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生在汉传佛教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是毋容置疑的。尤其在涅槃佛性思被定调为汉传佛教思想之主旋律的历史演变中，他不斥为奏出了推波助澜之强音。而“被摈”事件则为其颖悟聪哲、慧解为本、孤明先发等为特征的学思之旅画上了浓墨重彩且又意味深长的一笔。关于“道生被摈”的讨论，学界主要依托的文本是《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而关于该事件的记载，大体而言，两者鲜有差别。在此以《高僧传》为主要文本，对“道生被摈”的来龙去脉做一简单阐述。
道生“常以入道之要，慧解为本”，而“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故在此基础之上，道生“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报义，顿悟成佛说。又著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笼罩就说，妙有渊旨，守文之徒，多生嫌嫉，与夺之声，纷然而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可成佛。于是大本未传，孤明先发，独见忤众。于是旧学以为邪说，讥愤滋甚，遂显大众摈而遣之。”[ 石峻、楼宇烈等编著：《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16-217页。]
从上述内容可以发现，其被摈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由于其学思以“慧解为本”而追求“圆义”，故提出了诸多“笼罩旧说，妙有渊旨”之新论，从而使得“守文之徒，多生嫌嫉，与夺之声，纷然竞起”。再者，由于“孤明先发”的“阐提成佛说”触犯众怒。最终在“旧嫉”到“新怒”的质变中，道生被逐出了建邺。
以上两点也成为了学界关于“道生被摈”的普遍看法。如对道生研究极具开创性的汤用彤先生关于“道生被摈”也只是说：“其被摈之故，《祐录》《僧传》均为因立以阐提皆得成佛义。”[ 《汤用彤全集》卷一，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62页。]除此之外，汤先生便未再作任何讨论，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关于“道生被摈”的具体时间之考证上。可见，在汤用彤先生看来，《祐录》与《高僧传》关于“道生被摈”的原因，交代的已经很清楚了，故无再做讨论的必要。而与汤用彤先生同等重要，但思想却多有相左的吕澂先生关于“道生被摈”则说道：“对于道生的一些议论，一般人原来已有异议，当他提出‘一阐提’也可成佛的看法后，就更加激起人们的不满，群加抨击，以至于采取了戒律上的处分，将他逐出建业。”[ 吕澂先生所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重印版，第115页。]可见，吕澂先生也是完全本着《祐录》与《高僧传》而立说的。
如果立足于《祐录》与《高僧传》的表述而言，汤、吕两位先生的论述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就“被摈”这一历史事件而言，它是由“摈者”与“被摈者”共同发起的社会性事件。故这种解读更多只是站在了“被摈者”的视角之上，而对于由“被摈者”与“摈者”所共同支撑起的思想、社会背景则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