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状元、近代实业家张謇的戏曲情缘

［内容提要］一座梅欧阁，见证了南北两位艺术大师的交流与合作；一位实业家，成就了戏曲史上一段南北交融的佳话。我们在惊诧于梅欧精湛艺术的同时，不要忘记在艺术光环的背后，默默奉献的一位老人，他－－就是身兼清末状元与近代资产阶级实业家看似矛盾却谐和地统一于一身的张謇。

［关键词］ 南欧北梅  实业救国  教育救国  戏曲改良

“南派北派会通处，宛陵庐陵今古人”－－梅欧阁

一座梅欧阁，见证了南北两位艺术大师的交流与合作；一位实业家，成就了戏曲史上一段南北交融的佳话。北派京剧魁首梅兰芳和南派戏剧泰斗欧阳予倩因为这次历史的际遇而交互辉映、相得益彰，宛如两颗行星相撞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南欧北梅由此定格在南通，享誉于剧坛，风靡于全国。我们在惊诧于梅欧精湛艺术的同时，不要忘记在艺术光环的背后，默默奉献的一位老人，他――就是身兼清末状元与近代资产阶级实业家看似矛盾却谐和地统一于一身的张謇。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轻轻地翻开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我们仿佛看到一位世纪老人，正捻须吟哦着“欧剑雄尤俊，梅花喜是神。合离两贤姓，才美一时人。”的诗句，向我们缓缓走来。

法国的泰纳曾经提出过“时代、环境、种族”三要素对人产生影响的理论，这个理论在本文主人公张謇的身上体现无疑。张謇，字季直，号啬翁。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的一个富农兼小商人家庭。客籍的身份，使张謇的父辈们少了“安土重迁”的传统保守心态；南通绵延的海岸线，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繁荣的商业城市，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少了一份封建历史的沉重感，多了一份开放、自由灵活的胸怀。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是一位精明能干而又务实谨慎的人，他颇有市场意识，略知经营之道。他对儿子的教育除了仍注重祖宗留下来的“科举入仕”之外，又传授一些实用知识，使之在追求科举的道路上苦苦攀登的同时，双脚始终踏踏实实地踩在大地上。所以，张彭年在为儿子延请私塾，教学授业以外，还要他们家里家外随时做一个帮手。家中造房建屋时，“……凡木石砖瓦，一一度其修短厚薄之尺寸而预计之无有差忒。临时必使謇兄弟杂做小工，而于砌墙每层将合时，尤令注意于需砖之度，相其修短厚薄，检以畀工。曰：‘工屡觅砖，或断砖不合，则耗时而费料，亦以练儿童之视力。’至他人家，亦视其营造之合否而教之。以是謇于土木建筑计划，稍稍有知识。”[1]家外张彭年要求他们同佣工们一起在田地里忙碌，并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谆谆教导之：“子弟非躬亲田间耕刈之事，不能知稼穑之艰难。汝曹日后无论穷通，必须有自治之田。”[2]而且张彭年谨小慎微、脚踏实地、从不张扬的作风对张謇性格的培养与塑造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父“每做一事必具首尾，每论一事，必详其表里。虽仓卒小札，盐米计薄，字必完正，语必谨备，亦往往以此教子而观人。”[3]父亲的言传身教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为张謇以后的人生之路――纵横驰骋在科举与实业之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科举以求新知，实业以图救国，即“父教育，母实业”成了张謇人生的指导思想，奉行不悖的行为圭臬。##end##

两千多年的儒家“学而优则士”的传统思想在每一个从封建时代走来的人身上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任凭人们在外表上是如何的蔑视封建礼法，如何的洒脱与狂放不羁，只要他是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他的骨子里就会流淌着汉家的血液，脑子里永远固守着儒家的传统。勤耕与营商持家的张家自然也难以走出这个怪圈。所以，张謇的早年就是在科举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着，蹉跎着岁月，蹭蹬着场屋，困顿于科场，尝够了其中的屈辱与辛酸。

