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由俚被曲的合雅到因曲述事的雅趣

——论汉魏六朝民间故事乐府的兴与衰

摘要：由于政通人和的社会状况与乐府采诗制确立的客观催化，两汉民间故事乐府的创作可谓盛况空前。伴随着被曲吟唱的雅环境的渐渐形成，六朝时期民间故事乐府的创作环境已不复存在，继之以合雅的文人故事乐府的喧嚣诗坛。是客体和主体的两大创作环境的变化，最终使得民间故事乐府在六朝时期趋于了沉寂。

          关键词：民间故事乐府； 汉魏六朝；  雅环境；  兴与衰

from Accordant Elegance of Composition for Vulgar Poem

to Elegant Gusto of Narrative with Tune

——Discuss the Boom and Collapse of Folk Story Yuefu

Abstract: Because of social context of enlightened politics and establishing system of collecting poem by Yuefu,the folk story Yuefu had boomed unprecedented in Han Dynasty. With the forming of the elegant environment of composition and singing, the creation environment of folk story Yuefu had collapsed and literati story Yuefu of elegant gusto occupied the poetry field. It was the vary of creation environment that the folk story Yuefu had decayed gradully in Liu Dynasties.

Key words: folk story Yuefu; between Han Dynasty and Liu Dynasties;elegant environment; boom and collapse

一、

西汉初年，鉴于秦亡的史训，统治者都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安抚百姓。这其中尤以文帝和景帝的“休养生息”政策功效甚著。经过汉初至武帝时的近百年的历练和发展，汉世已初步显现出了封建第一个王朝的兴盛气象。经济上的繁荣和强盛，也带来了民间文学创作上的可喜时期。和文人以赋体的形式表现盛事的角度不同，来自底层的民间创作多数是以四言为主的诗歌形式来传述社会的流俗和民瘼的。武帝以后，由于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和频繁的征战造成了“海内虚耗”，在“国力强盛”的掩盖下，各种矛盾已趋尖锐和对立。从贵族生活的腐朽到孤寡饥困的苦难；从无休的征戍到思妇的离苦；从婚娶送别到爱情理想等内容，民间诗歌都有不同程度的展现。

汉武帝时本着“观风俗，知薄厚”与“考课郡县”的目的而设立的乐府采诗制，客观上使那些流行于巷陌街隅的歌讴得以登堂入室而成为统治阶级被曲合雅后的正声了。《两汉会要》在卷三十八“举贤观风”条就曾记载过孝武元狩六年、孝宣元康四年，孝初元元年、建昭四年，都能派遣博士大夫等官员“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此举虽为统治者缓和阶级矛盾的权宜之计，但客观上却使那些表现人民生存状况的叙事民歌得以兴盛起来。经乐府机构的被曲演唱后，民间乐府便成为了汉代新体合乐文学的主打样式了。##end##

西周宗族制度下，其农奴集体劳动的方式使家庭的观念非常淡薄。战国以后到汉代，以家庭个体劳动为主的农民已开始占据劳动阶层的大多数。反映家庭遭际与各种矛盾的诗作也相继出现。反映社会问题的一类作品更是汉世民间叙事诗中的精华。其中，那些表现家庭问题或流离失所等社会现象的诗作，因其曲折完整的情节而成为了汉代故事乐府中的扛鼎之作，像《陌上桑》、《孤儿行》、《妇病行》、《陇西行》等。关注家庭问题的此类诗作，自然也会随着采诗入宫而得以使汉乐府叙事诗的队伍逐渐庞大起来。

两汉时期，由于政通人和的社会状况与乐府采诗制确立的客观催化，民间故事乐府的创作可谓盛况空前。降及晋世，故事乐府的创作继续风行。但是，来自底层的诗作却愈来愈少了。萧涤非在其所著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有第二章谓之“晋之故事乐府”的这样一段文字：

