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历史尘烟里的警世钟
“先忧后乐清风愿，从来治世民为天……。”一曲悠远激昂的《海阔天青》片头歌，让观众不由自主把目光投向了再次掀起浪潮的《大明王朝1566》。自从《雍正王朝》开启了“帝王戏”的潮流，又经历了像《汉武大帝》的轰动以后，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便开始在荧屏上风声水起、愈演愈烈。电视剧的“帝王戏”到了今天的《大明王朝》，其地位、影响力以及它们的轰动效应远不及当年的《雍正王朝》那样声名显赫，但是它对史事的生动描绘，对历史人物的另类塑造，还是向观众展示了大明王朝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一、完美结合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历史剧的创作，如鲁迅先生所说：一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一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者’。前者，较为强调历史的真实。后者较为强调艺术的再创造。但是不管哪一种，都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历史事实作严肃认真的考察和剖析，以便得出科学的结论，还需运用电视剧的艺术手法，形象再现历史的真实。”⑴《大明王朝1566》无疑是这两种创作方式的结合。全剧展现的是中国封建史上商业经济十分发达，手工作坊经济十分发达的时代，也是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土地兼并使大量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贪墨横行使大明朝的统治岌岌可危。正是在尊重这样的历史背景的同时，编剧对剧情进行了大胆丰富的艺术想像和艺术虚构。《大明王朝1566》的剧本的确有多处虚构，但是它们符合历史精神。正如编剧刘和平自己所说的那样：“写历史剧，你可以不完全拘泥于官修的历史，但一定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必须要尊重历史本质、历史文化和历史精神的真实。”⑵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都是官修史，不允许用文学的形象来改变它，即使是文学创作，也会受史学框架的束缚，以致于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很难展开合理的艺术虚构。但是我们看到，《大明王朝1566》不仅勇敢地突破了这一禁忌，更加难得的是它还达到了审美的高度，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譬如，历史上并没有“改稻为桑”，但它在剧中被奉为国策施行；张居正先于历史加入内阁，在与严嵩父子的明争暗斗中助了一臂之力，海瑞不但公义无私，辩才雄奇，律法精通，是国之栋梁，而且孝顺老母，疼爱子女，与历史上那个四处碰壁的道德标杆有所不同；嘉靖深居宫廷，却遍知天下大事，他洞若观火，与大臣大玩心理战术；胡宗宪被美化，李时珍被传奇化，严嵩的忠君之道和谋国之忱有了一丝褒扬的意味……这些并不是常人所理解的那样，是脱离历史的杜撰，而是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艺术的真实”，不能用真实与否的尺子去衡量历史剧的故事情节，因为历史剧通常都对历史进行了乔装打扮。
“历史学和历史剧是对历史不同形式的反映和再现，前者是科学地再现历史，后者是艺术地再现在历史”。⑶《求是》杂志这种观点是被学术界公认的历史题材剧创作的理论标准。无论是文艺理论界、思想理论界，还是权威的历史学家们都对《大明王朝1566》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史学家毛佩奇说：“《大明王朝1566》成功塑造了嘉靖与海瑞等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对于艺术的虚构也是在基于史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合理创作，把握住了那段历史的本质。”⑷
二、消费历史中的文化品味##end##
在娱乐狂潮来势汹涌的当今社会，为了满足大众的精神性消费，戏说风在所谓的“历史剧”创作中经久不衰。眼下所说的精神性消费，大多是指“在当今这个消费主义时代所出现的独特现象，即带有后现代消解色彩的一种娱乐化消费、快餐式消费。”⑸正因如此，现在观看和欣赏历史故事也都是在“消费”历史，消费是文化生产的终极目标，所以，荧屏上不断地充斥借历史之名，行娱乐之实的历史剧。它们以娱乐、新编的历史来博得观众一笑，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往往并无实质的意义和文化品味可言。《大明王朝1566》虽然在入戏时也有虚构和编织的内容，但是它表现出了一定的思想和艺术感染力，正如明清史学专家冯尔康给予的评价一样“具有浓郁的文化品质。”⑹
