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又译称“一般教育”、“普通教育”）从古希腊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中发展而来，产生于美国等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以便培养更多的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又全面发展的学生。自由教育是一种典型的贵族教育，它从人的生命本体出发，追求精神自由、心灵解放，教育目的在于人格的完善。贵族没落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和科学主义的发展，非功利的自由教育被功利的专业教育（specialty education）所取代。在对专业教育的反思和批判中，通识教育应运而生。相对于专才教育（specialized education，又称专门教育）和专业教育等教育模式而言，通识教育更能体现出现代人文精神。理想中的通识教育人才是一个“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而不仅仅是某一狭窄专业领域的专精型人才。”[ 陈向明《对通识教育有关概念的辨析》，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3月第27卷第3期。]
其实，通识教育的理念在古之中国早已有之。《礼记·学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所谓“知类通达”，是指学习要达到触类旁通的境界，而不是偏执一端。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到了一定的层次，才能找到适合自己才能和个性的东西，并为此坚持不移，这才是教育的目的。孔子作为至圣先师，其教育理念无不包含通识思想。《论语·为政》：“子曰：‘君子不器’。”朱子注云：“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7页。]意思是说，器物的用途是唯一的，彼此之间并不能相通，而成德之人，他在任何位置都是适用的，并非只囿于一才一艺。显然这种要求太高了，非圣贤不能为之，所以子贡在孔子的眼里只是“瑚琏”之器便不足为怪了。唐人教育讲求“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此话通常被理解为读书人应有器量胸怀方可事文艺，但推其涵义，实际上讲的还是通识教育的问题，即士首先应该“识器”，“识器”之后乃可通达，而不至于牖中窥日，如此再从事文艺，方为正鹄。然而后儒中，真正理解并实行孔子教育本意的少之又少，直到民国时期，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才重新去探究和认识儒家教育的深刻含义。潘光旦先生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