        汉乐府采之现社会，故多“缘事而发”，故事乐府，可谓绝无仅有。魏虽出于模拟，然所拟者不过旧曲之声调，故亦绝少其作。迨乎西晋，而故事乐府始大盛行焉。此其故盖有二端：一曰拟古之过当。魏氏拟作，大抵借古题而叙时事，因旧曲以申今情，题名之袭用，无异傀儡。而晋之作者，则多在古题中讨生活，借古题即咏古事，所借为何题，则所咏亦必为何事，如傅玄《和秋胡行》便咏秋胡事，《惟汉行》便咏汉高祖事。石崇《王明君辞》便咏王昭君事。陆机《婕妤怨》，便咏班婕妤事之类。以此而言模拟，故事乐府，焉得不盛？[1]

文中萧先生在描述晋时叙事乐府的发展时，界定出了“借古题即咏古事”一类的故事乐府。所谓“古事”即为故事乐府的本事。此类诗作从情节的完整性和可考的本事两方面来看，像萧先生提到的如《秋胡行》、《惟汉行》、《王明君辞》等作品，便是故事乐府的佳作。但晋时的故事乐府皆出自文人之手，是魏晋以后文人故事乐府的代表作。而那些像汉代的《陌上桑》、《孤儿行》、《妇病行》、《陇西行》等来自民间的故事乐府之作，在晋以后却逐渐地趋于了消逝。时至魏晋南北朝，发为民生呼喊的社会底层的故事乐府之作则愈来愈少了，只北朝时，异域的风情和武文化培育出了此时期民间故事乐府的惟一佳作——《木兰诗》。

喧嚣一时的汉世故事乐府，在经历着由俚被曲后的演唱过程中而兴盛一时。迨至魏晋以后，社会上的雅环境已经形成。文士们藉此旧调来咏歌本事的故事乐府却兴盛至极，出现了像《秦女休行》、《秋胡行》、《王明君辞》等成熟的故事乐府作品。而民间故事乐府的作品，除了北朝中洋溢着异域风情的《木兰诗》一篇外，便杳无声息。由此，是民间故事乐府创作中的客体和主体环境的变化碾轧出了此体诗歌在汉魏六朝中的兴衰之迹。民间故事乐府孳生的土壤在魏晋以后慢慢的消失了，雅环境下滋生的文士合乐的雅趣充斥着诗坛，故事乐府正经历着从汉代的民间创作向六朝时的文人化过渡。

二、

来自底层的叙事诗歌，经由乐府机构的被曲传唱，很快在社会上风行起来。魏晋以后，随着社会离乱的加剧和乐府采诗制的消歇，汉世的那些由俚被曲的乐府新声渐渐吻合了乱世文人远身避害的愉情之需，一种轻靡绮丽的雅环境渐而形成。民间故事乐府创作的客体环境已然不复存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时代环境的雅化。故事乐府缘于叙事述史的功能，因而更适合于实录那些厚重苦难的社会内容。魏晋以后并无多少具有伟才抱负的君主，他们在三司马的武力之变后稳居朝政。虽然他们对文学的发展较为宽松，但正是这看似宽松，实为平淡无为的文学态势，使西晋文学出现了多元化倾向，其中之一便是重形式的拟古主义作品的泛滥。西汉武帝本着“观风俗”、“知薄厚”（《汉书•艺文志》）的意图而设立的采诗制，曾在客观上使那些芬芳于遍野的民间故事乐府奇葩得以浇培呵护，继而缤纷异彩。《乐府诗集》中载录的几首汉代故事乐府名篇及《玉台新咏》收录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便可视为汉代民间故事乐府缘何兴盛的原因之一。东晋以后，社会动荡，朝代更替频繁。文学上长期盛世的局面已不复存在，采诗制渐而消迹。广大民众投身创作民间故事乐府的热情锐减。南朝虽历经四次易代之变，但都不出朝廷的苑囿，似有旧瓶换签之感。整个南朝四代，偏安、享乐是其精神风貌，统治者的歌舞宴飨铺就了艳诗的温床。观六朝文学，玄风遍刮，释道充斥。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要使以现实主义为精神内核的民间故事乐府的创作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实乃无异于痴人说梦。

