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的萨满教问题自上一世纪90年代始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至今已有多位学者推论红山文化的遗迹和遗物与萨满教信仰有关。如容观敻先生认为辽宁喀左县东山嘴发现的“东山嘴村整个建筑群址是北方蒙古族、满族等的先世在强烈的萨满教信仰意识支配下组成一个多功能格局的为开展定期祭会而建置的”[容观夐，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与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萨满教信仰，《民族研究》，1993年1期。]。方殿春先生与华玉冰先生认为，辽宁建平县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神庙、祭坛与积石冢”等遗迹均为“浓厚萨满式意识形态的结晶”[ 方殿春、华玉冰：《辽西区几种考古学文化中“萨满式”的遗存（上）——萨满教溯源（上）》，《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2辑，50页，辽海出版社，2007年。]。周晓晶女士推论红山文化的玉器为萨满使用的幻像类神器、助神类神器和工具类神器[ 周晓晶：《红山文化玉器的创型理念与使用功能研究》，《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1辑，95-108页，辽海出版社，2006年。]。郭大顺先生通过对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4号墓出土的玉人雕像的形态考察，认定它的萨满信仰属性，并进一步推论墓主人的大萨满身份，认为此件玉人“是史前时期与萨满宗教最为直接的一件实物例证”[ 郭大顺：《红山文化“玉巫人”的发现与“萨满式文明”的有关问题》，《文物》2008年第10期，84页。]。富育光先生认为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对研究萨满教祭祀内涵和祭祀形态是“极难得的实物例证”[ 富育光：《萨满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5页。]。郭淑云女士亦推论东山嘴和牛河梁的人物雕像“在观念和形态上均与北方民族古已有之的萨满教文化相契合”[ 郭淑云：《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508页。]。
以上研究对史前萨满文化问题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然而，总体说来研究方法较为简单，因而结论仓促、缺乏说服力。这一学术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上述作者主要依赖民族学资料及其他有关萨满教的论述与考古学资料做简单的比较，缺乏对理论和方法论的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