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地上的红色记忆
——论抗战时期延安解放区秧歌剧的意义与影响
诞生于特殊战争年代的延安解放区秧歌剧在贫瘠的黄土地上一经兴起就呈现出繁荣之势，热火朝天的秧歌运动便迅速在陕北大地上开展起来。陕北军民是由衷爱上了这种由民间传统秧歌改造而来、旨在宣传教育的秧歌剧，他们也欣然接受了秧歌剧中强烈的意识形态规训，因此在民族战争时期，体现战争状态下一个时代的精神特质的秧歌剧成为了延安解放区军民神圣向往的革命流行文化。
作为时代的伴生物，延安解放区秧歌剧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对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的思索。虽然，在当下人们对秧歌剧的记忆已日渐模糊，但当我们回眸这股与民族战争时期的战斗生活一起涌动的红色艺术潮流时，似乎仍依稀可见贫瘠的黄土地上那翩跹起舞的身影、欢腾雀跃的人群；听到那古朴雄壮、响彻云霄的阵阵锣鼓；感触到民众由此激发而起的抗战为国的壮志与豪情……那么，解放区抗战文学史上的这一客观历史存在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和影响？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走近了秧歌剧，并认为对这段政治意蕴突出的秧歌剧史，既不应抱着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态度加以盲目否定，也不应出于对革命文艺的情有独钟而对其一味膜拜，我们应返回到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对之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鉴于此，本文将从秧歌剧在抗战时期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对后来戏剧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两个角度探讨它的利弊得失。
一
在民族战争这个不再崇尚个性的时代，文艺肩负起了时代赋予的特殊使命，诞生于抗战岁月的秧歌剧亦如此。作为文艺与政治直接接轨的产物，以“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基本内核的秧歌剧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已越出纯粹的文学范畴而主要表现在政治层面上。因为秧歌剧的孕育兴起、发展繁盛都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秧歌剧的创作演出始终凸显出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因此延安解放区秧歌剧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它应和了民族战争时期政治对文艺的诉求、成功实现了战争语境中文艺对人的教化改造。##end##
作为意识形态的直接产物，秧歌剧为抗战、为时事政治所起的宣传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讲话”后的延安解放区，为打击敌人、发展生产、巩固边区，边区政府迫切需要找寻一种既能为政治、为抗战做有力宣传、又能为百姓欣然接受的代言工具，而秧歌剧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被开发利用。因此秧歌剧的创作演出始终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任务、满足当时当地的政策要求，于是应和与实现政治对文艺的诉求成为了秧歌剧的首要任务，而来自传统乡土社会的民间秧歌经过充分意识形态化后确实发挥了积极的政治宣传功能。它带着一分朴实的民间气息在走进百姓心灵深处的同时，也把为政治、为抗战、为边区、为集体、为革命的时代主题传达给了蒙昧的陕北民众，使他们在红色秧歌的艺术世界欢腾歌舞、心驰神飞间不仅愉悦了性情，更深刻理解了当时的政治任务、时事政策和萌生出对未来的理想想象。于是在秧歌剧的畅快歌舞与欢乐嬉戏中，普通民众或增进了彼此的谅解、消除了曾有的积怨，或加强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树立起民族立场上的强烈爱憎观……由此可知，延安解放区秧歌剧在战争的特殊语境中起到了为抗战呐喊助威的作用，它凝聚了人心、团结了民众，积极配合了当时的革命任务，应和了战争时期政治对文艺的特殊要求。于是当边区政府从政治立场出发提倡减租运动、拥军爱民运动、识字运动、劳动生产运动、劳动英雄运动、移民运动、反封建运动与防伪除奸等运动时，直接配合这一系列运动的大量秧歌剧作品应运而生了，如《减租》、《动员起来》、《一朵红花》、《移民开荒》、《劳军去》、《自卫》、《变工好》、《女状元》、《二媳妇纺线》、《睁眼瞎子》、《纺毛起家》、《十二把镰刀》、《小放牛》、《张治国》、《二流子转变》等。作为时代与政治的伴生物，这些剧作在对边区政治做出合理阐释之时，亦帮助民众建构起拥军光荣、劳动光荣、识字光荣等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调动民众积极投身生产、建设美好家园；激发起民众团结抗战、同仇敌忾的民族意识……红火热闹的秧歌剧就这样在黄土大地上激励发动着民众、传播着抗战救国的理想、执行着时代赋予自己的特殊使命。