这种文化品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民族精神的传承
海瑞是全剧的一把利剑，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凛然正气，只有他笃定地相信“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他将剑锋直指封建制度的根本，勇于直言，敢于死谏。他与传统的包拯、狄仁杰等清官不同，他向腐败的朝廷和官场全面宣战。他侍奉老母，几十年如一日毫无怨言。在他的身上，实现了忠孝两全的神话。因而海瑞展现给观众的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是国之栋梁，也是老百姓真正视如己出的儿子。他以“小情小我”的方式成就了“大情大我”。在他的血液里，流动着一种精神和一种理想。《大明王朝1566》就是通过海瑞这一形象的塑造来传递这种精神和理想的，那就是追求真理，为民为天，大公无私。
2、 忠君伦理的尊重
“人心似水，民动如烟，为了我大明的江山社稷”“可怜天下苍生”“天下无不是的君父，只有不是的臣民”……这样的台词在剧中俯拾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实质是王权主义，君臣关系的本质也是王权主义。”⑺无论是为人练达的吕芳，视事明澈的胡宗宪，还是敦厚愚忠的黄锦，耿直的周云逸，甚至常常与时局格格不入，敢为天下先的海瑞，都有着为皇帝鞠躬尽瘁的豪气，他们或被流放，或被打入牢狱，或死或亡，或惩或罚，或贬或谪，但他们都无怨无悔。他们的行为自始至终都被一种精神力量主导着，这种精神力量也主导了中国几千年封建思想，即忠君观念。嘉靖能够二十七年不问朝政，却仍威仪不改，可见忠君观念的力量之大。
3、 儒家思想的推崇
海瑞是少有的孔孟的真实信徒，朝野上下，只有他无畏而无不畏，希冀以个人的力量，引领社会回复到历史和理想中的单纯。在官场上屡屡受挫的高翰文崇信理学。他的身上透露着最浓郁的书卷气。他不懂官场的尔虞我诈，也不谙商场的坑蒙拐骗，是儒家思想最为明显的体现者。高拱、赵贞吉等人极力推崇明朝大儒王阳明的心学。剧中还体现了孟子的为臣之道，即成仁取义，这以高拱的政治主张为例。
“有品味的历史剧善于历史故事中挖掘出历史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思想价值。”⑻ 《大明王朝1566》的导演张黎说：“明朝史是最能反映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政治理念的，明朝的政治制度也是中国古代最完备的。如果把明朝了解了，对中国的了解就上了一个新台阶。”他的话实际上也表明了《大明王朝1566》的意义所在。所谓的历史剧总要在历史中得出某种启发，以史为鉴，方知兴衰得失。虽然张黎指出《大明王朝1566》旨在呼唤一种理想，但是它所呈现的历史，还是传递了中国传统中有积极意义的价值内涵，也给了现今社会一种强有力的警醒和鞭策，例如如何加大反腐力度？如何继续宏扬爱国主义精神？如何体现仁爱的道德原则？如何关注民本意识等，都值得我们深思。
三、历史剧的合理化生存和苍白的道德评判
“历史作家有充分的虚构的自由创造故事，加以渲染、夸张、突出、集中，使之达到艺术上的完整要求，具体一点说也就是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没有浪漫主义也不能算作历史剧。”⑼ 但是，如今的电视荧屏上，戏说与趣说历史蔚然成风，它们把浪漫主义演变成了无厘头的搞笑和野史趣闻的牵强撮合，给观众带来的是一种虚空的审美快感，这种快感不需要复杂的审美活动，只是一种猎奇和释放。尽管它们能够暂时地缓解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但是长此以往，也必然导致庸俗历史剧的泛滥。当野史、民间传说纷纷以一种新的叙事结构来重构历史时，往往给观众造成了一种疑惑：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样的？究竟是历史误导了我们，还是我们误读了历史？历史被商品化、快餐化以后，其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也便逐渐失落了，这种失落带来了历史剧的生存危机。
比如之前的《雍正王朝》，与《大明王朝1566》齐头并进的《卧薪尝胆》，都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表现模式和运作方式。在熟悉这种模式的观众看来，这类电视剧也已经形成了一种“常态”，也就是说，“皇帝不再被当作受命于天的偶像去崇拜，历史不再仅仅是皇家的历史，而是立足于民本意识上的人民的历史。”⑽新的叙事态度造成了新的批评机制的产生，即便是各方评价颇高的《大明王朝1566》也一样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只不过这种局限性在其艺术成就光环下，瑕能掩瑜。
1、 历史的另类解读
