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困境与超越的途径
——从存在主义美学视野看曹禺前期悲剧
内容提要：曹禺前期悲剧中关于人类与宇宙的悲剧意识来源于对人的“存在”的深刻领悟。从存在主义美学视野来看，曹禺的悲剧中表达了人类存在的基本困境，即存在的有罪性和有限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难以摆脱的人的精神焦虑。面对这些困境，曹禺为人物设置了宗教救赎、死亡和用人类的爱、信仰和道德来获得精神自救这些超越困境的途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曹禺的悲剧本身就是对人类悲剧的超越。
关键词：存在 困境 超越
从人类拥有自我意识的那一刻起，“存在”的矛盾与困惑便永远伴随着人类。自古希腊以来，悲剧一直是人类探究、寻找人生存于世的真相，并期望以此来启发人类对一切存在必然性的领悟的最基本形式。不但悲剧是如此，任何一部传世经典的作品一定都是穿越了作品中具体的现实、文化层面，进入到揭示人的“存在”这一哲学层面。
曹禺前期悲剧中关于人类与宇宙的悲剧意识正是来源于对人的“存在”的深刻领悟。本文从存在主义美学的视野来分析曹禺的悲剧，并非企图来生硬地论证曹禺悲剧中的存在主义思想，只是想借用存在主义美学的具体学说，为分析曹禺悲剧中的“存在”之思搭建一个框架，在此基础上探究曹禺在他的剧中为解决人类这一永恒困惑试图开具的药方。
一、存在的困境
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罪，人类最大的罪过就是降生于世。这是人类悲剧的第一个根源。“存在就是罪恶，从广泛意义上来讲，罪恶与存在本身是等同的。”[1]因为个人的出生本身不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出生后还得受自己身上卑劣的成分、欲望、作恶的倾向等所左右。雅氏的这一看法来源于基督教文化的“原罪”理念。##end##
年轻时代的曹禺受基督教的直接影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无需再来论证。我们来看看曹禺悲剧中那些饱受痛苦煎熬的人们，哪一个不是带着满身的罪孽而不知，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在罪恶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无法跳出自己的“心魔”。为了名声，周朴园三十年前抛弃爱人儿子，三十年后冷酷地维持着所谓的“秩序”；为了物质，陈白露可以出卖自己的自由；为了复仇，仇虎可以杀害无辜；为了情欲，蘩漪、周萍冒着乱伦的罪名；为了自身的懦弱，曾文清可以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忍受寂寞和痛苦；为了金钱权力，周朴园、金八、潘月亭、焦阎王、曾思懿们无一不是放纵着自身的贪婪欲念，忘记了人的礼义廉耻……可以说曹禺剧中的每一个角色，无论是大是小，无一不是受困于自己的“心魔”而难以自拔。
曹禺在《日出》题辞中引用的《新约·罗马书》第二章的一段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之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种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2]代表了曹禺对人与生俱来的原罪的认识。而他剧中人物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这些原罪的形象显现。
存在主义哲学强调人存在的“被抛入性”，这意味着人来到这个世界时已被投入某种有限的生存境况中而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这与曹禺意识到的“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3]不谋而合。而曹禺的创作冲动正来源于“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和对“宇宙里斗争的‘残酷’和‘冷酷’及其背后神秘的主宰”[4]的探究。他清醒地认识到人类作为被动的罪人被无情地抛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中，他们自己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在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在精神或行动上作着困兽之斗，无奈而徒劳，因为“宇宙正象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这黑暗的坑。”[5]人的悲剧性处境在人诞生之日起就已被注定了。