延安解放区秧歌剧在应和政治对文艺的诉求的同时，又教化改造着黄土地上的普通民众。为了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就必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动最广大的群众积极参与，而改造后的秧歌剧正是以通俗易懂、生动晓畅的形式走进了黄土高原上寻常百姓的家家户户。它将时事政策、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以热情活泼的秧歌形式展示给目不识丁的民众，希望借助这样的方式能将懵懂的民众塑造为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新人。这种希冀伴随着秧歌剧热潮在陕北大地上的兴盛如期而至，秧歌剧在百姓的高度认可中发挥着教化改造民众的良性功能。因为面对旨在宣传教育的秧歌剧，民众不但不心生反感，反而乐呵呵地说：“今年秧歌多好哩，不同往年，还带有宣传”、“我直站着看，不想走”。①于是秧歌剧就在没有舞台的山野乡村、田间广场，在与民众近距离的直接交流互动中，成功地进行着教化改造民众的工作。如当看了《钟万财起家》后，侯家沟的二流子李满堂当即决心转变，他坚决地向村长说：“我今年要好好干，我一个劳动力要种十二三埫地，还敢同他钟万财比赛咧！” ②转瞬之间，一个游手好闲、懒惰成性的二流子就有了如此的豪言壮语，这不可不谓是秧歌剧之功。虽然李满堂是否真的转变已无从考证，但仅从其看了《钟万财起家》后的言语表达，已足可见出秧歌剧对后进者的触动之大了。另外，群众对秧歌剧往往还有这样的反映：
“看了你们的戏后，男的就要好好变工生产，女的就要好好纺线线！”
“你们的戏宣传教育很厉害，今年我要叫我婆姨好好纺线做劳动英雄！”
“不好好生产的人看过戏以后，也会好好生产了！这给政府叫咱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南区宣传队》③
由上可知，秧歌剧对民众的教育改造往往会产生立竿见影的功效，如某村一个婆姨在看了宣传劳动生产的秧歌剧后，回家立马就到邻居那儿借来一架纺车纺起了棉线，她说还要组织妇纺小组呢；④而有人看了《下南路》，便决心下南路开荒……秧歌剧就这样在贫瘠的黄土地上教化改造着民众，当时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是看一场秧歌剧“顶我们村开一个月的会”、⑤“比上一堂课还有意义” ⑥呢！
秧歌剧既引导民众形成了新的价值取向，也活跃丰富了乡村的文化娱乐生活，促进了乡村中某些不良风气的扭转。如在庆阳、在郝家桥自从闹起秧歌剧后，农村新年里常见的赌博现象便消失了踪影，因为红火的秧歌剧充实了民众的生活，已让人们由衷感到了节日的喜庆气氛；因为秧歌剧已在民众心灵中开启了一扇向上进取的敞亮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民众形成了新的价值观、荣辱观，秧歌剧就这样教化规范着民众的行为举止，引导着民众在民族战争的环境里应该做什么和不应做什么。由是观之，在硝烟弥漫的年代，秧歌剧成功实现了对广大民众的教化改造，唤起了世代生活在黄土地上的民众的抗战意识，使他们认识到在民族战争的特殊环境中自己应尽的那分责任。此外对延安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而言，正是秧歌剧使他们找到了一种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具体形式，实现了文艺走向大众、为大众服务的可能性，从而使他们的心灵在“讲话”后不再失落、不再彷徨，因为秧歌剧已为他们走近工农兵、服务工农兵搭建起了的一座桥梁。
秧歌剧的现实意义所表现出的对政治诉求的应和与对人的教化改造，都无疑使它在当时的影响主要局限于政治文化层面。而与政治的紧紧相随，使它在成功成为革命宣传工具的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它的美学价值：如主题的单一、题材的狭隘、剧情的雷同、人物的脸谱化、情感伦理的简单对立等诸多不足。但对此，我们却不应有过多责难之辞，因为毕竟秧歌剧承担的历史责任并非创作艺术精品，而更主要的是在于它的时代与思想意义。
二
陕北大地上热闹红火的秧歌剧无疑为解放区文学史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同时亦对后来的戏剧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主要体现在我国民族新歌剧的诞生与京剧现代戏样板化两个方面。
在秧歌剧兴起繁盛之前，我国歌剧发展处于较沉寂的状态。抗战初期，虽也有《农村曲》、《军民进行曲》等反映现实斗争的歌剧作品问世，但由于未把西洋歌剧的表现手法与本土民族艺术有机融合，这一批歌剧作品在抗战时期并未产生较大影响，而秧歌剧的兴盛却为歌剧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作为一种面向群众的广场歌舞剧，秧歌剧在为民间秧歌注入新的质素的同时，大胆借鉴了民间秧歌载歌载舞、生动活泼、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外在表现形式，从而获得了民众的首肯。同时，它又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话剧艺术的特征，并在传统秧歌与话剧艺术的和谐统一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俯身为群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演出意旨，则使秧歌剧在走向民众、与民众的交流互动中响彻了黄土高坡，也走向了国统区。