张謇先是跟随当地的私塾先生邱贯之进行启蒙教育，不久又问师于宋蓬山――一位终生不第的老秀才。张謇禀赋很高，再加上老师的有心栽培，他在学业上进步很快。有一次，先生举对制，出其上句曰“人骑白马门前去”，张謇张口对之“我踏金鳌海上来”。按照当地迷信的说法，张謇的对句预示着将来蟾宫折桂、问鼎宦途。为此，张彭年对张謇的教育更是十二分的上心。“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俗语我们耳熟能详，前人常常以此来教导我们，而我们也时时用来训导别人。看似极为平常的两句话，可细细咀嚼品味，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尤其是对于有切身体会的人，更是如此。如果用这两句话来为张謇的科举入仕之图做注解，我们感到沉甸甸的，如果上天为了成就张謇有意来考验他，那么这份磨难似乎来的太早，又太沉重了。是上天的特别垂青，还是命运的有意戏弄？毕竟那时的张謇稚嫩的双肩还难以支撑起伤痕累累的家庭，尚未成熟的心理也难以承受多蹇多乖的命运。但正是那段特殊的经历催发了他的早熟，也是那段特殊的经历磨练了他的坚韧与毅力，这对张謇以后的人生来说，是一笔难得的财富。几十年以后，当张謇再次回忆起那段忍辱含悲的往事仍是愤恨不已。正是痛感于乡民品德的恶劣：欺骗、敲诈、失信……仁义道德尽丧，淳朴民风全无，张謇立志大办教育，普及民众。因为这段往事关涉张謇后来的“教育救国”，所以我们在这里有追述的必要，让我们对张謇的人格再多一份了解与尊重！

同治七年(1868年)，张謇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在通州，“冷籍”（即家庭三代均无人入学为生员者）的子弟科考须向学官和保人交纳各种名目的费用。张家作为“冷籍”之家，为了避免种种刁难、勒索，经人介绍，由张謇冒充如皋人张驹的孙子，条件为“许院试隽，酬以钱二百千。”经过县、乡、院三级考试，张謇获得了秀才称号。兴奋中的张家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厄运从此降临，并且纠缠了许多年。原来张謇所冒名顶替的张驹一家不仅为人狡诈，而且贪得无厌，他们看准了张謇一家老实可欺，且又畏于张扬。所以就此零打碎敲，今天“学官认派保廪生贽及其他费银一百五十元”，明天索取“酬谢二百二十元”，后天……。如不及时拿出钱来，动辄以告官相威胁。再殷实的家境也经不起如此的折腾，本来还算富裕的张家，在几年的明拿暗抢之后，日趋败落，以致负债累累。张謇在《啬翁自订年谱》中，有刻骨的记述：

张驹子镕关通如皋教谕丹阳姜堉南，训导太仓杨泰瑛，冒铨名控逆，姜、杨鉴传。海门师山书院院长王菘畦先生汝骐，杨同县中表也，余试书院，亦被称录，因付书为地。四月杪，单舸往，不听申诉，押于学宫，索重赂。先君请于璞斋先生，先生谢不能为力，余家实不支，而金太夫人郁疾。阅三月，先君多方贷集百数十金，延某甲往说，仅获放归。[4]

这件事对张謇所造成的心灵伤害远不止于此，为了逃避随时可能发生的拘押，张謇不得不东躲西藏。他的《归籍记》中有一段描述，读之令人心酸不已，

折出东门，过桥骤风灭灯。时甫浚城河，缘河泥淖深二三尺，连续不绝。虽雨势稍细，而云黝如墨，立桥下久之，易钉鞵，而藏鞵弃灯，持盖柄为仗。蹲地定瞬，辨路高下险易，行十余步辄一蹲。足陷泥淖及踝，钉鞵屡堕，愭仗起之而行。是时忿火中烧，更不知有何畏怖，亦辄作挟利刃斫仇人头之想。又念父母在，此身事大，不值与鼠头并碎，且自解自行。东门至北门才三里许，三四时始达。比至友人处叩门，街柝四声，雨止天霁。……外雨内汗，襦袴尽湿，足疤累累，遂坐而待旦。

人心如此不古，时代又是如此多艰。苦苦追求的科举入仕之途对于张謇又是如此的九曲回环，望之可见，而触之不即。有人在穷途困顿面前，意志消沉，执迷不悟；有人则是深深的反思而豁然开朗，“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张謇无疑属于后一种人，“困于此而又不惑于此！”何其高明也！张謇并没有一味消沉于科举的屡试屡败，更没有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系于此，在应试之余，他精心营造着另一份事业，这份事业将来带给张謇的回报要远比科举丰厚的多，以至于无论当时还是多年以后，张謇的名字总是与近代资本主义实业家联系在一起。而所谓的清末状元（张謇于1894年农历甲午年，因“慈禧太后六十万寿”，特别举行了一次恩科会试，张謇以”一甲一名“，终于状元及第，大举夺魁。）倒是可有可无的头衔了。

