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三农”领域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中，“三农”政策的及时调整对保持农业发展优势、应对制度边际效用递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自2004年起，我国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以“三农”为主题，是为最能体现我国农业政策导向和农业制度调整的文件。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与时俱进契合时代变迁，文件的文本变化规律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国内对中央一号文件的研究多数是在文件出台后对当年一号文件的宏观解读，钱克明(2005)[1]对时隔18年后重新颁布的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政策效果基于国内、国外两个角度进行多方面考察，认为一号文件有效遏制了农业生产下滑的问题，赢得了社会认同，但在财政补贴、公共投资、机制建设等方面仍需细化政策，使之更有针对性；郑志峰(2014)[2]以2014年一号文件为基，对农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进行了探讨，认为承包经营权的分离既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惠农的有效手段；王思博(2018)[3]基于2017年、2018年两年一号文件及实地调研对中央一号文件在地方的落实情况进行考察，发现一号文件在不同地区的执行效果不一，认为各地区应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发现一号文件治理要求的路径。
对不同的研究主题，江登琴、胡弘弘(2009)[4]对中央一号文件中涉及新农村建设法学依据的文本进行了汇总分析，认为中央一号文件随着重大政策的调整在不断规范化，能够紧跟时代地完善政策文本；庹国柱(2013)[5]结合“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中央一号文件中的变化以及国外的经验，总结了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方向，建议涉农保险要做到政府补贴与企业赔付相结合，由点及面逐步推广；高强、孔祥智(2013)[6]针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演进过程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15份一号文件文本，认为要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就要坚持市场化为主导，培育多元化的社会服务格局；李燕凌(2014)[7]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上将改革开放以来的16个一号文件划分为四个阶段，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投资集中度在提高，覆盖的领域不断扩大，取得了显著效果 ；张连刚、支玲、谢彦明、张静(2016)[8]则对“农业合作社”从1982年—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总结了其在名称、关注重点等方面的演进过程，认为农业合作社由试点到推进的过程中服务范围在不断扩大，作用在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