正因为曹禺为他的人物预设了一个个无法挣脱的困境，使得剧中的人物常常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存在主义神学家蒂利希把人的焦虑分为三种：“如果威胁本体上的自我肯定，则产生对命运与死亡的焦虑；如果威胁道德上的自我肯定，则产生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如果威胁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则产生对空虚与无意义的焦虑。这三种焦虑虽有所不同，但又不可割裂，其表现常常以一种为主而兼有其余两种，而三者共同造成的一种极端境遇就叫作‘绝望’”[6]。
曹禺剧中的人物或多或少都处在这样焦虑的困境中。侍萍为逃避厄运远走他乡，却没想到母女两代人难逃命运的魔咒；曾皓一生只求能体面地死，却难保棺材归属，他们的焦虑来自无法获得本体上的自我肯定；周朴园年轻时对爱人始乱终弃，为发财而谋害小工的性命，仇虎满怀意气要复仇，偏偏没了当年的仇人，只能选择父债子还、斩草除根，他们的焦虑来自于无法获得道德上的自我肯定；蘩漪在周公馆极度压抑的环境中渴望异性爱的抚慰，陈白露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为享乐所困难以自拔，她们的焦虑来自于无法获得精神上的自我肯定。所有的人都在作着逃脱命运魔咒的困兽之斗，然而“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炕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泽沼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7]
雅斯贝尔斯认为“悲剧出现在斗争，出现在胜利和失败，出现在罪恶里。它是对于人类在溃败中的伟大的量度。悲剧显露在人类追求真理的绝对意志里。它代表人类存在的终极不和谐。”[8]这意味着悲剧不单纯是人的痛苦和死亡，更体现在人的行动中。通过行动，人才进入必定要毁灭他的悲剧困境。曹禺的悲剧极其典型地反映了人的存在的种种灾难、恐惧和紧张不安。
这种由存在的困境引发的人类的悲剧处境，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是在 “人类生命中是基本的， 不可避免的。”[9]原因在于“每当意识超越了能力，悲剧便会产生，特别是当对主要欲念的意识超过了满足它的能力的时候。难以遏制的欲望，对无法减轻的人类痛苦的慰藉——这些都不能从人类生存中剔除掉。随着人类力量的增长，旧有的欲望被满足了，而意识也随之相应地甚至更迅速地扩展，于是又有新的欲望和新悲剧出现。所以悲剧可以说是发生在意识超出了能力的虚空地带， 在那里，人们可以体验到自己已毫无能力行动和取得成功，并经受由此而来的痛苦。这个虚空地带能够并且必须发生位移，但不可能缩小。”[10]
曹禺剧中人物的行动不论是消极还是积极最终都逃厄运，都可以归结为雅斯贝尔斯所指出的“意识”和“能力”的不平衡。《雷雨》中的周朴园、侍萍、周萍、蘩漪都意识到了自身的罪恶，不管是周朴园三十年来保持着书房的摆设，侍萍的远走他乡，周萍的另寻新欢，还是蘩漪的鱼死网破的困兽之斗，都是为了救出自己，然而谁也没有能力逃出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命运。结果是人物意识愈强烈，其结局愈惨烈。如剧中的蘩漪“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于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11]最后结局是失去一切，精神分裂。同样精神分裂的还有《原野》中的仇虎，他也有着冲破一切束缚的原始野性和强烈的生命意志，但他无力平衡内心道德意志和生命意志的矛盾冲突。如果说《日出》中潘月亭们的灭亡是由于贪婪的意志无力挣脱“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社会现实，那么陈白露的自杀，则是由于对自我处境的清醒认识和超越自身惰性的无能。与陈白露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北京人》中曾文清和江泰身上。所有人物的悲剧在于人类的知识和能力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限制。人总是在一定状况之内存在着，个人的特定状况总是制约着人的行动和认识，个人无法突破的自身局限，对它的抵抗只能受到挫折。因此，个人的存在只能表现为死亡、焦虑、苦恼和罪过。即便从长远看“每一个限制都能被克服，但有时却只有付出毁灭人格或结构这样的代价。” [12]曹禺剧中人物的毁灭从这个角度看是为了克服自身限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人存在着的这种意志和能力的反差，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代表着现实世界的分裂。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也是分裂的。悲剧产生于真实力量的彼此冲突，在悲剧中，每一行动者都展现出某些个别的真理，但同时也揭示出真理的局限性，这就造成了悲剧冲突。正因为如此曹禺剧中的每一个人物无论是善是恶，其行为都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读者在欣赏曹禺的作品时，内心感觉也是有“悲”无“恨”。读者无法“恨”其中任何一个哪怕是罪孽深重的人物，相反，会对他们在陷入灵魂痛苦挣扎时投入感同身受的怜悯和同情。这也是曹禺本人对他的人物的基本态度。
