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讨《战时特刊》的文论，我们需要先对《文艺月刊》做一个概览。《文艺月刊》因其作为国民党官办刊物、作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主要阵地的身份，长期被视为右翼刊物。但实际上，《文艺月刊》具有复杂性，很难被完全归于“左翼”或“右翼”。这一方面与《文艺月刊》编辑群体相对独立的文艺立场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民族主义的双面性有关。
第一，《文艺月刊》的诞生，虽然源于30年代国民党试图加强意识形态统治，特别是压制左翼在文化界的声音，但是王平陵、王进珊等文艺界人士并没有完全贯彻国民党当局的意识形态，而是保留了相对独立的文学自觉性，并实际上践行着兼收并蓄的路线。在左右翼文艺争夺话语权斗争激烈的30年代，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存在着把文学当做宣传工具的观点。但王平陵反对这样的观点，欣赏郑振铎《小说月报》“内容总是规规矩矩站在文艺的本质上努力着，”而当时很多“以新的姿态出现的文艺刊物”却“踏入了前期革命时代所流行的口号式的叫喊，并没有什么东西留给我们。”[ 王平陵.我与文艺月刊[J].人言 1935（7）]这也成为他经营《文艺月刊》的原则上，“《文艺月刊》、《文艺周刊》等刊物，在王平陵的调和下，党派色彩比较薄弱，几乎从不正面阐发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营造出相对宽松、自由的氛围。”[ 赵丽华.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中央日报》副刊研究[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49]其以“本社同人”名义发表于创刊号上的发刊词《达赖满Dynamo的声音》，虽然也批判左翼普罗文学的阶级意识，对国民党当局的意识形态做出了妥协，却采取了一些策略：并没有像前锋社那样主张文学要树立所谓“中心意识”，而是强调超越阶级的人性、天才，“人性自发的最天真的冲动。”这已不是国民党当局的统治意识形态，而更接近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及新月派的主张了。而即使这类文章，《文艺月刊》也刊登极少。所以，比起“六一社”、《民国日报》等“虽然同处一地，但从来不刊载对方阵营中人的文章，更别提互通声气、携手合作，”[ 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3 ]《文艺月刊》的大平台呈现出多元交流的局面。其中有右翼作家的作品，有创造社、南国社、新月社、京派、现代派作品，有左翼作家作品；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以欧美理论、小说、戏剧，特别是柯立奇、兰姆等象征派或现代派居多，但也有日本、印度等亚洲作品，甚至许多苏联作品，如苏联儿童文学介绍、高尔基与莫斯科剧院、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专栏等。