譬如，《大明王朝1566》对历史的另类解读就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他们认为，在剧中刚正不阿的海瑞，亦未能脱出“朱姓家奴”的角色，“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和“为了朝廷，为了皇上”是他常说的两句话，正是这两句话，恰恰暴露了矛盾的所在，使三者的轻重截然不同。再如历史上的嘉靖无甚作为，但他的一句“ 不议朝局，谈父子”就足以让他的形象成为观众议论的焦点。另外，他以“长江水清，黄河水浊，水清水浊皆要用”的思想来推行他的治国之道。他主张“无为而无不为”，却又在修建道观庙宇时打破了这种无为状态。再如历史上的大奸臣之一严嵩，他陷害忠良，终饱私囊，专横跋扈的本性被剧中的老态龙钟所遮掩。还有李时珍与海瑞的相识有待商榷，历史上的李时珍和海瑞本无交往，海瑞看病的情节也显突兀。这些问题都相继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2、 尴尬的中国编剧
有人指出，现在的中国编剧把有限的才华用在了挖掘政治斗争内幕，臆造历史的噱头上，也就是说，他们在制造着经济热时代里的政治消费。因此有人针对《大明王朝1566》里奸党与忠臣的对立，清流与浊流的相斥，将其归为暗藏玄机的政治戏。难填的欲望深壑，无休止的派系斗争，复杂暧昧的政治关系，都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去争权夺利，这些冲突、矛盾和紧张的关系，演绎了一场场扣人心弦的政治戏。
在这个国富民强的年代，人们并不缺乏对严肃的历史和政治言说的热情。2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中国人仍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寻求政治解决，也有太多的政治情绪需要文化表达，但是在如今日益商业化的市场竞争中，编剧们却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不愿一味迎合市场而粗制滥造，另一方面，他们又立场暧昧，封锁了许多真正值得演绎的历史。
3、 苍白的道德评判
《大明王朝1566》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刻画了人性的复杂，向观众呈现了制度的巨大威力，对于人物不是简单的描写和解读，而是有深度和变化的审视，针对著名书评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指出的“剧中塑造的嘉靖仙风道谷过头了”⑾的说法以及“严嵩可以咸鱼翻身”的批判，导演张黎和明史专家“十年砍柴”都认为：“不要以道德标准来衡量一个皇帝和一段历史，该剧就是因为没有拘泥于道德的批判，而是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和历史的逻辑。”⑿
皇权制度下，历史尘烟中，道德评判或许苍白，但是以历史的眼光看历史，就会发现，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符合当时的历史，但是作为历史剧的创作者，还要做到以历史的眼光看现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有助于今天重新认识历史。嘉靖27年不上朝还能牢牢紧握政、军、财权，这种体制的背后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本质，时代容许研究它。”⒀《大明王朝1566》在反贪力度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开展以及制度改革的推行上提供了一部集政治性、思想性、借鉴性于一体的可视教材。
在国泰民安的时代，我们需要有才华和使命感的创作者奏盛世之乐章，也需要有胆识和责任感的创作者敲警世之洪钟。《大明王朝1566》让我们铭记曾走过了怎样漫长的洪荒与黑暗，也铭记“先忧后乐清风愿，从来治世民为天”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
注释：
⑴高鑫：《电视艺术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1版，第297页。
⑵《湖南日报》：《从<大明王朝1566>的热播看刘和平的突围》www.sina.com.cn
⑶邢贲：《历史，历史学，历史剧》。
⑷《湖南日报》：《从<大明王朝1566>的热播看刘和平的突围》www.sina.com.cn
⑸金丹元：《电视与审美——电视审美文化新论》，学林出版社 ，2005年，第237页。
⑹《湖南日报》：《从<大明王朝1566>的热播看刘和平的突围》www.sina.com.cn
⑺刘泽华：《〈大明王朝〉乃文学传神历史命运之笔》。
⑻金丹元：《电视与审美——电视审美文化新论》，学林出版社 ，2005年，第233页。
⑼吴晗：《谈历史剧》，《文汇报》1960年12月25日。
⑽刘书亮：《中国优秀电影电视剧赏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年，第278页
⑾⑿《田连元、张黎、十年砍柴舌战〈大明王朝1566〉》www.sina.com.cn
⒀《湖南日报》：《从<大明王朝1566>的热播看刘和平的突围》www.sina.com.cn
杨旦修：443002 湖北省宜昌市大学路8号三峡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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