清末，国势危坠，人心思变，轰轰烈烈的各种改良救国、革命图存的浪潮使深具爱国之心的张謇无法置身事外，但张謇脚踏实地的个性，决定了他是一个认认真真地思考，踏踏实实做事的实干家。“知行”关系在张謇的思维中，知只是前提，行却是结果。张謇看重、追求的是行，但知也很重要，行靠知来指导，所以前提必须是正确的选择，这就需要有敏锐的眼光，吐旧纳新的胸怀，对人事的洞察力。在磨难中泡大的张謇已经完全具备了这方面的素养。所以，在时代的潮流面前，张謇没有流于苍白的理论和空洞的口号宣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公誉。”（《谢参观南通者之启事》，《张季子九录·自治录》。）因为他认识到：“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所以，“謇自乙未以后，经始实业；辛丑以后，经始教育；丁未以后，乃措意于慈善。盖失教之民与失养之民，苟悉置而不为之所，为地方自治之缺憾者少，为国家政治之隐忧者大。”（《拟领荒荡地为自治基本产请分期缴价呈》，《张季子九录·自治录》。）由此我们可以感觉到张謇那颗忧国忧民的爱国心的强有力的搏动。对于张謇一再强调并呕心沥血经营之实业、教育，我们可以做如下理解：实业、教育二者既是并列的，同时又是有先有后的，并列的含义为：实业、教育都是做为救国的手段，即后人所总结的“实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先后的含义理解为：创办实业的目的，是为了倡导教育，而教育又是为启蒙民众而来，这与当时的时代合拍。所以张謇始终把自己融入时代发展的潮流之中，而且比同时代的人少了一份空谈，多了一份厚重！

“欲雪其耻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5]为了一雪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所遭受的屈辱，唤起国民，齐心协力，共谋国家的奋起，民族的振兴，张謇在探索各种各样教育国民的途径中，逐渐认识到了戏曲无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与时代的暗合，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无意的巧合？）“世界文明相见之幕方开，不自度量，欲广我国于世界，而以一县为之嚆矢。至改良社会文字，不及戏曲之捷；提倡美术工艺，不及戏曲之便，又可断言者。”[6]他后来在与欧阳予倩的谈话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实业可振兴经济，教育能启发民智，而戏剧不仅繁荣实业，抑且补助教育之不足。”[7]戏曲以其通俗易懂，寓教于乐而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所以各种教育形式应以戏曲为最要，“教育以通俗为最普及，通俗教育以戏剧为易感。”[8]正因为张謇认识到戏曲在教育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他迫不及待地投资于戏曲的普及与发展事业，“我国之社会不良矣。社会苟不良，实业不倡，教育寡效，无可言者。而改良社会措手之处，以戏剧为近，欲从事于此已有年。”[9]其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回忆说：“我父认为社会改良，要从各方各事下手，尤其是对于人民习惯最近，观念最易的地方，应该设法改良、引导，格外容易取得效果，想到戏剧一层，在社会上号召力量最大，感化的习惯也最快最深。”

为了便于梳理张謇与戏曲的因缘，本人尝试着把他与戏曲的关系分为四种境界，从中我们可以探知张謇对戏曲的真知灼见，领略他高超出他人处的卓异风采。

第一种境界：爱戏。封建时代的大多数官僚士大夫都有爱戏之好，尤其是清中叶以后，由于慈禧的嗜戏，所以戏曲更是风靡，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士庶小民，无不乐此不疲。生活于封建末世的张謇从小也非常喜欢看戏。这其中既有个人的兴趣所趋，但也不乏整个社会氛围的熏染。这里无需多说，但又不得不提，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像一把钥匙为张謇打开了戏曲之门，引领其进入戏曲的园地，如果没有了对戏曲的爱好，那么以后戏曲也难以走进张謇的视野，成为他关注的对象。

