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的现代转换

——论传统戏曲艺术对老舍话剧创作的影响

以小说创作而享誉文坛的老舍，也是现代话剧史上的重镇。无论是从话剧创作的数量，还是质量来看，老舍都堪称戏剧大师。从30年代末开始戏剧创作到60年代去世，老舍一共写下了近40个剧本，这些剧作以深邃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格调丰富并拓展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创作。

与曹禺话剧更多地借鉴和吸收西方戏剧的观念和形式不同，老舍的话剧更注重对传统戏曲的借鉴、吸收和传承。他的话剧在戏剧思想、戏剧艺术等方面都打上了深深的传统戏曲的烙印。在以《茶馆》为代表的剧作中,老舍广泛吸收了传统戏剧的艺术素养,正确处理了古今关系与中西关系，对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进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秉承传统伦理道德：老舍话剧思想内核　

戏剧作为人类共同的创造，具有能传达人类共同精神需要的某种质素，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成人伦，助教化”、“惩恶扬善”是传统文化赋予艺术的职责，这种美学思想的本质特征就是高度重视反映和歌颂道德的美，把艺术所集中表现的道德美作为促进人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其特点是面对现实，把人们的情感、思想、趣味引向现实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引向世俗社会人生的伦理心理之中，最终得到一种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戏曲史上不少剧论家们都曾高度重视戏曲对道德感化的巨大力量。明人臧晋叔在《元曲选·序》中指出，元曲“能使人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焦循在《剧说》中谈到杂剧《范张鸡黍》时指出，其第一折“乃一篇经史道德大论，抵多少宋人语录”……可见戏曲艺术的“风教”作用远远超过枯燥的道德说教，对民众的影响十分深远。无独有偶，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论戏曲》说也说过：“戏园者，天下人之大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千百年来，戏曲以其独特的高台教化功能，传播礼乐教化，传递民族精神，我们的道德观念，民族情感，无不一受戏曲艺术哺育滋润，而戏曲自身也在文化精神的传播中自下而上不断延续。

戏曲的教化作用，直接表现在对民众思想道德观念的塑造方面。现实生活中的忠与奸、美与丑、善与恶，瞬间在舞台上得以简单化生动化的展现，“对广大人民的立身处世待人接物，发生了明显的陶冶作用”（陈抱成语）。老舍最初是以传统文化的善恶观作为价值标准步入话剧创作的。他对中国传统戏曲的极其热爱，对中国戏曲的这种道德教化作用是深信不疑的，他的话剧创作就是准确地反映了他的思想。老舍善于借戏曲人物以表现积聚在他内心的道德信念，追求一种道德的完美，最终上升到一种新的境界。他高扬正直、善良、勇于牺牲的民族精神，鞭笞虚伪、奸诈、庸俗无耻的丑陋灵魂，并把道德价值贯穿他戏剧创作的始终。##end##

老舍一生有两段时间在写话剧。一个是抗战时期在重庆，一个是解放后。在抗战时期创作的《残雾》、《张自忠》、《国家至上》等剧作中，他颂扬民族正气、表彰爱国志士，批判不利于团结抗日的社会弊端，不仅在当时起了积极的宣传作用，而且积极弘扬了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爱国主义精神。四幕话剧《残雾》取材于抗战初期的重庆生活，剧中的主要人物冼局长是一个贪权、好色、爱材的官僚市侩，身为政府局长，口头上把“抗战救国”的口号叫得山响，实际上却利用职权玩弄女性，并趁机大发国难财。《残雾》一方面讽刺了国民党政府官僚的营私及堕落和对待抗战的消极态度；另一方面，又将讽刺的矛头，指向某些人的品行或性格弱点，从而在社会道德方面，揭露弊端，否定丑恶，使人们从反面领悟做人的道理。而在《归去来兮》中老舍塑造了两个性格相反的人物。吕千秋是一位画家，他正直、热情、乐观，视金钱为丑恶，在贫困中执守善良无私的美德。他有一颗爱国之心，最后毅然到前方去了。老舍写这一人物，一方面是要塑造一位抗战艺术家的形象，一方面则是通过他和乔绅的对比，表达自己的爱憎。吕千秋和乔绅，自幼是朋友，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是分道扬镳的。乔绅钱财富足，最后落得众叛亲离，在劫难逃；吕千秋穷困潦倒，但父女二人相依为命，人情融融。老舍的道德审美取向，对于善良、正直的人们的爱，对于灵魂卑污、一味营私者的厌恶，熔铸在这个对比中了。《国家至上》在抗战的背景下，描写回族同胞的生活，歌颂了回族人民的优秀品德。张老师勇敢、爽直的性格，黄子清豁达、恢宏的气度，张孝英善良、美好的心灵，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回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反映了回族人民可贵的、美好的品德。

