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负债形成的风险表现为内部和外部风险两种，内部风险主要表现为融资风险和经营风险为主[6]，外部风险主要表现为银行信贷风险、金融系统性风险（吴蔚等2012）[7]。具体在风险的评判上，存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
在宏观上，从地方政府整体看，在“小财政，大城建”背景下[8]，这种短期内与土地价值相适应的负债融资风险不大（陈炳才、田青,2010）[9]，从长期经济增长与债务增长之间的倒U型动态关系来看，风险具有门槛效应（邓晓兰,2012）[10]，一旦超过最佳公共投资规模时就因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而带来债务风险（马雪彬等,2010）[11]。最初国内学者借鉴西方以债务负担率、债务依存度（郭玉清，2003；裴育、欧阳华生,2006）[12],[13]、国际警戒线以及专家意见等确定不同风险的区间值；近而有学者将西方指标进行综合与调整，根据对风险的影响程度，选取核心内、外部风险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法等构建合成指数评价体系（丛树海、李生详，2004）[14]；但近年来，有学者提出 “债务累计余额/GDP”等相对指标虽是衡量债务风险的重要指标，却不是阈值指标[15]，应根据地方政府负债进行投资而形成的资产和资源的增加来源头监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陈穗红，2015；郑春荣，2012）[16],[17]，而且由于地方政府财政资源构成复杂且区域差异较大，应构建一套科学反映负债与投资间关系的指标体系，明确适度的负债临界点（陆岷峰,张惠，2011）[18]。
在微观上，使用因子分析法、多因素分析法、层次分析法、Z分数模型等。阮佩婷（2013）刘娅等（2014）蔡冬冬（2017）[19],[20],[21]对不同地区的融资平台的财务风险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融资平台盈利能力低、对政府依赖性强，存在着债务隐患，且偿债能力仍有待提高[22]。近年来，由于与政府的逐渐剥离，融资平台信用风险加大，朱云霄（2018）[23]从财务报表的视角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所面临的债务风险进行分析，指出目前投融资平台面临着流动性压力风险，而地方政府一些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种隐形担保又会增加融资平台的经营风险（郭攀可，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