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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猿》的生态主义悲剧
 
更新日期:2023-10-08   来源:中国比较文学   浏览次数:311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毛猿》的生态主义悲剧摘要:在生态批评视野中,《毛猿》是一部潜意识自然书写的生态主义悲剧,集中展现了现代人寻求自然、社会

 

《毛猿》的生态主义悲剧

摘  要:在生态批评视野中,《毛猿》是一部潜意识自然书写的生态主义悲剧,集中展现了现代人寻求自然、社会与精神和谐方面失败的图景。奥尼尔在剧中延续了对大海与陆地永恒冲突主题的探讨,揭示出作为现代人代表的扬克在现实社会中的局外人身份和从人到猿的异化悲剧,以及在精神荒原中无望的寻求归属之路。纵然剧作家无意为这一悲剧给出答案,但在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今天,重新解读《毛猿》更具有警世意义。

关键词:奥尼尔;《毛猿》;生态主义;悲剧

美国悲剧大师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 1888--1956)的《毛猿》通常被认为是剧作家“极端表现主义”的代表作而享誉世界。奥尼尔一生执着于探索人的精神归属和宗教关怀,同时又常将视角聚焦在大海和陆地的冲突主题上,《毛猿》恰是对这些主题的最好彰显。历来,学界对此剧的解读,大都探讨以扬克为代表的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失败的悲剧,这大抵符合剧作家的创作宗旨。奥尼尔曾就此剧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毛猿》也是宣传,因为它象征人失去了与自然界原有的和谐。人在动物时期与自然一向和谐相处,而如今人在精神上还未能取得和谐。”[1](P.232)扬克在寻求自然、社会与精神和谐方面都是一个失败者,这为从生态主义批评切入解读提供了可能。

参照生态学者关于生态批评就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区分来诠释《毛猿》,自然生态以自然为研究对象,表现为帆船时代同蒸汽时代的对立,以及工业文明对大海和水手的异化悲剧;社会生态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表现为扬克在水手群体和底层世界不得为伍的遭遇,以及同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冲突悲剧;精神生态以人的内在情感和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表现为象征人类的扬克从人到猿的思想扭曲和精神异化,以及寻找精神归属失败的悲剧。《毛猿》展现的生态悲剧形象地演绎了20世纪荒原社会中人类尴尬的生存境遇和艰难的精神探索历程。

一、自然生态悲剧

回归自然是生态文学的永恒梦想,自然书写愈来愈成为欧美文学的重要主题。虽然并非所有作家都有意识地关切人类的生态危机,但进入20世纪,全球性生态思维越来越潜意识地影响到许多作家,奥尼尔即是其中一位。同吉卜林或康拉德类似,奥尼尔对自然的关注,主要表现为对大海的喜爱。弗吉尼亚·弗洛伊德认为,奥尼尔“终生沉湎于大海之中,而大海在他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P.1)奥尼尔从小与大海有着自然的亲近,航海生活影响了他一生,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从早期的海洋

作者简介:康建兵(1981— ),男,四川泸州人,文学硕士,长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剧习作(如《东航卡迪夫》),到中期现实主义戏剧的深化和表现主义戏剧的成功(如《安娜·克里斯蒂》),再到晚期写实主义戏剧的回归(如《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大都或隐或显地传唱着一个古老主题:对诗意般的大海生活的向往和迷恋,对象征肮脏邪恶的陆地生活的逃遁和诅咒。《毛猿》首先呈现出的派迪和扬克的一场对话,集中表现了以派迪为代表的帆船时代和自然文明同以扬克为代表的蒸汽时代和机器文明的尖锐冲突。##end##

派迪是远洋邮船上的一名老水手,作为大海的儿子,他是一个无法适应现代生活、希望活在过去的人。奥尼尔通过派迪宗教般狂热回忆的描写,用优美的语言展现出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妙世界。在帆船时代,“船是漂亮的,水手都是海的儿子,就好像海是他们的亲娘。他们的干净皮肤,他们的明朗眼睛,他们的笔直的背和丰满的胸膛!他们无忧无虑地唱着劳动号子歌。”“白天,干干净净的甲板上照着温暖的太阳。太阳温暖了你的血,千万里闪闪发光的海洋上,风像烈酒一样被吸到你肺里。”“夜里,船后面的浪花发着闪闪火光,那时,天上会冒出火焰,星星眨眼。”在那样的时代,人和大自然是和睦相处的,“一条船才算得上海洋的一部分,一个人才算得上船的一部分,大海把一切都连接起来,结成一体”。[2](P.417)这是派迪的归属,是人类在大海母亲怀抱中天真而快乐的图景,是生态主义者布伊尔呼吁的“想象海洋”的昙花一现。

