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迪厄模式中，他认为场域是“社会代理者行动和反应的场所。这既是代理者天生秉性使然，又是从这些社会场域的经历中获得。代理者对这些力量关系和其结构作出反应。代理者建构它们，感知它们，形成关于它们的观念，表征它们自身，等等。因此，代理者被力量限制、铭写在这些场域里，而为这些力量所决定。” ⑨这一段论述实际上牵涉了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对象—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在本文中就表现为新闻实践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调研中发现，罗湖区委宣传部在“双周发布”的方案中，明确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的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公信力。”等文字表述写入了方案背景。同时对2016年以来，中办、国办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要求部门主要负责人担当“第一解读人和责任人”，带头解读政策，传递权威信息等精神要求进行阐述，显示了“双周发布”新闻实践是在党和国家宏观政治场域下推进的性质。
在中观层面，罗湖“双周发布”也充分考虑了罗湖媒介生态的特殊性，不断改变管理和服务方式，拓展新闻实践的空间，主动参与全国与国际舆论场的塑造。罗湖与香港新界毗邻，辖区的罗湖口岸是联结香港和内地的“第一口岸”。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罗湖独特的新闻实践“场域”，本地的事件稍有不慎就会传播境外，引起不小舆情，对罗湖的城区的形象建构带来不可把控的影响。另外，广东（深圳）成熟的媒介体系，市民对新闻信息的要求不断提高，增加了罗湖的新闻管理难度。曾繁旭在考察都市公民行动后发现，“一定程度上，一个相对成熟的地方媒介体系往往可能弱化行政权力对地方媒体的管治，拓展公民行动的舆论空间”“（广州）的媒体倾向于在专业上相互‘竞争’和‘学习’，逐渐分享相近的专业理念。这种内部互动使得广州媒介体系形成了某种自治的力量，在政府管理空间之中达成某种平衡。”⑩ “双周发布”新闻实践是对这种媒介生态的应对，发布会除邀请融媒体记者外，还邀请居民代表、网民代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并开展现场互动。同时引入新华网或人民网图文直播，2018年起在人民网开设专题网页进行汇总发布。这种实践，不仅不断向媒体输入优质信息，最大限度压缩谣言空间，还主动回应市民关切，加深了与网民的沟通和信任，构建了罗湖舆论场与全国、国际舆论场的良性互动。自2017年7月创立以来，罗湖 “双周发布”已引发中央、省、市以及香港地区100余家融媒体平台报道及转发1800多篇次，单次发布会通过新媒体矩阵推广、弹窗、微博话题、视频转发等融媒体传播曝光量超过数百万人次。
在微观层面，各单位“一把手”的参与有利于国家宏观精神的渗透。据调查，这些“一把手”除了自身较长时间的教育社会化外，平均工作年限都在15年以上，经过了组织的层层考验和选拔，党和国家各项政策制度、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罗湖经济社会变革的历程早已融入他们的惯习之中，大大方便他们对社会结构作出正确的感知和反应，无论在发布会前的材料内容准备，还是在发布会上的临时互动，他们的亲自参与，都能让“双周发布”在社会框架下“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一定程度上说，发布者就是社会结构的承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