重在叙事的两汉乐府中，颇具情节的故事乐府名篇就有《陌上桑》、《妇病行》、《孤儿行》等。无论是反映汉世仪礼的桑园诗《陌上桑》，抑或是传述乱世民瘼的悲情诗《妇病行》、《孤儿行》等，都是发自民众的心声。

另外，和文人故事乐府不同，一首民间故事乐府从传其事再到定其形，这中间要有一个时间的缓冲阶段，即口传的过程。而文人故事乐府的创作过程中则不需要这一环节。因而，汉世的长达四百年间的稳定态势中，无论是“繁盛”还是“昏暗”等各种点滴的社会现实都给予了老百姓充足传述的时间和空间。

降至魏晋以后，王朝和君主的频繁递变使老百姓无暇于生活的照理，又岂能有闲暇去传述故事。其间纵有东晋偏安江左的一段看似稳定与发展的时期，但统治阶级内部的狡诈与血腥依然使老百姓心存余悸而无意去口头创作。因此，只北朝的异域风光和尚武的传统，使此时期惟一的一篇北朝民间故事乐府《木兰诗》脱颖而出。

其次，六朝诗学思想的浸润。诗歌在先秦的发展中，注重的是“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正是这种“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创作倾向被“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2]的功用传承着。如《诗经》中的“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第八章）[3]和“是用作歌，将母来谂”（《小雅·四牡》第五章）[4]等篇什皆是此种文学思想的体现。

曹魏时期，汉室纲纪的紊乱使个人英雄的张扬得到了空前的活跃。“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5]的呐喊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在文学创作上的统摄作用。这种儒家的积极用世的诗学理论亦被推至了颠峰。然而，也正是从曹丕开始，诗学先变的兆机在其《典论·论文》中已露端倪。其“诗赋欲丽”的思想，被后世的学者追捧至极。此后的陆机在《文赋》中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开始重视诗歌本身情性的审美特质，并与“绮靡”相结合而完成了诗歌理论上的一次飞跃。因此，诗的美才第一次真正地发现并予以大力张扬。后出的刘勰亦有“情文”并善的标举，与齐萧子显的“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6]和萧绎的“情灵摇荡”亦是此种理论的大力推介。至此，一个文学上的自觉时代应之到来。

“诗赋欲丽”即谓诗歌、骈赋的艺术手法的先进和文辞富赡两个方面而言的，这无疑是给藉叙事为主要特点的文人故事乐府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创作空间，而这恰恰是民间创作中最鄙弃的做派，以敷叙情节为主的故事乐府之作又会是“欲丽”中文辞富赡一格的常用题材。而那些只讲求艺术手段的竞进与精湛之作必然是和魏晋以后的形式主义模拟之风不谋而合。民间故事乐府的朴质创作形态则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随着文学自觉性的不断提高，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在这一思想主导下的文论兴盛时期。如果说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还略显稚嫩的话，那么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则使这一文论辉煌的时代彪炳于史籍。总集的渊源从《诗经》开始，到这一时期的萧统的《文选》和徐陵的《玉台新咏》，亦是文论体系成熟的外延化体现。它们和文论专著一样，品评或编集古代诗文皆重情而轻事、贵文而贱质。在它们的影响下，汉魏六朝时期出现的诗文多为这些思想的直接产物，如玄言诗、永明体、宫体诗等。在这样浓厚的“情志”、“摛彩”与“声律”思想的熏陶下，主叙事、重情节、倡客观的民间故事乐府当然是沉寂不名了。