老舍在解放后创作的《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等剧作，在表现北京市民告别旧生活、迎接新时代的精神历程的同时，同样体现出他的道德追求。为老舍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称号的《龙须沟》所展现的是像生活本身一样自然和朴素画面，剧中的程疯子是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一个出色的曲艺艺人在黑暗势力压迫下失业，由此过着忍辱负重的非人生活，精神和肉体饱受摧残，但他并未失去人性中最宝贵的道德：正直、善良、反抗……。创作于1955年的《西望长安》描写的是五十年代的一个真骗子，骗身份，骗荣誉，骗飞机票，骗生活补助费，欺骗组织，欺骗群众，骗了三年。老舍不仅对这个自称“战斗英雄”的大骗子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批判，同时也讽刺了受骗而不知骗的官僚主义，显示了自己一贯追求的正直、磊落的道德情操。

传统戏剧中的人物多是一些抽象道德观念的载体，而现代戏剧人物则是高度个性化的，前者追求的是人的“类本质”，后者张扬每个人的特殊性。而老舍却把二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的话剧更具艺术表现力。正如田汉所说“每一个在中国土壤上生了根的剧种都可以找到共同的悠久的历史根源，分享优秀民族传统所给予的巨大财富。”①

二、浓郁的抒情写意：老舍话剧的审美格调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诗歌传统的大国，没有一个国家的诗歌如此普及，如此深厚，如此达到诗性智慧峰巅。在中国所有一切艺术中，都深深打上中国诗性智慧传统的烙印。即使是“舶来品”的话剧也被中国的诗性智慧改造了，于是出现了话剧的诗化现象，直到形成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的传统。

诗意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话剧也如此。现代话剧以对话与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而中国传统戏曲的特点是“以歌舞演故事”，它不像写实的话剧那样去“形似”地刻画人物，而是强调对“神似”的追求。尤其是戏曲中浓烈的抒情色彩更能突出人物、制造情境、渲染气氛，使剧中场景充满诗的情调，给观众强烈的情绪感染。老舍的话剧像他的小说一样，追求诗意和诗化。在创作中自觉地将传统戏曲的这种抒情、写意的手法恰当地引进他的话剧，以求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更为深入地开掘人物的内心情感。

老舍话剧的诗意主要表现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身上。他的话剧重视刻画人物性格，并赋予人物以丰富细腻的诗心。这些人物往往都是生活中不得意的人，如《归去来兮》中的吕千秋，老舍在人物表中对他的介绍是“飘洒而无烟火气”。他的画技很高，但他不会用画谋生，他画了画总是随便送人，而不是卖钱。他穷得把女儿送出去还债，可是他不悲观。他去看女儿的时候，给她送的是花儿。他说如果自己开着银行，就会对那些来取钱的小姐们每人送上一把鲜花，告诉她们花儿比金钱重要。老舍的话剧中总有一些痴人和疯子。他们为了坚守内心的本真、良知和美好的人性，受到现实生活的残害，他们仍然痴情地期待着实现自己的理想。《龙须沟》中的程疯子，是一个善良的艺人，他说话的方式就是快板，一开口就是快板，顺口溜，充满诗意，他的话都是大实话，天真话。这些富有诗意的人物使老舍话剧充盈着浓浓的诗意，散发出人性的光芒。

