内容雷同，其中亦发现有严重的抄袭现象。近几年不少学者呼吁提倡整顿文风，提高学术道德和学术期刊规范化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德彪西印象派音乐研究的开展，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应当深入地加以总结，推动这方面更深入的研究，借鉴其艺术成就和经验，创立中国现代音乐文化。根据有关记载，二十世纪二十至七十年代，有关德彪西的专著和专论，仅在巴黎出版44部，在法国的第戎和约沙特尔、摩纳哥、伦敦、杜塞尔多夫和卡萨尔，波兰的克拉科夫、布鲁塞尔、佛罗伦萨、布达佩斯，美国的纽约，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等欧美城市都相继有关于德彪西的专论和专著出版，涉及他的美学思想，作品风格、语言、作曲技法、音乐评论与书信的研究，以及关于他与法兰西音乐，他与瓦格纳，他与韦伯、他与柏辽兹，他与斯特拉文斯基等综合比较的研究。五十至七十年代出版的论著主要是专题研究，反映出西方经过半个多世纪先锋派反古典传统，反浪漫主义传统和反印象派音乐的历史反思和重新评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开展德彪西以及印象派音乐的研究，不仅是改革开放后音乐界拨乱反正，百废俱兴的重大举措，恰巧是世界性音乐研究转向和历史反省的反映，值得进行历史回顾与继续深入的开展研究，推动我国音乐创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