同派迪相反,司炉工扬克是一个自以为很能适应现代生活的人,他比其他水手更健壮、更凶猛、更有力和更自信。他认为,只有产业工人才“顶事”,他们铸造钢铁、开动机器、推动轮船、创造世界,而他本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夸口自己使邮船一小时走二十五海里,他“是机器的一部分”,“是喂机器的蒸汽和石油”,“是使你听得见的噪音的那种东西”,“是烟、特别快车和轮船和工厂的汽笛”,“是能使金子能铸成钱的那种东西”,“是炼铁使它成钢里面的肌肉,钢背后的力量!”因此,扬克认为派迪“不再算数啦”,认为他那些“关于白天和黑夜的昏话;所有那些关于月亮和星星的昏话;所有那些关于太阳和风的昏话,还有新鲜空气等——全都是白天做梦”。[2](P.417-418)

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类进入近现代后,人与自然就不得不顺命于近现代技术的本质——座架的奴役。[3](P.255)作为经历了两个时代的老水手,派迪对毁灭自然与人性的现代文明心怀愤怒。他坚信机器并非受水手控制,相反是在永无节制地吞噬他们。正是扬克所向往的钢铁时代的到来,才使得那艘象征现代机器生产的邮船成为一座埋葬水手的地狱。派迪带着忧伤的心情控诉道:“烟囱里的黑烟污染了海,污染了甲板——该死的机器敲打呀、敲打呀、摇晃呀——看不见一道阳光,呼吸不到一口新鲜空气——煤灰塞满了我们的肺——在这个地狱一般的炉膛口里,我们的脊梁断了,我们的心碎了——喂这个该死的炉子——随着煤一道,把我们的性命也喂进去了,我是在想——就像关在铁笼子里的该死的人猿!”[2](P.418)派迪已意识到他们的遭遇等同于动物园铁笼里的毛猿。“现代人征服了空间、大地、疾病、愚昧,但是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却只不过在精神的熔炉里化为一滴泪水。”[4](P.149)因此,这位面孔极像猴子、一对小眼睛里饱含着那种动物的悲哀和忍受痛苦的神情的老水手,倒是希望当他梦想着那过去了的日子的时候,一股饱含着阳光的巨浪会把他从船边冲下海去。

20世纪著名的生态文学作家雷切尔·卡森曾断言,不管人类怎样蹂躏自然,其破坏将在浩瀚的大洋边终止,因为大海是不可征服的。但到了晚年,卡森发现并公开承认这一判断失误:“即使是看来属于永恒的大海,也不仅受到了人类的威胁,而且几乎被人类掌握在毁灭性的手中”。[5](P.120)与卡森同时代的奥尼尔,其实已在早期剧作中(如《鲸油》、《渴》、《与众不同》)大量展现了人类对大海残酷性的征服和掠夺,以及由此带来的悲剧。派迪的悲哀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的尴尬处境,以及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割裂状态。派迪向往的帆船时代一去不返,而是被扬克鼓吹的机器时代取代;大海母亲被油污和浓烟玷污得面目全非,水手不再是大海的儿子,不再是深层生态学中“自我实在”的“自我”,而是被异化为“漂泊的陆地”——铁船的一部分。人类悲剧的开始,就在于不自觉地赞同被物质文明所异化而不自知的盲目自信。

二、社会生态悲剧

生态主义者认为,当代科技不仅成了统治自然的工具,而且也成了统治社会和人的工具。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和人文危机。生态文学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着力点却在人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上。美国著名生态文学家爱德华·艾比认为,生态文学家“要像梭罗那样超越了简单的自然文学范畴,而成为社会的、国家的以及我们现代工业文化评论者的作家”。[6](P.137)在这一点上,奥尼尔无疑走得更远。《毛猿》一方面展现了帆船时代与蒸汽时代,以及大海与陆地的永恒对立主题,另一方面,通过扬克对自我异化处境的麻痹,在社会层面探讨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态悲剧问题。奥尼尔通过《毛猿》对美国乃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异化危机的批判,成为生态文学的突出表征。

