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意识身份认同

——《欲望号街车》布兰奇性格浅析

田纳西·威廉斯被评论界认为是继尤金·奥尼尔之后美国最伟大的戏剧家，他的作品以鲜明而独具特色的女性形象和细腻的情感描写著称。特别是他对南方没落的种植园文化的独特关注，在同时期的作家中独树一帜，其代表作《欲望号街车》中女主角布兰奇呈现出的典型而鲜明的双重性格具有不可替代与不可重复的特性。该剧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使布兰奇这一人物“包含着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内容，体现着社会人生的本质。”[1]布兰奇这一经典人物形象作为当时社会南方淑女的真实写照，具有真实性与代表性，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现实的人并加以分析。

在剧中，布兰奇呈现出判若两人的形象：她一出场，一副标准的美国南方淑女的装扮，高贵、美丽而矜持，她受过良好的教育，身上散发着艺术气息；她拥有高贵的血统、生活讲究，对妹妹家现在的处境感到吃惊且不能适应，她称妹夫斯坦利粗野的举止为“猿人”、“禽兽”。然而，布兰奇身上带着一种让人害怕的能量：她“拘谨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双肩微微耸起，双腿紧并，双手紧紧地抓住皮包，……她浑身发抖，发热，神经紧张。”[2]她好酒嗜烟，从进门开始就用酒精来平复自己的不安，那贪婪的样子足以让人断定她是一位“瘾君子”；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让十年不见的妹妹吃了一惊；她矫揉造作，掩饰自己的年龄，甚至说自己是斯蒂拉（妹妹）的妹妹；她放纵自己，以至被小镇劳雷尔逐出，她在妹夫面前搔首弄姿……这样的表情、行动、语言在这样一位气质高雅，衣着华丽的南方淑女身上交错着，使人迷惑。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而言，布兰奇超出常态的行为模式已经呈现出了神经症的初期症状。

弗洛依德认为：对于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所有的症状只有被阅读为一个被歪曲与乔装的思想表达时，症状才能被理解。而这被歪曲与被乔装的思想，其实质正是患者被压抑的无意识欲望。症状作为对无意识欲望的妥协，它的本质就是要说明自身，但因其表达方式的费解，使它自身如同一个难解之谜：它既遮蔽、同时又揭示着这个无意识欲望。[3]

法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大师雅克·拉康继承弗洛依德的潜意识论的同时，又借助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并提出了“潜意识具有类似语言的结构”这一论断。在拉康看来，语言是一个“自在的整体”，是语言符号组成的结构体系。语言符号是语言的基本单位，由一个概念与一个声音形象联结而成，即“所指”和“能指”之间的联结。所指和能指之间的联系是约定俗成的，即在被表达的概念和表达概念的语音链中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所指与能指的关系是任意的，即符号具有任意性。这种任意性导致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分裂。拉康吸收了索绪尔的分裂观，并赋予能指以优越性，他把索绪尔的公式所指/能指颠倒过来，认为所指在能指下方悄悄滑变，并成功地抵御着我们试图给它的定位与定界。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横线强调两者之间的分离和断裂，拉康将其描述为一种阻碍意义的障碍。正是通过能指与所指、能指与能指之间的断裂，主体的潜意识的某些方面才被揭示出来。拉康认为，符号的任意性必然说明从能指到所指、从语言到意义或从人类行为到其心理含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自主的或自明的转换。在精神分析中，人们要注意的正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这种断裂和不稳定的关系。人们的每一项行为或动作，并没有一种与之相呼应的、明显的意义。换言之，我们掌握的只是能指的部分，而所指已经躲到潜意识的复杂结构中去了。##end##[4]

由此可见，弗洛依德所说的位于意识层面的表现出来的症状在拉康看来就是一个人的性格——即能指，这是我们能够掌握的部分。就布兰奇而言，她华丽的外表与高贵的淑女形象却又近似贪婪地抽烟、喝酒的矛盾行为；她在男人面前的顾做矜持与搔首弄姿、几近放荡的行为，她高雅的气质与不时失控的情绪——种种的表现构成了我们能够察觉的位于意识层面的症状表现部分。那么，在这意识层面之下的，那个位于布兰奇潜意识深处的，支配着症状、通过症状表现，被揭示、同时又被遮蔽的欲望——被压抑的所指是什么呢？

对一个人的分析，总是离不开对他生活的具体物质环境和精神文化环境的认识。要分析布兰奇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欲望，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她所生活的年代。

“从美国历史来看，南方人也许是美国这个新世界比较讲究门第出身的，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特殊民族血统最纯的查理二世时代武士们的后裔”[5]因此，南方人始终有种高贵感，“布兰奇”们从小就学习最优雅的法语和各种礼仪，阅读各种文学书籍，接受艺术熏陶，培养高雅的气质以区别于普通阶层，同时也为今后融入父辈们的生活做准备。这些我们可以从剧中布兰奇的回忆、语言以及同一时代的文学作品中窥见一斑。