第二种境界：赏戏。爱戏未必有机会和条件赏戏。如果不能赏戏，这种爱好的嫩苗可能在岁月的流淌中很快便会枯萎。而只有经过不断的赏戏，才能把这种爱好慢慢地培植、巩固、强化、提高。因为在赏戏的过程中，随着戏曲知识量的增加，就会不断地冲击着这种爱好，使它进行着质变之前的量的积累。张謇在少年时候，虽然酷爱戏曲，无奈苦于没有太多的机会观戏，尤其是名家大师的演戏。但到了青年以后，就大不同了，张謇利用每次赴京参加乡会试的机会，都要到戏馆、茶楼观戏，这其中不乏名角的演出。1894年，张謇高中状元后，在京师逗留几年，这段时间应是张謇观戏最充裕之时，因为当时的官场交往通例：每逢节令、寿辰、重大活动如婚丧嫁娶等都要以演戏为必备之项，张謇是朝廷炙手可热的人物，自然属于被邀请之列。宣统二年，张謇曾经到北京参加“新政”活动，肃亲王善耆，专门派其子前往车站迎接，邀入家中，宴请完毕，一同观戏。善耆不但是个京剧迷，还是演艺相当不错的票友，“喜演剧，饰武生，勇捷过杨猴子，常以此自豪。”（金梁：《光宣小记》“肃亲王”，平装铅印本。）肃亲王与张謇都不善政治，颇厌官场的尔虞我诈，两人的交好更多的是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观剧。1914年，张謇应袁世凯的力邀，去北京政府任职，公务之余多留恋、忘情于戏院与“公府陪宴观剧”的堂会。在这期间，张謇留下了多首写给戏曲艺人的赠诗，还有多篇有关观剧的文章。如果不观其演出，恐怕是难以出诗的，如：撰文赞梅巧林（玲）：“若巧林者，可谓有志气，识义分，不妄自菲薄。庄生有言，天生之君子也。”[10]另有《赠谭郎二首》：“伶官长老数梅谭，梅有孙枝突过蓝。难得谭郎初出手，一声雏凤满江南。长庚名与重臣传，我到京师后一年。眼底谭家又三世，剩谁头白话开天。“还有《属富英复演空城计赋赠》一诗：“未容胜负定安危，一局街亭黑白棋。付与谭家成绝唱，耳中有祖有孙儿。”而他更多的赠诗还是写给梅兰芳的。张謇不仅在北京观梅演戏，而且还曾三次接梅兰芳去南通出演于更俗剧场。梅兰芳去南通首次演出时，张謇将著名刺绣家沈寿女士设计，女工传习所师生日夜赶制的淡青色绸底，绣满梅花的绣幅，赠给梅剧团。[11]从1914年到1925年，他们二人书信往来不断，寄诗赠画频频，或切磋技艺，或纵论时局。正如张庚所说：“旧时社会名流与梨园名伶往还，标为风雅，然时过境迁，多无可回味。季直先生与梅先生之交是难得的例外。何谓真诚，何谓尊重，何谓挚爱，……”（张庚：《〈张謇与梅兰芳〉序》。）张孝若对戏曲艺人向张謇索诗曾有一段记述：“那几年国内有名的角色固然都到过南通。就是稍微有名或还没有名的都要唱一回，大家对于包银多少到放在第二层，总是要求我父做一二首诗写在扇子上，或者写一副对联，以为无上光宠，我父也总不拂人意，叫他们如愿以偿。徐又铮到通访我父，大唱昆曲，唱完了带笑说：‘小梅唱一出戏得先生一首诗，我唱了曲子也想求一首诗。’我父也笑着说：‘当然照例。’他曾经给琴雪芳这样一首诗：‘殷勤唱罢索新诗，汝待诗传海内知，云有梅郎先例在，巢笙更奏凤凰雌。’”[12]

如果说这两个境界同属于广大戏曲爱好者的话，那么以下两个境界则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

第三种境界：知戏。戏人人可赏也，但未必人人能知也。知戏者非有相当高的文学和艺术修养不能也。“张謇对于戏曲的喜爱，非同寻常，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票友捧场，戏迷鼓掌，而是卓有见识，允为知音的，这当然得益于他深厚的传统文化学修，同时更与他志存高远、世事洞明的人生态度有关。”[13]张謇的知戏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内容，如：音调、唱腔、动作、服饰、歌舞、关目安排、场面等。对于戏曲内容和演出过程中出现的不当之处，他一一指出，以期得以改进。由此可以看出张謇的细致、认真但同时又不乏真诚。因张謇喜观梅剧，所以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论述多有梅剧而发，最著名的莫过于《观梅郎三剧之商榷》：

