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疲劳》作为莫言动物隐喻的代表作，获日本第17届福冈亚洲文学奖、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第二届红楼梦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2012年莫言又凭借其幻觉现实主义的整体创作风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集体信仰是至尊至圣权力的根源，这种权力有助于至尊至圣艺术家通过签名（或签名章）的奇迹把某些产品变成圣物。[皮埃尔·布尔迪厄,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77]”汉学家顾彬曾说“当代文学是垃圾”，而莫言的获奖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与西方之间不平衡的文化关系，在国际上提升了莫言及中国文学的地位。因此，以莫言的作品为切片，探讨知识分子在当代文学语境中的焦虑及创作突围就有了逻辑上的可行性和范畴中的代表性。
从更深层的意义来说，莫言的突围之于当代文学的突围也有一定启发作用。现当代文学标榜人道主义，但一直以来，我们热衷揭露却冷落了文学的忏悔意识和社会功能。莫言另辟蹊径，在《捍卫小说的尊严》中他如是谈到“大悲悯”：“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莫言.《生死疲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3]”。在形式层面，悲悯则表现为他所谓的小说长度、密度：小说绝不化繁为简、坚持在众声喧哗中展示密集的事件本身就是一种悲悯的形式，体现出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良知底线的镇守。
突围或始于剑走偏锋的个性张扬、或始于秩序带来的失语及压力，但殊途同归——悲悯心。这里的悲悯亦可与余华所谓的“虚无”、西门闹的六道轮回形成跨越时间、空间甚至种界的对话：“匠人是为利益和大众的需求而创作，艺术家是为虚无而创作[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141]”。
拥抱、书写虚无应成为文学回溯自身的切入点；忏悔精神、悲悯之心应成为一个成熟民族的健康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