《毛猿》展现了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困境。奥尼尔将《毛猿》的故事背景安排在横渡大西洋的一艘远洋邮轮上,水手的工作是在被称为“活地狱”的底仓为炉膛口添煤。奥尼尔在展示水手群像时,不厌其烦地用一种非人化的词汇来加以描述,他们不再是帆船时代有着明朗的眼睛、笔直的背和丰满的胸膛的健壮汉子,而是被白色钢铁禁锢的、一条船腹中的一种压缩的空间里的一群苦工;他们有着天然的佝偻姿态,所有的人胸脯上都是毛茸茸的,长臂,力大无穷,凶恶忿恨的小眼睛上面额头低低的向后削去,活像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的模样;他们在炉膛口日复一日的重复着单调劳累的动作,以至手臂的动作都失去了人应有的灵活而变得机械僵硬、整齐划一;他们异口同声说出的字眼有种响亮刺耳的金属声,听上去他们的嗓子眼就像留声机的喇叭一样。除了底仓这群被异化的水手外,上等舱的绅士阶层同样难逃厄运。在《毛猿》第二场的舞台说明中我们看到,尽管海洋风光美丽鲜明,甲板上阳光汹涌如潮,然而赏景的却是两个既无生气也不协调的人物:米尔德里德和她的姑妈。米尔德里德患有贫血症,脸色苍白,“好像她的那个家族的生命力,在她受胎成形之前就枯竭了”,她的姑妈“像一块搽了口红的面团”,[2](P.421)精神空虚。两人互相挖苦对骂,一幅丑态。除此以外,陆地上不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资本家们,也在另一个极端被异化为一类木偶似的人物:脸庞苍白病态、表情冷漠麻木、举止生硬呆板,除了头发、皮肤、眼睛的颜色稍有不同之处,都很相像。以扬克为中心展开的荒谬世界中的现代人,都沉沦在集体异化中。

《毛猿》还展现了人与社会关系的生态悲剧和异化主题。美国社会学家布克津说: “几乎所有当代生态问题,都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根源。如果不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生态问题就不可能被正确认识,更不可能解决。”[6](P.137)在20世纪社会生态关系严重溃败的同时,人与人之间也变得更加冷漠势利。回顾奥尼尔早期航海剧,水手都是大海的儿子,他们粗犷朴实,情感真挚。然而,《毛猿》中的扬克和派迪,已分化为格格不入的代表不同价值取向的两极。扬克鄙视其他水手的弱小无能,这使他成为水手中的局外人,因此常常陷入孤独的“思考”。实际上,按照奥尼尔的创作想象,扬克也在努力寻求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建立。奥尼尔认为,扬克在“努力寻找“归属”,寻找一根线索,使他能成为整个生活编织物中的一个部分——我们大家努力在做的也就是这一点。创作这部作品的一个想法,就是要表明这根失去的线索,按字面讲,这根“连结的线”就是人们之间的互相理解。”[7](P.323)但是,已被严重异化的水手徒有一具躯体,内心已经枯竭,因此,扬克要寻找的这根“绳子”根本无法连接起来。

扬克除了同水手产生隔膜外,还同以米尔德里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产生了尖锐冲突。米尔德里德是钢铁托拉斯总经理的女儿,她矫揉造作,执意要到底舱参观。在弥漫着煤灰的炉膛口,她看到一排赤身露体的水手在用一种奇异的、笨拙的、摇摆的节奏铲煤,他们的阴影轮廓就像一群蹲着的、低头弯腰带着锁链的大猩猩;扬克一只手里拿着他的铲子,凶恶地在头上挥舞,另一只手捶着胸膛,像个大猩猩一样大叫。米尔德里德吓得大骂“这个肮脏的畜牲”,几乎晕死过去。米尔德里德对扬克的否定变成了扬克对自己存在价值的质疑,他的自信不知不觉变成潜意识的自卑。但扬克没有就此放弃,他要复仇。于是他和勒昂一同上岸,东奔西走,试图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力量与价值,而获得的只有别人视而不见的目光和冷冷的嘲弄。由于害怕自己被连累,勒昂最终也弃扬克而去。扬克带着诚意要求加入世界产联,结果遭来一顿毒打。因此,即使是在与扬克同属同一阵营的底层,扬克也遭到遗弃。扬克在现代异化社会追寻自我价值,必然失败。