秧歌剧的繁盛突破了歌剧发展的停滞状态，也为民族新歌剧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正如李波所言：“应该说秧歌剧是新歌剧的孕育阶段或雏形。” ⑦由此可见，秧歌剧既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惑人们的如何使新文学真正走进民众心坎的难题，为新文学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同时又是民族新歌剧《白毛女》诞生的直接催生剂，因此民族新歌剧能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得以生成，秧歌剧之功是不可漠视的。作为一种面向民众的群众性艺术，它成功将话剧和民间秧歌有机结合，并以朴实的乡土气息获得了广大群众青睐的目光，从而为民族新歌剧的诞生夯实了基础。
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秧歌剧亦不过是民族新歌剧发展途路中的一个中介。因为改造后的秧歌剧，虽有力证明了在特殊战争环境中旧形式或民间形式被开发利用的可能性，并在对传统秧歌艺术的发展与丰富中日益兴盛，但秧歌剧毕竟是一种旨在宣传的文艺形式，因此它自身的艺术创新是有限度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秧歌剧简单的剧情、有限的容量、单纯的内容、缺乏深度的历史叙述已渐渐不能承载生活对艺术的要求，它需要进一步提高。于是在秧歌剧普及的基础上加以提高，这样便有了《白毛女》、《刘胡兰》、《王秀鸾》等新歌剧的诞生。然而，作为新歌剧诞生的前奏，秧歌剧在民族新歌剧真正兴起之后便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抗战时期，旨在宣传教育的秧歌剧对后来的革命样板戏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代文学史上，京剧现代戏蜕变为革命样板戏是人人皆知的事，可殊不知革命样板戏中人物扮相、身份、语言、动作、表情、装束、神态等的高度程式化，却可以在政治意蕴突出的秧歌剧那儿找到源头。因为，抗战时期的秧歌剧便已初步形成了一套革命舞蹈艺术的经典模式，如：太阳是领袖，天空是光明，山上是庄稼，山下是河流，生活是幸福与欢畅……⑧而被张庚誉为“第一个新秧歌剧”的《兄妹开荒》为摒除传统秧歌的调情因素，就刻意将人物关系由夫妻改为了兄妹，由此而来的这种对人物关系的净化发展致革命样板戏则更为彻底。为回避两性间的情感描写，“样板戏里几乎所有青壮年英雄人物都被写成单身，所有剧目里都摒弃了除了革命情感之外任何涉及到情爱的两性交往，甚至连相对平等的两性也不存在。” ⑨于是，样板戏中维系人物关系的纽带便只剩下阶级情感，而我们在样板戏中时常见到的便是没有了常人的七情六欲、只有满腔政治热情、阶级斗争时刻挂在嘴边儿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由此可见，革命样板戏中失却了生活气息与现实真实性的人物塑造、两性情感的真空化、人物造型的符号化、艺术表现的公式化……这些在抗战时期的秧歌剧中皆可找到相应的遗传密码。因此自秧歌剧以降，革命艺术的模式化、程式化便逐渐在人们心底生根发芽，直至在样板戏中被发展至颠峰状态。不过革命样板戏将其淋漓尽致地发展得越演越烈之势，却是抗战时期的秧歌剧未曾预料和可以左右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由特殊的时代与政治造就的延安解放区秧歌剧带给人们的那分曾经的感动与迷恋、激情与豪迈；认识到作为革命的伴生物，秧歌剧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以教为主的娱乐性在战争年代对民众的激励与鼓舞；了解到民族新歌剧诞生的基础和京剧样板戏的最初渊源……但在抗战文学史上曾发挥积极的战时文化作用的秧歌剧却也因与政治关系过于密切而存有瑕疵，这无疑是秧歌剧的遗憾，但这却又是特殊环境中秧歌剧无可奈何的选择。因此面对已逝的秧歌剧，我们应更多关注它的时代意义与思想意义而不应对其过多责难与抱怨；应看到在本土化、通俗化道路上曾经显赫一时的秧歌剧虽然削平了文学应有的深度，把意蕴丰富的民间秧歌规范为一种由意识形态调控的单一的模式化创作，但它却对战争状况下的边区和民族新歌剧的诞生产生过积极有益的影响……有了这样的认识，或许我们就会对黄土地上的这段红色记忆存有一分理性的理解，因为这毕竟这是特殊的时代与政治赋予它的宿命。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
注释：
①《南区宣传队》，《解放日报》1944年2月25日。
② 军法处通讯小组《〈钟万财起家〉创作经过》，艾思奇等著《秧歌论文选集》第81页，新华书店1944。
③《南区宣传队》，《解放日报》1944年2月25日。
④《秧歌活动简报》，《解放日报》1944年4月11日。
⑤《枣园文艺工作团的秧歌》，《解放日报》1944年3月29日。
⑥《中療秧歌队》，《解放日报》1944年3月7日。
⑦ 李波：《黄土高坡闹秧歌》，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第2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⑧ 朱鸿召：《秧歌是这样开发的》，《上海文学》第63页，2002年第10期。
⑨ 傅谨：《新中国戏剧史》第141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