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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重大问题提出中国方案
 
更新日期:2019-05-31   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浏览次数:224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中国方案的诸多成果,都是在探索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中形成的,这些重大问题真正构成了中国方案的实体性对象和内容。所以,除非这些问题本身能够相应地得

 
中国方案的诸多成果,都是在探索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中形成的,这些重大问题真正构成了中国方案的实体性对象和内容。所以,除非这些问题本身能够相应地得到深入追问,否则,中国方案就会始终是浮于表象的纸上之谈。因此,中国方案从根本上来说,将不可避免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性实践中获取其实体性对象和内容。这正是习近平所指出的,要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中国方案。[1]
提出方案本身即内在地包含着发现问题,继而再现(即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把它们呈现出来)、诊释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序列。世界呼吁中国方案,中国提出中国方案,要义不仅在于再现、诊释和解决问题,还在于发现和提出问题。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路,关键不是如何回答问题,而是提出问题,如何明确地透彻地提问,而非只是问问而已。[2]7马克思也曾深刻地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3]203甚至有的时候,问题新的提法本身就已经包含着问题的解决。[4]168可以说,问题的质量决定答案的质量。马克思主义者的提问,不是形而上地问、思辨地问,而是辩证地问、历史地问。一个最根本的要求还在于,提问必须使有效行动成为可能。换言之,我们必须以能使有效行为成为可能的方式提问。不如此,就会彻底背离中国方案的实践精神,助长单纯解释世界的滥觞。
西方曾一度以“自我”为视角,把其他国家和文明设定为“他者”,以攫取“他者之镜”的工具效用,求得对“自我”的更好认知。这很大程度上即反映了,单纯的西方视域发现问题的局限性。按照一些学者的理解,发现问题与否,在于“理论总问题”将其结构性地规定为可见的东西,还是结构性地排除在可见的东西之外。科学本身“只能在一定的理论结构即科学的总问题的场所和视野内提出问题。”[5]因此,如果束缚于既定的思维惯性和理论视域内,很可能无法将存在的问题可视化。这些已在的问题就会变成非存在,就是无,也就根本谈不上再现、诊释和解决问题。这不可避免要求视域的融合、文明的互鉴和技艺的交流。中国方案不是囿于自己的文明就能建构起来的,它不可避免要求借助世界各国的文化成果。“一带一路”奉行的“沿线国家的合唱”[6]原则,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中国方案也不是从“自我”出发,把马克思主义自诩为绝对的科学,对问题做主观主义的解读,而是“面向事情本身”,回到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建立其上的最直接的样态,尤其要看看它们在未受西方思维和价值染指之前的本真状态。因此,中国方案并不在意识形态的偏见下,采用“还原主义”的方法,将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矛盾冲突,进行“本质主义”的还原,还原到人的差别上(原子式的人与宗法式的人)、社会制度的差别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差别上(最大的市场与最大的计划)、权力格局的差别上(一党制与多党制),等等。继而将问题的解决鼓吹为,不对这些“本质”进行改革或革命,就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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