二、超越的途径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悲剧知识是人类超越其有限的一种方法。“……人只有在具有这种悲剧知识后，才算是真正的觉醒。”[13] “悲剧的本质也就是展现人的存在的一种方式。”“悲剧兀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展示出存在的恐怖方面，但这存在依然是人的存在。悲剧显露了它与人性未经探查的背景之间的纠葛。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在人面临悲剧的时候，他同时将自己从中解脱出来。这是获得净化和救赎的一个方式。”[14]曹禺在他的悲剧中揭示了作为“此在”的人的难以超脱的有罪性和有限性，肯定了他们的悲剧精神，但同时也在思索着人类如何从此在的罪性和有限性中解脱出来，达到理想的彼岸。在剧中曹禺通过对人物不同命运结局的安排，不断地探索着人类超越自身困境的途径。
受基督教的影响，年轻时代的曹禺首先找到的途径是宗教救赎。在基督教教义中，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因为受了蛇的诱惑，偷食智慧之果触怒了上帝，将他们连同子孙后代贬到人间带罪修行，在磨难中深刻反省自身之罪。人只有通过忏悔才能摆脱与身俱来的“原罪”，远离罪恶获得灵魂的救赎，也只有借此才能认识克服自身的有限，领悟到上帝的无限。从而解脱苦难，踏上重返天国之路。
这种救赎意识在曹禺的处女作《雷雨》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明确。这部剧作从戏剧氛围到情节设计，从头到尾都传达着一种浓郁的灵魂忏悔意识和宗教救赎气息。曹禺本人坚决反对删除的“序幕”和“尾声”对全剧的提升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序幕”和“尾声”的舞台背景是一座教会医院的客厅（其实就是当年的周家），正面墙上一幅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像。画外音是教堂凝重洪亮的钟声和远处低沉而悠扬的管风琴，演奏着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一派安祥、肃穆、神圣的宗教氛围中，当年不可一世的封建家长周朴园已是老态龙钟、步履蹒跚，面对着两个已经疯了的妻子，静静地倾听着修女诵读《圣经》。这个颓唐、衰弱的老人正坐在曾经主宰过一切的椅子上，默默地接受命运的审判，在虔诚的忏悔中抛弃以往的一切欲念，与上帝进行着灵魂的对话。曹禺通过皈依宗教的方式，让周朴园认识到上帝的存在和伟大，以此获得灵魂救赎。这不仅是周朴园的救赎之途，也是曹禺认为的引导人类超越自身局限，领悟生命真谛的可靠途径。
宗教救赎固然能引渡迷途中的人类，但它无力普渡众生，尤其是在一个缺乏普遍宗教信仰的民族中。既然存在的困境是横亘在人类面前的永远无法挣脱的障碍，唯有如蘩漪、仇虎等个性意志极端强悍者才可以与之殊死抗争，在抗争中生命意志得到最为强烈耀眼的喷发，但同时也意味着自身的毁灭。懦弱而敏感的灵魂何以自救呢？曹禺在剧中给出的答案是自我结束无望的生命。如果说仇虎的疯狂和自我毁灭代表了生命反抗绝望、争取自由的暴发式呐喊，周萍、陈白露、曾文清们的自杀都是主人公清醒地意识到了自我的绝望处境和挣脱环境的无能后，主动选择的平静解脱。周萍空有一个美丽的外形，内心空虚脆弱，经不起现实的风霜。他盲目地爱着，盲目地挣扎着。当真相大白时，他痛彻肺腑而无地自容，喊着“父亲！母亲！你们不该生我！”这叫喊有无尽的悔恨、厌世和耻辱，最终以死了结。曾文清善良、有才气、有修养更有着细腻的情感。然而他只是一具被掏空了血肉的高贵而精致的躯壳，既无力承担家庭的责任，也无法面对自己真实的情感。自杀反倒成了解脱心灵磨难的良方。陈白露早年为了追求自由将自我从狭小的家放逐到广阔的都市，然而又身陷都市物欲的陷阱难以自拔。这是人的自由生命的自我剥夺，“习惯，自己所习惯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最狠心的桎梏，使你即使怎样的羡慕自由，怎样憧憬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也难以飞出自己的狭之笼。”[15]这“狭之笼”不仅是扼杀陈白露的命运之绳，也何尝不是扼住周萍、曾文清们的命运陷阱，也是曹禺剧中每个人物难以逃脱的生存困境。对于周萍们，死亡既是生命煎熬的解脱，也是反抗绝望的极至。作为完整生命链条的一节，自杀是最后一次自己决定自己，自己主宰自己。他们无奈的生命也通过对死亡的主动选择显示出沉甸甸的份量。在明知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他们以肉体毁灭而获得精神解放的方式来寻找人类摆脱生存困境的途径。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走向死亡的存在”，死亡是人的存在最固有的可能性。本己存在仅仅在于对确定无疑然而又是不确定的死亡的等待与忍耐之中。正是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意识使生命获得了另一种性质。通过剧中人物的主动选择死亡来解脱生存的困境，不能不说是曹禺对生命意义的一种形而上思考。