“别姬   项羽歌，须按工尺，排成高下疾徐舒促之音节，以写激昂沉郁悲愤之心情，庶可免以二黄调歌诗之弊。唱此歌时，手眼支体之动作，亦须与歌之音节意思相称。

盗盒   红线是薛嵩掌书记之青衣，学剑术有侠行之奇女，服饰须称，未可华靡。

洛神   排场第一幕似应曹植入朝，曹丕以甄后遗枕示植流泪，丕悔以谗赐后死始。接令太子宴植，赐枕与植。植将枕归藩，休寐轘辂驿，梦见后。此时后身服金色华贵衣为称。第二幕则碧色与水为称。采旄旌？之间，歌舞后须有水边采芝一段。同场二，妃二人，游女四人，至少二人，分列歌舞，作采珠拾羽之事。第三幕二妃游女散去复有一段舞，舞后辗转与植问答。言语，后宜有歌，本盛年莫当被谗而死之意，可采乐府塘上蒲生行为之。曹植亦宜有歌，歌本‘眷眷款实，犹豫狐疑，人神交接，礼防自持’四句意。继之以献明珰解玉佩之事。按赋解佩在前，献珰乃后之答物；然前段难于插入，则一赠一答，移并于此，亦好。

妙香唱‘远而望之’四语，头巾气重，须改，否则与全场唱法不类。

翠羽须改，小翠为小鸟，羽岂可大？若采珠作配，须用一小盘，显出二物于游女舞罢之后。

玉锦金带枕，宜以奉直间某县似玉之石，缕空为之。偶忘其县名，琉璃厂玉器铺可知。须比所见者小，略如手枕、耳枕之类；坚实物度是玩具，非寝具。以二金辫作带，围束两端可也。”

对于梅兰芳在《黛玉葬花》中的表演，张謇观后，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葬花，通体婀娜绰约，隐秀五伦。惟看西厢一段，黛玉接口说有趣一句可去；黛玉口中以为有趣，只在微笑中露出，剧情似尤超妙。”

中国戏曲的主要特点就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张謇对戏曲中的歌舞非常重视：仆向以为今日有歌而无舞，舞但见昔人之赋，而未见昔人之谱。赋者，第二人序谱之成也；谱者，教第一人开舞之始也。……昨得（齐）如山世兄讯，言以舞鹤赋、舞剑器歌行意授子，乃知确有舞法，不知与古所谓舞者离合如何？恨不得于氈毹之上，赏吾小友轻袂长袖之节，姁媮嫽妙之音也。小友勉之。小友勉之！蔡伯喈、谢仁祖古之名流，皆以善舞闻。若东游日，西游美，舞尤重于歌者。……抑有一说，古舞非一人事，一人者其偶，不知玉芙辈能并习否”“鹤舞赋中将兴中止，若往而归，态有遗研，貌无俗趣数语，妙于形容。其离网前赴，合绪相依，即是对舞，故云非一人事。如山必知之，可问，可领悟其意。”

