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所求，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理想便包含着“立功”的追求，仕对于士人而言意义重大。孟子肯定君子“仕”的态度鲜明：“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除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见[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48页。]仕作为士人之本职，学问、才能应当且必须“货与帝王家”。“三不朽”作为士人理想追求确立之后，逐渐形成了以“立功”为中心，“立德”、“立言”为附庸的地位格局。正如钱穆先生所评价，“学问与书本，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但无异一封建传袭的贵族了。”[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30页。]在魏晋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下，德行是定级官品的重要依据，德行与仕途的捆绑、以官阶激励德性的养成，也导致德行成了政治的某种“变相的资本”，确立了“立功”的中心地位。
然而，世之弊病，恰恰是迷惑于功名太过。“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一日无君，惶惶如也。” 士无节操，奴颜求媚，官场溃烂。雄心之下，掩盖的是利欲熏心、官迷心窍。当务之急，不是士人乐衷之“立功”，而是强调“立德、立言”之本，这无疑是挽救颓败世风的另一种努力。
盖士之所贵，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义，操业清高，可谓立德矣。穷览《坟》《索》，著述粲然，可谓立言矣。（《逸民》）
葛洪认为，士人当以立德、立言为贵，求得身后之名，以期超越和不朽。葛洪并不否定立功，《贵贤》有言：“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但是，面对当时“求竞成俗”、“大道渐芜”，“立功”不乏，所缺乃立德与立言。
葛洪的努力，在于扭转“立功”之滥觞，重新捋清“立德、立言”与“立功”的关系。葛洪将“立功”抽离出来，赋予了“立德、立言”独立的地位。“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循本》）学问、知识，不一定是“货与帝王家”的玩意，同时也是个人的创造活动，是自己放眼宇宙、社会或者注视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思想。“隐居求志，立德、立言”便是求仕之路外的一条若隐若现、充满荆棘的羊肠小道。知识学问不再依赖仕而存在，士人不再以仕为唯一出路，立德立言提供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纵使“立功”不复，“立德、立言”同样可以独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