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谛”是印度佛教的重要思想，这种重要性同样展现于汉传佛教思想之中。但是，关于二谛重要性之显露，学界普遍认为当推至“六家七宗”，如余敦康认为，早期般若学形态的六家七宗思想之“中心主题不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真谛与俗谛的关系。”[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218页（“六家七宗”部分由余敦康执笔）。]李四龙认为“在智顗以前，从东晋的‘六家七宗’，经过涅槃师、地论师，一直到成实师、三论师，都提出过自己的二谛学说。”[ 李四龙著：《天台智者研究：兼论宗派佛教的兴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01页。]张雪松甚至认为真、俗二谛是“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后世评判六家七宗的一个重要标准。”[ 张雪松著：《中华佛教史——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第82页。]
对六家七宗之二谛思想论述更为详尽的当属周学农所著的《东晋和南朝佛教的二谛相即论》，它是中国学界少有的关于特定时期二谛思想的专题性研究。在该文中，作者从“宇宙生成论的相即”、“本体论的相即”、“认识论的相即”、“言教论的相即”和“佛性论的相即”等五个层面对东晋与南朝佛教的二谛思想进行了深入和细致的讨论。在周学农看来，六家七宗不但都很重视二谛，而且二谛理论也已经初步具备了丰富的义理内涵和较完善的理论建制。[ 周学农著：《东晋与南朝佛教的二谛相即论》，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93.1。]
而对此主流论断之形成起到根本影响的则应推至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汤氏对六家七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与论述，并认为：“于是六家七宗，爰延十二，其所立论枢纽，均不出本末有无之辨，而且亦均即真俗二谛之论也。”[ 《汤用彤全集》卷一，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4页。]
而以上论断的得出，吉藏的《中观论疏》、元康的《肇论疏》和安澄的《中论疏记》等著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它们不但成为学者研究六家七宗思想的主要依据，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了学者关于其它相关文献的解读。在这些论著中，都有关于六家七宗二谛思想的直接引证与论述。如在吉藏所著之《中观论疏》中，就明确说道：
第五于法开立识含义。三界为长夜之宅，心识为大梦之主……难曰：若而大觉之时便不见万物，即失世谛，如來五眼何所见耶。
第六一法师云：世諦之法皆如幻化。
第七于道邃。明缘会故有名為世諦。缘散故，即无，称第一义谛。[ 《大正藏》第42卷，29页中]
而在安澄所著之《中论疏记》中，不但阐述了六家七宗的二谛思想，更是明确列出了其中四家关于二谛的重要论著，如含识宗法开著有《惑识二谛论》，心无宗法温著有《心无二谛论》，幻化宗道一著有《神二谛论》，缘会宗道邃著有《缘会二谛论》等。此外，《中论疏记》还引用泰法师《二谛搜玄论》的观点，认为当时有十三家二谛义。[ 《大正藏》第65卷，第93页上。]故如果以这些著述为依据而断定六家七宗都极为重视二谛，当然是理自有据，确凿难驳的。
但是，就上述所列经论而言，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即它们都是出自于三论宗人之手。吉藏和元康是三论宗人自不必言。安澄虽非汉地僧人，但根据《望月佛教大辞典》和《大日本佛教全书》的记载，它是日本三论宗大安寺派的重要僧人。此外，在《中论疏记》中还引用列举出了数部与六家七宗之二谛思想密切相关的佛学著述，如《山门玄义》《述义》和《二谛搜玄论》等。虽诚如汤用彤先生所说：“书中于解六家七宗时，除引达康之疏外，引古佚书数种。”[ 《汤用彤全集》卷一，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6页。]书中除了引用慧达和元康的《肇论疏》外，许多论著都已佚失。但通过对《中论疏记》的解读，大体上可以确定上述相关论著都与三论宗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如关于《山门玄义》，论中说道：
今兴皇法朗师以僧诠师上足弟子，故云山门，从师立名。二从山门僧诠师而受玄义，故云山门玄义。”（《大正藏》第65卷，96页上）
依此可知，《山门玄义》为法朗从僧诠受教而作。而僧诠、法朗都是早期三论宗的重要代表。
关于《二谛搜玄论》很难做详细的讨论，只能知道其为治城泰法师所做。但《中论疏记》的相关引述中载有该论关于成实师二谛思想的讨论，其云：
四重二諦中初重二諦也。（《大正藏》第65卷，81页中）
可见泰法师对吉藏“四重二谛”思想的继承。此外，《二谛搜玄论》也被收录于《三论宗章疏》之中。故大致可以断定，泰法师亦应属三论宗人。
而关于《述义》，汤用彤先生认为就是《中论述义》，但作者不明。[ 同上，第176页。]虽然《述义》的作者不明，但《中论疏记》中有云：
今《述义》所释者，古三论师心耳。（《大正藏》第65卷，19页中）
故知，《述义》也应属于三论宗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