第四种境界：改良戏曲。张謇认为，戏曲既然承载着传播知识、普及教育、启蒙民众的重任，实在有改良革新之必要，“……鄙意大要:一地理、历史正归之谬证，一风俗人事正旧之卑劣粗恶，此言体也。用则一方订旧，一方启新；订旧从改正脚本始，启新从养成艺员始。”[14]张謇“对戏曲的痴迷，已经超越了娱乐的层次，也超出了一般研究的层次，而是把戏剧作为兴民众兴邦国的工具。”[15]其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言》说：“中国的旧戏剧，第一剧本太坏，不是提倡神怪，就是诲淫诲盗。虽然也有若干忠孝节义的戏，但是失了时代性，对于社会没有多大良好影响。第二是戏院建筑大都十分简陋，里面的管理也十分的坏，……我父亲就想着手改良一切。”[16]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张謇开始了他的戏曲改良活动。张謇的戏曲改良可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戏曲艺人的改良。张謇早在1916年就已经计划培养新型戏曲演员，他曾经向梅兰芳求助，“兹南通地方拟建戏园，鄙意则先须养成正当艺术人才，特开生面，都中年轻而习艺者较多之他处，假如养成三十人，就曾学戏子弟中，择其聪慧而安详者，合为一班，即在都中加以训练，延聘一二人为之监督，岁由南通给费以资之。”[17]但梅忙于繁忙的演出事务，只得作罢。1919年5月，张謇邀聘到另一位力主戏曲改良与戏曲教育的大家――欧阳予倩，便着手实施他的宏伟计划。他在《张季直九录·文录》给梅兰芳的一封信中提到此事：“昔商吾友以为难，诚信吾友之不我欺也。置尊而觉，终不可已，近得欧阳予倩书，愿为我助。予倩文理事理皆已有得，意度识解，亦不凡俗，可任此事。惟积极进行，不得不有望于吾子之助。”[18]于是在欧阳予倩的鼎力协助下，一座新型的戏曲学校――南通伶工学社建立了。张謇任董事长，梅兰芳任名誉社长，张孝若任社长，欧阳予倩任主任兼主教务。在学社成立伊时，欧阳予倩就明确宣布：学社是“为社会效力之艺术团体，不是私家歌僮养习所”，“要造就戏剧改革演员，不是科班”。[19]所以他主张戏曲教育和文化教育并重，学社课程的设置有：戏剧、国文、历史、地理、英文、体操、音乐、舞蹈、图画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既了解历史，又熟悉社会，提高了对戏曲艺术的领悟力和把握力。另外，学社还非常注重学生的舞台实践活动，不仅延聘了一些著名的戏曲艺人任教，如薛瑶卿、陈灿亭、吕筱卿、周庆恩、施桂林、张荣奎（教昆曲），赵桐珊、冯子和、吴我尊、水上飘、李琴仙、赵玉珊、程君谋、苗胜春等（教京剧），而且还经常邀请一些知名演员来此演出，尤其是更俗剧场建成之后，南北派艺人纷纷来此献艺，如梅兰芳、程砚秋、王凤卿、杨小楼、盖叫天、姜妙香、谭富英等，伶工学社的学生不仅观摩了他们精湛的艺术表演，而且还有机会与大师们同台演出，使他们受益匪浅。梅兰芳在他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对此有很高的评价：“在那时的南方，这个科班的设置，是开风气之先，唯一的一个训练戏剧人才的学校。它的制度、教材方面，都采用了新的方法。”

其次，演出场所的改良。张謇在创办伶工学社的同时，便着手于更俗剧场的修建。所谓“更俗”，即“除恶俗，立新风”之意。它是由欧阳予倩赴日本东京考察，并参考京沪两地舞台的建筑，博采众长建设而成的。剧场耗资七万银元，观众厅分上下两层，可容纳一千二百个座位。台底有十几只特大号砂缸，形成共鸣音响。舞台上空装有横向天桥三道，台底有三条纵向通道，“上天入地”的特技均可表演。更俗剧场是张謇戏曲改良的实验基地，它无论是剧场建筑、舞台设置，还是管理制度，都堪称为中国一流的！所以，欧阳予倩说：“通中国没有第二家。”[20]

再次，南北戏曲的交融――梅欧阁。生存的环境，人生的经历，形成了张謇开阔的胸怀和开放的意识，表现在戏曲艺术上就是戏剧观的兼容性，两善其美，南北交融。张謇认为，凡是优秀的人才，都应该站在一起，互相合作，谋求整个的改进利益。其子张孝若在回忆父亲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曾说：“中国剧界向来分的派别很多，你倾我扎，各不相下。……中国艺术方面，总得优秀分子集合起来，协力改进，方能昌明。所以我父对于梅兰芳、欧阳予倩的各树一帜，都觉得有调和联合、共图中国戏剧改良、光明艺术之必要。”为此，张謇在更俗剧场内建造了一座梅欧阁，为南北戏曲艺术的交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著名戏剧家马少波于1990年去南通观赏梅欧阁时，感慨万千地说：“南通最高的是狼山，是广教寺，但它们再高也没有梅欧阁高。梅欧阁是三位大家的佳话，它表现了两位艺术家与实业家的深情交往，它在国内外都有深远的影响。”

清末状元的荣誉已随朝代的更替而逝去，近代实业家的称号也随时间的流逝而淡化，但张謇的戏曲改良思想，以及他对中国戏曲的贡献却永固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