《毛猿》展现的社会生态失衡,实则是剧作家对现代异化社会图景的一个缩影。正是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和社会统治和奴役,才造成了扬克失去“存在”而落得“无家可归”的悲惨结局;正是严重的社会危机造成的人性异化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才造就了一个“不健全的社会”(弗洛姆)、“单面性的社会”、“病态的社会”(马尔库塞)和“总体异化的社会”。因此,奥尼尔在谈到剧中社会关系的恶化时说,“我在剧中试图挖掘得更深一些,试图探索人在他那幼稚的骄傲和个人主义与社会的机械化发展产生矛盾,互不相容时,他的灵魂深处出现的混乱情况。”[7](P.322)奥尼尔的创作主旨,实则已触及资本主义弊病的本质问题,这和生态社会学一贯主张是不谋而合的,即环境危机的实质是社会问题,只能通过社会和政治的手段来解决。但一生只对“人与上帝关系”感兴趣的奥尼尔并没有在《毛猿》中开出拯救社会危机的药方,因为在他看来,《毛猿》至少正视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答案,或许这一“保守”立场恰是他的深刻思考所在。

三、精神生态悲剧

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危机的爆发,除了客观自然环境恶化外,更多的是来自于人类文明自身。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毁灭性破坏,导致生态系统的迅速崩溃;人与人,人与社会生态关系的恶化,又使得社会制度和文化创新陷入到一种加速循环的毁灭中。它们在改变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平衡机制和自我恢复能力的同时,也使人类精神生态陷入深度危机。扬克的生态悲剧,按照生态批评学者弗鲁姆的观点,实际上是西方文化古老主题中人的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冲突在新的历史条件的反映,是人类寻找精神归属一无所获的悲剧,是20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我关系精神异化的悲剧。

《毛猿》中的水手不仅在形貌上被异化为毛猿,更可悲的是,他们对于自身异化已经麻木不堪,即使像派迪那样意识到自己的悲惨处境,也无法打破外在条件的禁锢,而是被迫继续充当机器的齿轮。扬克也只是在遭受打击后才有所醒悟,他朦胧地意识到“身份危机”,于是开始寻找归属。然而,在扬克寻求自我的过程中,毛猿形象已深深刻在他的脑海,使他不自觉地把每件事都与毛猿意象联系起来。如第六场中,当一个妇女看到橱窗里的一张猴皮时,高兴地叫了起来,扬克听到这叫声,感觉脸上被人重重打了一拳。扬克在象征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纽约五马路闹事,结果被投进监狱。出狱后,扬克试图加入世界产联,尝试走社会主义道路,结果挨了一顿毒打。扬克所到之处,感受到的都是漠视与摒弃,因此他越来越相信自己不属于人类社会,而是一头真正的毛猿。剧终,扬克来到动物园,无比羡慕铁笼里大猩猩,因为它们至少还有绿树和丛林的梦想,还有像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的回忆。对比起来,扬克“没有过去可想,也没有未来,只有现在,而那又不顶事”,“我不在地上,又不在天堂里……,我在天地中间,想把它们分开,却从两方面受到了夹缝罪”。[2](P.459-460)就像奥塔维奥·百师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描述一样,“我们被‘判’走入现代。我们无法废除工业技术与科学。‘回头走’不可能,事实上也无法想象”。[8](P.147)扬克从邮船这个钢铁笼子走向兽笼,最后死在猿猴手里,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结局,扬克的遭遇象征了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最终结局,象征人与现代文明的决裂状态。

奥尼尔在剧中还多次提到扬克的“思考”,并多次强调他思考的姿势颇像罗丹的雕塑《沉思者》。扬克的沉思一方面构成了一种喜剧性的谐谑效果,另一方面,也是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别人眼中只是一头动物,却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悲哀。然而,扬克毕竟还能“思想”,但思想者常常是痛苦的,现代人深刻的悲剧性也在于此。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人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沉思者》的反复出现,是在暗示我们要往内心的精神层面去发掘自我,要为自我的精神坚守处境做出应有的努力。美国学者霍特斯·弗伦兹在论述一次德国演出中扮演扬克演员的造型时甚至指出,扬克“双臂在身旁晃荡着,脚步拖沓,像头动物那样笨头笨脑,粗手粗脚,他对这些世人敞开心扉。当他们制服他,把他扔在地上,他那副天真相有点救世主的味儿,一个被世人看不起的背十字架的典型”。[1](P.229)弗伦兹认为,从扬克的悲惨处境的某些方面——他的异化,被欺骗和社会上各阶级的排斥——可以看出他身上有一种基督形象的特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与扬克一开始对宗教和《圣经》的嗤之以鼻,剧终却又向上帝哀号形成鲜明对比。“新时代的本质是由非神化、由上帝和神灵从世上消逝所决定,地球变成了一颗‘迷失的星球’,而人则被‘从大地连根拔起’,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9](P.195)从这一点来看,以杨克为代表的人类精神生态悲剧,已不再局限于产业工人阶级的命运悲剧,而是打上了现代荒原世界中宗教探索的内涵,纵然扬克背负的十字架不无滑稽戏谑成分。