话剧与诗的结合，或者说话剧诗化的美学倾向，是“五四”话剧在艺术上的最突出的特色。在中国话剧中有一个突出的艺术现象，即追求戏剧意象的创造。意象所要求的是一个有机的内在的和谐完整而富有意蕴的境界，不仅在于追求真实的诗意，还在于创造出诗的意境，这就使得中国话剧有了民族审美精神的更深层的渗透。《茶馆》第三幕，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三个老人重逢，他们带着自嘲和戏谑总结各自坎坷凄凉的一生，剖析残酷无情的世界，以无泪的悲和无乐的笑撒起纸钱，为自己也为那个时代送葬。在这段深刻而精彩的戏里，剧作家那种强烈的爱祖国、爱人民之情，正是在诗一样的含蓄和朴素中，以特有的寓言般的象征意味抒发出来的。

三、传统民间戏曲形式：老舍话剧艺术形式的新融合

中国传统戏曲，集中了歌、舞、诗、念、唱、打等诸多表演方式，体现了东方戏剧特有的综合融通、浑然一体的审美魅力。“综合性”是传统戏剧最显著的艺术特征。京剧大师梅兰芳：“（戏曲）不是一般地综合了音乐、舞蹈、美术、文学等因素的戏剧形式，而且是把歌唱、舞蹈、诗文、念白、武打、音乐伴奏以及人物造型（如扮相、穿着等）、砌末道具等紧密地、巧妙地综合在一起的特殊的戏剧形式。”（《中国京剧的表演艺术》）欧阳予倩也说过：“中国戏是歌（唱工）、舞（身段和武工）、表演（做工）、道白四者同时具备而又结合得很好的特殊的戏剧形式。”（《话剧新歌剧与中国戏剧艺术传统》）这里所指出的“紧密”的、“巧妙”的、“同时具备”的、“结合得很好”的综合性，即是我们所说的“总体性”。总体性亦即是有机的综合性，高度的综合性。

戏曲的综合性指它不仅能把唱做念打四种表演手段有机地融为一体，而且指它能把不同的艺术有机地融为一体。老舍是公认的多才多艺的作家，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曲艺形式了如指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家里面，也许再没有人比老舍更热衷于民间曲艺了。因为他生长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继承了古典、西洋、民间等三方面文学戏曲的来源，所以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剧作家。除了话剧以外，老舍进行过多种剧种尝试，包括曲剧、歌剧、歌舞剧、京剧、儿童剧、川剧等等。也就是说，老舍熟悉各种传统的戏曲艺术。抗战期间，他深入民间艺人，如饥似渴地钻研相声、大鼓、快板、扬琴等曲艺形式，不但给艺人们提供了许多新段子，还曾经亲自粉墨登场和民间艺人同台献艺。由此看来他时常在话剧创作中巧妙地融入曲艺艺术成分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从《鼓书艺人》、《方珍珠》、《龙须沟》，直到《茶馆》，都让曲艺艺术在话剧中放射出迷人的魅力。

《龙须沟》不仅成功地塑造了曲艺艺人程疯子的形象，而且他的七十多句台词中，有三分之一是用数来宝的韵白说的；在蜚声中外的经典话剧《茶馆》中，老舍让大傻杨唱着数来宝作为开场和幕间过渡，不仅把三幕之间时间的跨度很好地衔接在了一起，而且使整个话剧充满了浓郁的民族气派和风格；在《女店员》中，余母骂她的女儿志芳的一段台词中，老舍也运用了数来宝的形式。这些传统曲艺形式既强化和突出了戏剧的“综合性”特征，也拓宽了更丰富的表演思路。就像李健吾说：“真正的传统往往不只是一种羁绊，更是一层平稳的台阶。”②

话剧艺术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带给人们深刻感动和深刻震撼，这深刻感动和深刻震撼常常启发着人们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感悟。在中国话剧史上，老舍以独树一帜戏剧艺术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如果说田汉、曹禺、夏衍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话剧文学的代表,那么老舍则主要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话剧文学的代表——老舍和曹禺等分别统领着20世纪的不同时代。

参考文献：

①田汉：《话剧艺术健康发展万岁》，《戏剧报》1956年第3期

②注解：李健吾：《九十九度中》，《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