三、

建安以后，社会的动乱使采诗制渐趋消歇，来自民间的乐府叙事民歌已愈来愈少了。那些遗留的汉世乐府也因环境的雅化而渐渐移入到了文人手中。民间故事乐府的主体创作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人化手法的成熟已使六朝时期的民间故事乐府渐而销迹。在“三曹七子”的努力下，叙事汉乐府在三个方面已逐渐完成了向六朝文人化乐府的过渡。

首先，乐府古题的使用情况已发生了改变。建安时期，以曹操为首的文人几乎都拾起了乐府旧题而相袭拟作。汉乐府古题的习用出现了四种情况：借古题写旧事；借古题咏古意；借古题咏时事；自创新题。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的叙事性较强，而第二种和第四种情况的抒情性较强。汉末时局的动荡，使文士常常以古题写时事来融入个人的抱负和理想，因此第三种情况亦多具抒情性。而借古题写旧事一类（第一种情况）虽是以叙事为主，且符合我们探讨的故事乐府范畴，但由于此时期社会背景的局限而作品较少（只左延年有《秦女休行》）。这样看来，从六朝的开始时期起，乐府以抒情性为主体的特征已见端倪。

其次，乐府叙事中心理描写方式的改变。汉乐府民歌多注重摹写特殊事件，注重故事情节。作品善于以情节中的人物自身行动与语言来展示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如《妇病行》中，病妇的悲苦心理是通过其临终的叮嘱来展示的。《东门行》里，男主人公愤而出走后又进家门，在摸米缸和看衣架之后终于毅然出门“不顾归”的场景，正是用来表现其放心不下家中又坚持铤而走险的心理活动的。《孤儿行》中，“瓜车反复”后，面对“啖瓜者多”的无奈与“兄与嫂严”的畏惧，孤儿心生煎熬的一段心理描写亦是感人至深。而建安时的乐府拟作，心理活动的内容已是刻意打造的成分了，它们只是成为作品整体表述情志的一个附庸。如曹植的《浮萍篇》中直击弃妇心理的描写：“新妇虽可爱，不若故所欢。”这种心理描写手法的文人化改变，对于六朝时期民间故事乐府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最后，乐府民歌的语言走向了华丽。千百年来，汉乐府民歌之所以有着那么深的感人力量，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质朴自然的语言。胡应麟谓其“知成言，绝无文蚀，故浑朴真至，独擅古今（《诗薮》内编）。”像《孤儿行》、《妇病行》、《东门行》等直击社会底层民瘼的诗作，无一不是由质朴自然的民生之语组成的。而六朝时期文人乐府语言中的铺排、藻饰现象日益严重，即使像南朝的民歌（如（西洲曲）中的谐音、双关等手法）和北朝仅有的一首民间故事乐府《木兰诗》（如其中的铺排成分“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也都染上了过多的文人化色彩。如此，在民间乐府逐渐雅化的时代，使保持本色的民间故事乐府有所发展，其中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葛晓音先生的话也许能给予一些启示。她在《汉唐文学的嬗变》中说：“两汉民歌的汉乐府叙事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五言、杂言体的开端，在汉代采诗制以及其他社会特殊因素的刺激下，得到了集中而短暂的发展，但其表现的特点决定了这种叙事诗的实质仍然是抒情的，因此，当乐府诗古题和它所奠定的诗歌形式脱离了特定的发展背景之后，很容易转化为抒情诗。”[7]正是在日趋雅化的文人乐府的大量拟作中，六朝文人故事乐府才出现了可喜的丰收。而失去了特定发展环境的此时期的民间故事乐府，则渐渐地退却了往日的风采。

综上，是主、客体创作环境的凋敝使得民间故事乐府在汉魏六朝的发展中趋于了消歇，而迎来了文人故事乐府的创作高潮

参考文献：

[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176页.

[2][汉]毛苌传述、[宋]朱熹辨说：《诗大序》，北京：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1985，第1页。

[3][4]褚斌杰：《诗经全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257页、第174页。

[5]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第1098页。

[6] [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北京：中华书局，1972，第907页。

[7]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