扬克的精神生态悲剧,折射出了近百年来西方人在征服自然方面获得了极大成功的同时,也把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自己置于非自然的情形之下,让人生活在强加的、人为的生存方式之中的窘境。科学物质主义的到来弱化了心灵创造的能力,人的主体精神异化在物欲的病态膨胀中。奥尼尔生活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作为始终在努力探寻“大写背后”神秘的剧作家,他并非那些一味沉浸于艺术而忽略人类生存的思考者,“今天的剧作家必须对他所认为的时代弊病刨根寻源,即旧的上帝已经死去,而科学与物质主义又不能成为新的上帝来满足人们保留下来的原始的宗教本能,使他们找到生活的意义,而对死亡无所畏惧。在我看来,现在任何作家,如想写出有分量的作品,必须在他的剧本小说的小主题后面蕴含这样一个大主题。”[7](P.267)透过《毛猿》表层的自然与文明冲突主题,深究起来,奥尼尔关注的还是人的精神危机与精神归属的寻求。

四、结语

《毛猿》上演于1922年,同年问世的还有卡夫卡的《城堡》、艾略特的《荒原》、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第二部)等,在表现现代人生存困境方面,它们的出现不失为一个必然的巧合。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性的最根本特征是无家可归。奥尼尔笔下苦苦寻觅精神家园的扬克,同卡夫卡笔下的葛利高尔以及乔伊斯笔下的代达罗斯一样的艰辛无助。扬克作为笼中动物出现,他失去了归属感,拼命追寻失落的园地。正如奥尼尔所说:“人的斗争,过去是与众神,但现在却是他本人,与其自己的过去,与其企图‘有所归属’进行搏斗。”[7](P.249)扬克以死亡来寻求他的归属之旅,但他至死也没找到真正的归属。扬克被同类掐死,即使不能说是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也是一种象征性的“自杀”,。从某种意义上讲,扬克寻求自我的过程就是西方社会走向衰亡的过程。扬克的悲哀,是20世纪荒原时代人类的集体悲哀。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剧作家为何将《毛猿》一剧的副标题取为“关于古代和现代生活的八场喜剧”,因为“扬克就是你自己,也是我自己。他是每一个人。”[7](P.323)在人类生态日趋恶化的今天,从生态层面来探讨《毛猿》一剧更具有警世意义。

参考文献:

[1](美)弗吉尼亚·弗洛伊德.尤金·奥尼尔的剧本——一种新的评价[M].陈良廷、鹿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2](美)奥尼尔.奥尼尔文集(2)[M].郭继德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Jonathan Bate.The Song of the Earth[M].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of Press. 2000.

[4]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5]Carol B, Gartner.Rachel Carson[M].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1983.

[6]余谋昌.生态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7](美)奥尼尔:奥尼尔文集(6)[M].郭继德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8]叶维廉.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M].宋祖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The Hairy Ape’s Ecologism Tragedy


Abstract: In the ecocriticism, The Hairy Ape is an ecologism tragedy of subconsciousness nature writing, it displayed the modern man’s tragedy of found harmony between nature, society and psychology. In the drama, O’Neill last the exploring to the theme which between sea and land’s eternal conflict in the drama, it disclosed Yan’s tragedy, who is the modern man’s representative’s, that containing his outsider position and the alienation from man to monkey, and the no hope road to pursues his home. Also playwright has no intention to give answers to the modern man, the reinterpreting of The Hairy Ape have more warning meaning especially fac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further worsen in today.

Key words: O’Neill; The Hairy Ape; ecocriticism; trag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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