与此同时，这些女性在内心深处接受着道德的约束，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这些女性自己本身并没有衣食的经济来源，她们要生存并且要享有高质量的上流社会生活则必须依附于男人。“按照南方对美人淑女的理想要求，她们必须总是显出殷勤好客、情投意合、娇媚迷人的样子，即使有时是在说谎欺骗或回避搪塞时，也总是试图给人一种可爱的外表，因南方传统上要求美人淑女有一层甜蜜的装饰。因此，为在有限的人生之中保持已臻完善的外表，她们不得不采取虚伪的，最终是自欺欺人的方法。”[6]了解到了这一教育背景，我们对剧中布兰奇那矫揉造作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

弗洛伊德认为：我们每个人在童年期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而这些阶段会影响到成年期人格。作为像布兰奇一样的南方淑女，她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接触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所见到的祖辈的行为方式都在它们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她们对自我的认同保持着与祖辈教育的同一性。然而，布兰奇所自我认同的贵族生活方式在现实中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布兰奇生活在南北战争结束50多年后的美国南部，那时农奴制度已经废除了半个世纪，南方种植园经济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加之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与其强大的生命力，南方种植园经济到了20世纪初已经成为了昔日的神话。

布兰奇出生时，她的父辈已经不再是奴隶主，数百亩的农场也只剩下了拥有“白色大柱子”的贝尔里夫庄园。她在16岁时爱上了年轻的诗人艾伦并嫁给了他，婚后的生活却与她浪漫的想象相反，她无意间看见了自己的丈夫与一年长的男子偷欢，于是她向艾伦喊出了“我为你感到羞耻” [7]，致使艾伦在绝望中饮弹自尽。从此布兰奇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正是因为她没有按照南方淑女行为方式，才导致了丈夫的死亡。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艾伦的死对布兰奇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死亡本身，而在于他的死亡与布兰奇的自我认同之间的猛烈冲突，这样的冲突使布兰奇不能原谅自己，她开始自甘沉沦。“自从阿兰死后，只有与陌生人会面才能填补我内心的空虚。恐慌把我从一个陌生人推向另一个陌生人”。[8]

在布兰奇丧偶之后，她维持生活的仅仅是剩下来的一点祖业，而她的家族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父亲、母亲以及其他亲人相继过世。为了维持其贵族的身份，丧事场面非常宏大，花费更是可想而知。“贝尔里夫庄园就这样从我的手指缝里漏出去了。”[9]布兰奇从此变得一贫如洗，不得不外出找工作。在那个年代，女人工作是一件令人鄙视的事情，特别是对高贵身份的人来说，要让他们去服侍别人是不可思议且不可为的。对布兰奇来说，经济上与社会地位上的改变形成了她与自我认同的落差。

另一方面，南方淑女从小开始接受的母亲对她们的教育又是与她们的身份认同相悖的，“她们公开讲授的是如何做一个女主人和家庭主妇的窍门，而私下却传授一些如何摆布男人但又不伤害男子自尊心的巧妙方法。”[10]因此我们看见了布兰奇性格的另一面：她骚首弄姿，企图吸引所有的男人；她在劳雷尔的一所中学教书，竟然和一个十七岁的男孩鬼混，最后被撵出了学校并驱逐出城，勒令她“永远不要再回来”。在她走投无路，只好投奔妹妹时，她仍不忘挑逗妹夫斯坦利——请其帮她扣上后背的纽扣。

在全剧的结尾，斯坦利故意对外抖露了布兰奇以往的风流韵事，揭穿了布兰奇自我标榜的“淑女”、“贵族”的真正面目，使米奇心灰意冷。失去米奇的布兰奇失魂落魄，连最后一丝可以依靠的希望也由此破灭。后来斯坦利更是雪上加霜：他买了张单程车票，要将布兰奇赶回恐怖的洛雷尔，并在妻子分娩的当晚，强暴了布兰奇，布兰奇无法面对现实，终于走向了全面的精神崩溃。在全剧结束时，布兰奇被送入了疯人院，她也躲进了自己的主观世界。

综上所述，布兰奇高贵、矜持、文雅而又矫揉造作、放荡的多重性格正体现了能指与能指之间的断裂，在这些不断变化的能指下，被压抑的所指是布兰奇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南方淑女的贵族身份。而这种身份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布兰奇又拒绝接受这一事实，她发出了“我不要现实，要魔术”[11]的呐喊，这一语言正以换喻的方式表达了她被压抑的欲望。而正是这一被压抑的欲望造就了布兰奇悲惨的命运，使这列满载着南方淑女贵族身份认同的“欲望号街车”驶向她所谓的“幸福天堂”，也正是这一欲望造就了无数南方淑女的悲剧命运。正确理解她们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欲望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与女性形象。

参考文献：

[1]黄宗贤主编《从原理到形态——普通艺术学》，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3年版，第95页。

[2][7][8][9][11] Tennesse Williams.”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In Sweet Bird Of Youth. New York: Penguin Books,1963.

[3]张晶燕《〈图兰朵〉与〈杜兰多〉的无意识结构比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4]王小章，郭本禹《潜意识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5][6][10] 孙梅琳《当代美国南方女作家小说中南方女性形象的衍化》，《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