以否定生命的代价换取精神的自由，从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曹禺所理解的“命运的残忍”和抗争的无奈。但是，除此之外人类还能有更好的方式突出重围吗？在《北京人》中愫芳身上，曹禺找到了希望所在。那就是用人类的爱、信仰和道德来获得精神自救。与曹禺剧中的其他人一样，愫芳也在重压下生存着。她寄人篱下，生活在行将没落的曾家，守着一份无望的爱。“谁也猜不出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的愿望和哀思”，[16]然而她却“温厚而慷慨”，对人人都付出真诚无私的爱。愫芳面对磨难和屈辱所显示出来的感人的哀静和超常的忍耐力，源于她对生活的执着追求和为爱而牺牲自己的精神。正如她剧中所说的台词：“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的啊！”对人类道德自律和精神力量的执着信仰，使愫芳能够支撑住自己的精神世界，并且走出曾家，也走向她自己。应该说，曹禺通过愫芳这一形象为我们找到了摆脱生存困境的理想化途径。如果说我们的祖先“北京人”那种吃生肉，喝鲜血，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表现的是人类未经文明洗礼前的原始生命力和自然本性，那么愫芳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是在文明进化的道路上，人类依靠道德自律和精神信仰所能获得的精神世界的坚强。正是凭籍此，人类才能够以人自身的力量，来抵御自我发展途中的一切阻力，不失人性，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活着。
雅斯贝尔斯认为“悲剧能够惊人地透视所有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人情事物；在它沉默的顶点，悲剧暗示出并实现了人类的最高可能性”，[17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悲剧的知……是自我超越的一种方式，是在超越中特有的一种解放”。[18]从这个意义上讲，曹禺的悲剧本身就是对人类悲剧的超越。因为，在曹禺的剧中“悲剧知识”得到了形象的揭示，由此，也为我们提供了某种理解存在、超越悲剧的途径。正如曹禺所说：“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在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光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19]站在更高的层面，以超越的眼光来“俯视”人类的悲剧，并从中获得形而上的慰藉或寻出生路来，这或许是一切真正的悲剧对人类的意义所在。
注释：
[1]、[8]、 [12]、 [13]、[14]、[17]、[18] 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42、30、14、12、25、6、7页。
[2] 曹禺《日出题辞》，《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曹禺卷·上卷，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
[3]、[4]、[5]、[7]、[11]、[19] 曹禺《雷雨》序，《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曹禺卷·上卷，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176、177、177、179、177页。
[6] 蒂利希《存在的勇气》，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9]、[10] 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序言，第15页。
[15] 曹禺《日出》，《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曹禺卷·上卷，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页。
[16] 曹禺《北京人》，《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曹禺卷·下卷，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